大江大海1949 - 第4章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車站。鐵軌延伸到轉彎的地方，剪票口這邊南下的月台上，火車已經進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弧形的車頂皮上，爬滿了人。在門邊，有人用一隻手緊緊抓着門上的鐵杆，身體吊在車外。每一個車窗，都被人體堵塞。

美君心亂如麻，伸手要接過孩子，孩子就像觸電一樣大哭。奶奶本來就捨不得，眼看着火車要開了，老人家趁機說，﹁那？？那孩子還是留下來比較好吧？﹂向來果敢的美君，看看孩子哭得發漲的紅臉，看看火車裡大難臨頭的擁擠，這時猶疑了。她把手伸出去，又縮了回來，縮了回來，又伸出去。

哨聲響起，火車要動了，千鈞之重，都在一瞬間。

美君鬆開了手。

她對佛生說，﹁那，我們上車吧。﹂然後轉身拉起奶奶的手，說，﹁我們——很快就回來。﹂佛生把她，像貨物一樣，從車窗塞進去。

龍家院的族人一會兒重新挑起扁擔幹活去了，我和應揚走在田埂上，邊吃橘子邊談天，我問應揚，﹁後來，你對媽媽有任何記憶嗎？﹂應揚一下子就紅了眼眶，六十歲的人了，一說到衡山火車站，還要哽咽。

﹁只有一個印象留下來，就是——媽媽在火車裡，頭髮卷卷的。後來，長大一點，看到別人都有媽媽，只有我沒有，很難過。開始的時候，奶奶還騙我說，我就是你的媽媽，後來當然騙不住了。﹂應揚的眼睛深凹，特別明亮。一九八五年第一次找到他的時候，我從美國特地飛到廣州去﹁認﹂這個失落的哥哥。在滿滿的人群中，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是他，這就是他。﹂應揚皮膚黝黑，穿着農民的粗布，帶着底層人民的謙抑神情，過了一輩子挑扁擔、耕土地的生活，但是他臉上有美君的一雙深凹、明亮的眼睛，在洪水般涌動的人潮中，我一眼就認得。

應揚抑制着情緒，停了一下，然後繼續說，﹁小時候，每次在外面受了委屈，譬如講，老師跟同學指着你的鼻子說，﹃你爸是國民黨！﹄那就像拿刀砍你一樣，我總是想，如果媽媽在，多好，隨時可以回家對媽媽痛哭一場，可是一想到這裡，就更難過。每次火車從衡山站里開出來，經過龍家院速度都還很慢，我老遠就從屋子裡衝出去，拚命往鐵軌那邊跑，往火車跑過去，我去追火車，一路追一路喊媽媽媽媽媽媽？？我看到任何一個短頭髮燙得卷卷的女人，都以為那是我媽——可是我媽永遠在一輛開動的火車裡，我永遠追不上？？﹂9最普通的一年和應揚走在田埂上，幾株桃樹，枯枝椏上冒出了一粒粒嫩色的苞，襯着後面灰色的天空和黛色的山巒起伏，像一個超大的美麗畫布，前景還有一隻水牛坐在空地里，悠悠晃着尾巴趕果蠅，一派恬靜悠閒的農村風光。槐生，一個中國農村的孩子，非常具體的，就在現在我踩着田埂的龍家院的土地上長大。

一個出生在一九一九年的湖南小孩，他的這片土地，是怎樣的一片土地呢？

我翻開︽衡山縣誌︾。4槐生出生的前一年，民國七年，等着他到來的世界是這樣的：﹁四月，北洋軍閥吳佩孚部隊與南軍在湘江、水沿岸混戰，奸淫擄掠。青壯男女進山躲兵，成片稻田荒蕪。七月，苦雨、兵災、水災交加，農民苦不堪言，拖兒帶女，外出逃難﹂。

槐生兩歲那一年，衡山﹁五十多天不雨，田土俱涸﹂，﹁饑民成群外出乞食，或以野草充飢﹂。

五歲那年，大水滾滾從天上來，﹁湘江、河沿岸民房未倒塌者寥寥無幾，災民露宿兩三個月之久﹂。

十二歲那年，﹁大雨兼旬，山洪驟發﹂。

十五歲那年，﹁久晴不雨，大旱成災？？饑民采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飢。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

