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2/63 - 第2章
斯蒂芬·金
那不是白天，而是晚上。改變我一生的一個晚上，我的爸爸殺死了我的媽媽和兩個弟弟，打傷了我，也打傷了我的妹妹。妹妹傷得很重，深度昏迷。她昏迷了三年之後，還是死了。她的名字叫埃倫。我很愛她。她很喜歡摘花，然後插進花瓶。
第一頁看到一半，我的眼睛就開始刺痛，我放下紅筆。我讀到他眼睛裡流着血，在床底下爬時（一股血湧向我的喉嚨，令人噁心的血腥味）
開始哭了——克里斯蒂定會對此感到自豪。我一口氣讀到結尾，沒有做任何記號，擦了擦眼睛，避免眼淚落到他傾盡心力的作文上。我以前不是認為他比其他人愚鈍，僅比通常所說「智力遲鈍，勉強開蒙」的人稍稍強一點嗎？唉，上帝啊，看來這一切是有原因的，不是嗎？他跛腳也是有原因的。他能活下來就已經是個奇蹟了。他活了下來。
一個好人，總是面帶笑容，從不對小孩子高聲說話的好人。一個在鬼門關里走了一遭的好人，正和其他大多數人一樣，卑微謹慎，滿懷希望拿到高中文憑。也許他一輩子都只是個穿着綠色或褐色卡其布制服的守門人，用掃帚掃地或者用他經常放在後口袋裡的油灰刀刮除地上黏着的口香糖。
或許他也曾有機會變成不一樣的人，但是那個夜晚之後，他的人生徹底改變。觀在，他只是個穿着卡哈特工作服、因為走路樣子怪異被孩子們稱作「蟾蜍哈里」的傢伙。
想到這些，我哭了。傷慟的淚水流自心底最深處。我可以聽見樓下里斯本樂隊奏起了歡歌——毫無疑問，主隊贏了，很好。哈里和他的幾位同事可能稍後就會走上露天看台，清掃地上的垃圾。
我在他的作文上面劃了個大大的紅色A。我看了一會兒，又加了個大大的紅「﹢」號。作文寫得太好了，他的苦痛已經激起了他的讀者——我情感上的共鳴。A﹢作文不就應該激起共鳴嗎？
我希望克里斯蒂·埃平以前的判斷是正確的。
我真希望我確實患有情感阻滯症。因為接下來發生的一切，一切可怕的事情，都是這些眼淚帶來的結果。
第一部
分水嶺時刻
第一章
1
哈里·鄧寧最終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應他的邀請，我參加了在里斯本高中體育館舉行的普通教育發展畢業典禮。他實在找不到別人，所以我欣然接受。
祝福祈禱之後（祈禱由神父班迪主持，他很少錯過里斯本高中的慶典），我穿過擁擠的親友群，走到哈裡面前。他獨自站着，身上罩着黑袍，一隻手裡攥着文憑，另一隻拿着學位帽。我接過他的帽子，跟他握手。他咧嘴笑了，露出一排牙齒，牙縫很大，還有好幾顆牙長歪了。儘管如此，他笑得很陽光，很可愛。
「謝謝您能來，埃平老師。太謝謝您了！」
「我很樂意。叫我傑克吧。只有那些年紀夠當我爸爸的學生，我才允許他們這麼叫。」
他愣了一下，接着大笑起來。「我想我夠格了，對嗎？哎唷！」我也笑了。周圍很多人都在大笑。
當然，也有人在哭。對我那麼難的事情對很多人卻非常容易。
「還有那個A﹢！哎唷！我一輩子也沒得過A﹢！想都沒敢想過！」
「你當之無愧，哈里。高中畢業了，你想做的頭一件事是什麼？」
他臉上的笑容黯淡了片刻——他還從來沒有考慮過這種事。「我想我會回到家裡。你知道，我在高德街租了一處小房子。」他舉起文憑，用指尖小心捏住，好像擔心上面的墨跡會洇開。「我要把這個框裱起來，掛到牆上。然後我倒杯酒，坐在沙發上，好好看看這張文憑，看到上床睡覺為止。」