十七歲那年，山洪爆發，﹁農民外出成群乞討﹂。

十八歲那年，絲蟲病流行，湘江、水暴漲，衡山重災。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那一年，大旱，加上兵燹，大部分田土失收。秋天，瘧疾流行，衡山死亡兩千多人。國共戰爭全面爆發、烽火焦土的一九四六年，縣誌是這麼寫的：衡東境內發生嚴重饑荒？？饑民覓食草根、樹皮、觀音土，霞流鄉餓死一百八十九人，沿粵漢鐵路一線有數以萬計的人外出逃荒。

六月，天花、霍亂流行。秋，患病率達百分之二十四，死亡率逾百分之五，邊遠、偏僻山區缺醫少藥，情況更為嚴重。莫井鄉八三五五人，患瘧疾的達四二一一人。

唉，我再往前翻翻，看看比槐生早生十幾年的湖南孩子怎麼長大，縣誌說的簡直就一模一樣：民國三年，軍閥作戰，衡山境內初等小學由一百六十所減至十八所。

宣統元年︵一九○九︶，水旱蟲災交加，農民靠樹皮、野草充飢，成群結隊出外乞討，賣兒鬻女，死於溝壑者比比皆是。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六︶，連降暴雨，湘江、水橫流，發生﹁光緒丙五﹂大水災。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大旱災。災情慘重。

沈從文這個湖南孩子就比槐生大十七歲，一九○二年出生在湘西鳳凰鎮。

九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的時候，野孩子沈從文看見的家鄉是﹁一大堆骯髒血污的人頭，還有衙門口鹿角上，轅門上，也無處不是人頭﹂。5革命失敗了，官府到處殺造反的人。刑場就挑在沈從文常逃學玩水的河灘上。每天殺一百個人左右，看熱鬧的大概有三十個。抓來殺頭的，基本上都是無辜農民，後來殺的實在太多了，就把犯人趕到天王廟大殿前，擲筊.順筊開釋，陰筊殺頭。該死的農民，自動走向左邊去排隊，該活的，走向右邊。沒有人抱怨。

調皮的孩子每天到河灘上去看砍頭，一二三四屈指數屍體，要不然就興高采烈地跟着犯人到廟前看擲筊.6人頭砍下之後，地上一灘血，那看熱鬧的大人們，欣賞殺頭之後，品頭論足一番，還要前去用腳踢踢那屍體，踹踹他肚子，最後覺得玩夠了，無聊了，便散開去。

一九一八年，十六歲的沈從文已經從軍，跟着地方部隊去﹁清鄉﹂。﹁清鄉﹂就是去鄉下搜索所謂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農民就被繩子捆了來，先打一頓皮開肉綻的板子，再加一頓呻吟慘叫的夾棍；酷刑之下，超過半數的人畫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頭。

沈從文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裡，看了七百個人頭噴血落地。前兩年，地方道尹已經殺了兩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軍司令，又殺了三千人。現在輪到沈從文的衛隊，﹁前後不過殺一千人罷了﹂！7水災、旱災、大饑荒，加上連年的兵災，人民成群外出逃難。中國廣闊的大地上，路在山與山間迴轉，路上，全是移動的難民，倒在路旁的屍體，綿延數里。

這回來衡山之前，我以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開縣誌，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麼普通的一年啊！

10扛着鋤頭聽演講來到湘江畔一個寂寥的渡口。

剛好是黃昏，江面上開始起霧，薄薄的陽光融進霧氣，一種朦朧的溫柔色調使對岸的民居映在水色天色里，一片空靈。

一千年前，大學者朱熹和張栻就是在這條大江的一個渡口上岸，﹁朱張會講﹂的消息轟動士林，使得湘江畔﹁一時輿馬之眾，飲池水立涸﹂。

也是在這條大江的一個渡口，二十三歲的長沙師範學生毛澤東，在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和好友蕭瑜用一把雨傘挑着一個小包袱，故意不帶錢，用﹁叫化子﹂的方式步行千里去認識自己的土地，去鍛煉自己。想想，這不就是民國初年版的﹁嘻皮﹂