「聽起來不錯，」我說，「想不想先跟我一起去吃點漢堡和薯條？咱們去阿爾餐館。」
我以為他會拒絕。當然，我這是以眾同事之心度哈里之腹。更別提我們教的大多數孩子了，說起阿爾餐館，他們避之不及，好像那是瘟疫。
他們喜歡光顧學校對面的冰雪皇后快餐店，或者老里斯本免下車餐館所在地附近——196號公路上的高帽子餐廳。
「太好了，埃平老師。謝謝！」
「叫我傑克，記住了？」
「傑克，沒問題！」
我帶哈里去了阿爾餐館。我是唯一經常光顧的教員。雖然那年夏天招了個女服務員，阿爾還是親自為我們服務。跟往常一樣，他嘴角叼着香煙（在公共餐飲機構吸煙是違法的，但這從來約束不了阿爾），眯着一隻眼睛，怕被煙熏着。看到摺疊起來的高中畢業服，他馬上意識到今天是什麼日子，執意要免單（算不上什麼單；阿爾餐館賣的肉總是出奇的便宜，於是人們謠傳，附近走失動物的命運不言自明）。他還給我們照了張相，後來把照片掛在他所謂的城鎮名人牆上。其他名人包括已故鄧頓珠寶創始人艾伯特·鄧頓；里斯本高中前任校長厄爾·希金斯；約翰·克拉夫茨汽車銷售公司創始人約翰·克拉夫茨；當然，還有聖西里爾教堂的神父班迪（神父跟教皇約翰十三世的照片在一起，教皇不是本地人，但他備受阿爾·坦普爾頓尊敬，阿爾稱自己為「虔誠的天主教徒」）。阿爾那天拍的照片中，哈里·鄧寧臉上帶着燦爛的笑容。我站在他邊上，一起捧着他的文憑。他的領帶被擠得稍微傾斜。我記得這一點是因為這讓我想起他在小寫字母y後面寫的小彎鈎。這些事情我都記得，記得很清楚。
2
兩年後，學年的最後一天，我坐在同一間辦公室里，審讀美國詩歌榮譽研討班寫的一堆期末論文。學生已經離校，放縱一個暑假。很快，我也會這麼做。但是眼下我很享受周遭一切，不同尋常的安靜。我打算在離開前清理一下放點心的小櫥。我想，總得有人清理。
那天早些時候，哈里·鄧寧在班主任指導時間（當時特別吵鬧，因為所有的指導教室和自習室都洋溢着最後一天的氣氛）之後一瘸一拐地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手。
「我想感謝您所做的一切，」他說。
我咧嘴一笑，「我記得你已經謝過了。」
「是的，但這是我在這裡的最後一天了。我退休了。所以我想再次感謝您。」
我跟他握手時，一個孩子從邊上走過去——從新長出的青春痘和下巴上散亂着的企圖蓄成山羊鬍的鬍鬚上看，頂多高二——壓低嗓子說，「蟾蜍哈里，跳着過大街。」
我伸手去抓他，想讓他道歉，哈里攔住我。
他從容地笑了，絲毫沒有生氣。「別！沒事。我已經習慣了。他們不過是孩子。」
「他們是孩子，」我說，「但管教他們是我們的工作。」
「我知道，你很在行。但是我的工作不是成為任何人的——怎麼說來着——教育素材。尤其今天不能。埃平老師，我希望您能照顧好自己。」
論年紀他夠當我爸爸，但是很顯然，他總無法叫我傑克。
「哈里，你也一樣。」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A﹢。我把作文也框裱起來了，掛在畢業證書旁邊。」
「很好。」
是的，一切都很好。他的作文是簡單的藝術，但每一處都跟摩斯奶奶的畫作[3]一樣真實有力，當然比我正在讀的榮譽學生寫的東西好。榮譽論文的拼寫大抵正確，選詞清晰（這些小心謹慎、即將步入大學殿堂、不願冒險的學生們有一點令人惱火，那就是格外喜歡用被動語態），但是文章了無生氣、枯燥乏味。我教三年級的榮譽學生——系主任馬克·斯特德曼把四年級留給了自己——但是他們的文章像是小老頭兒老太太寫的，滿嘴傲慢：噢，噢，噢！米爾德麗德，不要在那塊冰上滑倒了。哈里·鄧寧的文章儘管有不少語法錯誤，字跡潦草得令人叫苦，他卻像英雄一樣寫作。至少，有一次是。
正當我思考進攻性寫作和保守性寫作的差別時，牆上的內線電話突然響了。「埃平老師還在西邊的辦公室嗎？傑克，你在嗎？」
我站起來，用拇指壓下按鈕，回答說，「我在，格洛麗亞。有事情嗎？」
「有電話找你。阿爾·坦普爾頓？我可以幫你轉過來，或者，我也可以告訴他你已經下班了。」
阿爾·坦普爾頓是阿爾餐館的業主和經營者。
除了我，里斯本高中所有的教員都拒絕光顧阿爾餐館。就連受人尊敬的系主任——說話總是裝出劍橋大學老師的樣子，快到退休年齡了——也並不諱言把餐館的特色產品「阿爾富客漢堡」稱作「阿爾貓客漢堡」。
當然，不是真的貓肉，人們會說，或者可能不是貓肉，但也絕不是牛肉，一美元十九美分不可能買到牛肉漢堡。
「傑克？你睡着了吧？」
「沒，醒着呢。」我很驚訝阿爾怎麼會打電話到學校來。而且，他怎麼會打電話給我？我們只不過是廚師和食客的關係。我欣賞他的食物，他感激我的光顧。「幫我接進來吧。」
「你怎麼會還在學校？」
「用鞭子玩性虐唄。」
「噢！」格洛麗亞驚聲說，我能想象出她眨動長長的睫毛。「你說下流話，真酷！別掛斷，我給你接轉進來。」
她放下電話。分機響了，我拿起話筒。
「傑克？是你嗎，夥計？」
一開始我以為格洛麗亞報錯名字了。電話里的聲音不可能是阿爾。再嚴重的感冒也不可能把他的聲音變得如此沙啞。
「你是哪一位？」
「阿爾·坦普爾頓，她沒告訴你嗎？天吶，電話里的等待音樂真令人討厭！康妮·弗蘭西斯[4]怎麼回事兒？」他咳嗽起來，聲音大得要命，我只好把聽筒移開一點點。
「你聽起來像是感冒了。」
他笑了，咳個不停。笑聲和咳嗽聲交織在一起，讓人毛骨悚然。「我有點兒事。」
「你怎麼那麼快就感冒了！」我昨天還在他那裡早早吃了晚餐。點了一個富客漢堡、薯條和草莓奶昔。我覺得一個獨自生活的人什麼東西都要吃一點。
「說快也快，說不快也不快。反正就那麼回事。」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在我光顧阿爾餐館的六七年裡，我跟阿爾有過很多對話。他是有些古怪——比方說，堅持把新英格蘭愛國者橄欖球隊說成波士頓愛國者；談起特德·威廉斯[5]，就像是說他自家兄弟一般——可接下來才是他最古怪的時刻。
「傑克，我要見你。有重要事情。」
「我能問——」
「我知道你會有很多問題要問，我都會回答，但咱們別在電話里說。」
我不知道他在嗓子徹底啞掉之前能回答我多少問題，但我答應他一個小時內過去。
「謝謝，可能的話，儘量快一點來。時間太緊了。」說到這兒，他掛斷電話，連再見也沒說一聲。
我又看了兩篇榮譽論文，還剩下四篇就全部看完了，可我無法接着看下去，怎麼也進入不了剛才的狀態。我把論文丟進公文包，起身離開。