hitchhiking

走天下嗎？兩人又哄騙又耍賴地讓船夫渡他們過江。

徒步到了益陽，家鄉的農民情狀，蕭瑜記錄下來：毛澤東和我上了船，但覺河水暴漲高與天齊。整個景色全然改觀，無數房屋、樹木給淹沒了，在洶湧的洪水中僅能見到樹梢和屋頂。船上擠滿了人，哭聲震天，母親呼叫兒女，兒女哭叫父母。8毛澤東對農民的苦難，是不陌生的。

步行千里之後，兩人的衣服和草鞋都破爛不堪了，分手時，毛澤東急着回家，因為父母﹁給我做了兩雙鞋子，他們一定在等着我哩。﹂9三十二歲那一年，一九二五年，毛澤東對着湘江的煙波浩渺，一揮而寫﹁沁園春。長沙﹂：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一九二六年二月，國民黨領袖汪精衛支持毛澤東出任新成立的國民黨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委員，還兼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所長；在毛的主導下，講習所開始到各個鄉村去鼓動農民，成立﹁農民協會﹂，教導窮人起來鬥爭地主和富人，隨着國民黨的北伐軍占領湖南，湖南的農民運動如野火騰空，一下燃燒開來。

長沙的孩子在巷子裡玩的時候，稚嫩的童音唱的歌是﹁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這首歌，六十年後的孩子也會哼，只是歌詞不同，他們唱的是﹁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我和應揚坐在湘江的一葉小船上，老船夫把篙放下來，讓船在湘江的水上自由漫盪。

﹁爸爸的自傳說，﹂我問應揚，﹁他七、八歲的時候，常常跟着他媽到處跑，去聽演講、參加群眾聚會什麼的，還說，他媽到過上海紗廠做工。﹂脫下鞋襪，把腳伸進湘江水中，涼涼的，我想跟應揚求證的事很多。﹁祖母那麼一個湖南的農村婦女，又不識字，怎麼會去聽演講？怎麼有能力在一九二七年從衡山這種鄉下跑到上海紗廠去做工呢？﹂應揚回說，﹁因為奶奶參加了農民協會，她是共產黨員啊。﹂我嚇一跳，﹁奶奶在二○年代就加入了共產黨？﹂﹁對，﹂應揚很稀鬆平常的樣子，﹁她跟我說過，她去聽毛澤東演講，還帶着七、八歲的爸爸。﹂﹁啊？﹂我聽呆了。

﹁毛澤東到衡山來對農民演講，鼓動革命。祖母扛着鋤頭去聽演講，而且加入農民協會，跟群眾闖進地主家裡，打地主，她都做了。後來鬧得太兇了，人家地主回頭要來抓這些農民，黨才協助祖母這些貧農逃亡到上海。﹂我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初，毛澤東到衡山一帶實地考察了三十二天，結束以後提出了經典之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湖南農民的打砸殺燒所作所為，是這麼描述的：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10然後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這些農民做的，﹁好得很﹂，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絕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扛着鋤頭的農村婦女，帶着身邊六、七歲的孩子，到廣場上聽毛澤東演講。槐生，原來你也在那裡。

但是沒多久，七歲的槐生，開始上學了。他沒鞋子穿，打着赤腳走山路，只有在下雪的時候，媽媽給他納好的粗布鞋，穿在腳上保暖。他每天要走好幾個小時的山路，到湘江支流河畔的城南小學去上學。

槐生開始識字，沒多久就和一班極度貧窮但是天真爛漫的孩子們，一同讀︽古文觀止︾，清朗的幼童讀書聲，款款的湘楚之音，當農民荷鋤走過河畔時，遠遠都能聽見。

11百葉小學家里常常沒飯吃，正在發育的槐生，有時餓得暈眩，但是他不敢說——他知道在家裡等着他的母親，比他還餓。貧窮的孩子奇Qīsūu.сom書，太早學會體恤。

後來，他常跟我們說，有一次，他放學回家，下大雪，冷得手發紫、腳抽筋，餓得發昏，跑了幾里的結冰的山路回到家，一踏進門——我們，槐生在海島長大的兒女們，就用混聲合唱，充滿嘲諷，回說——﹁你媽就拿出一碗熱騰騰的白米飯？？﹂我們的意思是，天哪，這故事你已經講一萬遍了，跟你求饒吧！

但是槐生渾然不覺兒女的嘲諷，繼續說，而且還站起來，用身體和動作來具體化當天的情景：﹁我進門，媽媽站在那裡，高興地看着我，手裡拿着那碗白飯，我心裡想，平常連稀飯都不見得吃得到，今天怎麼竟然有白米乾飯。我就伸手去接，可是，因為眼睛被白雪刺花了，才接過來要放桌上就掉在地上了，嘩一聲打碎在地上？？﹂我們像希臘悲劇合唱團一樣插入旁白，﹁然後你媽就哭啦——﹂槐生沉浸在他緊密的記憶隧道里，接着說，﹁對啊，她誤會我了，以為我生氣，因為只有白飯沒有菜，而且她自己一天都沒吃，就為我省這一碗飯？？﹂我們還要繼續混聲合唱，槐生已經淚流滿面。他從西裝褲袋裡拿出他那一輩人會用的手帕——迭成四方塊，印着格子的棉手帕。見父親泣不成聲，我們才住手，不吭聲。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他哭。

他每次從抽屜里拿出那雙布鞋底來的時候，也哭。槐生這個獨子，十五歲離家。那是一九三四年，正是︽衡山縣誌︾上說﹁饑民采野草、剝樹皮、挖觀音土充飢。秋，旱災慘重，近百所小學停辦﹂的那一年。一根扁擔挑着兩個竹簍到市場去買菜，槐生看到火車站前面憲兵在招﹁學生隊﹂，這半大不小、發育不良的十五歲的少年，不知道心裡怎麼想的，把扁擔和菜簍交給龍家院同來的少年叫﹁冬秀﹂的，就兩手空空地跟着憲兵走了。冬秀回來說，槐生冒充十八歲。六十年後，當我讀到前輩作家王鼎鈞的自傳︽關山奪路︾時，我才能想象，喔，那一天，在衡山火車站，槐生大概看見了聽見了什麼。

一九四五年，那時槐生已經是憲兵排長了，十九歲的中學生王鼎鈞也聆聽了一個憲兵連長的﹁招生﹂演講。連長說，﹁憲兵是﹃法治之兵種﹄，地位崇高，見官大一級。憲兵服役三年以後，由司令部保送去讀大學。︵連長︶很懂群眾心裡和演講技巧，引得我們一次又一次熱烈鼓掌。﹂11入伍之後，才知道，完全不是這麼回事。王鼎鈞說，這是﹁以國家之名行騙﹂；以後的幾十年中，他都無法原諒這場龐大﹁騙局﹂的製造者——國家。

槐生脫離了民不聊生的家鄉，沒想到，在憲兵隊裡卻同樣吃不飽。每天餓着肚子上課、出操、打野外，地位﹁崇高﹂的國家﹁法治之兵種﹂滿地找花生地瓜、偷野菜來充飢。有一次打野外回來，一半的人口吐白沫，暈倒在地上。

槐生最後一次看見自己的母親，就是一九四九年，乘着一輛火車，路過衡山，匆匆要母親來車站一會。十五歲離家的兒子，這時已經是憲兵連長，帶着整個憲兵隊，經過衡山但無法下車回家。

槐生的農民母親從山溝里的龍家院走到衡山火車站，一看滿車官兵，蓄勢待發，慌忙中，她從懷裡掏出個東西來，是一雙白色的布鞋底。槐生要路過的消息來得太晚，她來不及做好整隻鞋，只好把鞋底帶來。一針一線縫出來的，粗粗的線，扎得非常密實。

在客廳里，爸爸把我們叫到他跟前，手裡拿着那雙布鞋底，走過大江大海大離亂，布的顏色，已經是一種蒼涼的黃色。槐生說，我要你們記住，這雙鞋底，是你們的奶奶親手縫給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