我腦子裡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想上樓去格洛麗亞的辦公室跟她道個別，祝她假期愉快，但臨時又改變了主意。她下星期一直會在，給下學年的教材結賬。而我也準備星期一回來打掃櫥櫃——這可是我對自己許下的承諾。不然的話，使用西側辦公室的暑假補習班老師肯定會發現櫥櫃裡滿是蟑螂。
我要是知道命運會如何安排，肯定會上樓去看看格洛麗亞。我可能還會吻她一下，其實，這個吻在過去幾個月里已經在我們之間的空氣中飄蕩了很久。但是，我並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人生就像一枚不停轉動的硬幣。
3
阿爾餐館坐落在美茵大街對面的銀色拖車裡，被老沃倫波毛紡廠擋着。這樣的位置通常會顯得破爛不堪，但阿爾用漂亮的花壇掩蓋了餐館下方的混凝土塊。竟然還有一方修剪齊整的草坪，是阿爾親自用一台老式割草機修剪的。剪草機跟花壇和草坪一樣，被精心照管着，嗡嗡作響的刀片毫無鏽跡、光可照人。割草機就像是上周剛從里斯本福爾斯鎮的西部汽車公司經營店買回來的一樣，如果西部汽車公司經營店還在的話。這家店確實存在過，但上個世紀末它被大型零售商場取代了。
我走上人行道，爬上台階，停了一下，皺起眉頭。寫有「歡迎光臨阿爾餐館，富客漢堡之家」
的廣告牌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塊紙板，上面寫着「店主生病，關門停業。謝謝您多年光顧本店，上帝保佑您！」
我還沒有進入即將吞沒我的虛幻迷霧，可它的觸角已經開始伸向我，我感覺到了。讓阿爾的聲音變沙啞的不是夏季感冒，也不是連聲不斷的咳嗽，更不是流感。從紙板上寫的內容來看，肯定有更糟糕的事。可是，二十四個小時時間裡能患上什麼更嚴重的病？不到二十四小時，現在兩點二十三分，我昨晚五點四十五分離開阿爾餐館，那時他還很好。真令人匪夷所思。我記得問過阿爾是不是喝多了自製咖啡，他否認了，他說自己不過是想去度假。一個生病的人——病到連二十年來一手打理的餐館都不得不關門的程度——會談論度假嗎？這種人也許有，但肯定不多。
我正要伸手去抓門把手，門突然開了。阿爾站在門裡面，凝視着我，臉上沒有笑容。我回頭看了一眼，感覺虛幻的迷霧籠聚在我身旁。天氣很熱，卻能感覺到涼涼的霧意。此時此刻，我仍然可以轉身走開，重新回到六月的陽光里，其實我有點兒想這麼做。但我被驚奇和不安完全縛住。
還有恐懼，我最好承認還有恐懼。因為重病確實嚇人，不是嗎，阿爾病得很重。我一眼就看得出來。
他的情況像是大病將死。
他平常紅潤的臉頰變得肌肉鬆弛、面色蠟黃。
淚液覆蓋了他藍色的眼睛，雙目枯竭、無神。甚至曾經烏黑的頭髮，現在幾乎斑白——當然，他也可能一直在用染髮產品，一時衝動想清洗乾淨恢復本來面貌。
而最令我難以置信的是，從我上次跟他見面到現在，二十二個小時裡，阿爾·坦普爾頓看上去像是至少瘦了三十磅，甚至四十磅，可能瘦掉了體重的四分之一。沒有人會在不到一天的時間裡瘦掉三四十磅。絕對不可能。可眼下這樣的事情確實發生了。我想，虛幻的迷霧已將我整個吞噬。
阿爾笑了笑，我留意到他不光瘦了，牙齒也脫落了，牙齦露出病態的慘白。「你覺得現在的我怎麼樣？」他開始咳嗽，一連串含混的聲音從身體深處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