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師傳 - 第3章

茨威格

他的命運還希望表現:在一個光焰奪目的時刻他的使命得到完成,他的作品獲得成功。這純粹的果實已經得救——那麼命運就把他肉體乾癟的外殼扔掉。1881年2月1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一陣寒噤傳遍整個俄國。這一刻只有無言的悲傷。可是緊接着人們便像潮水般湧來,從極端偏遠的城市代表團同時前來,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示最後的敬意。這座擁有千家萬戶的城市,人們彼此並未事先約定,都從各個角落前來,現在民眾狂熱的愛情湧來,直如波浪翻滾——已經太晚,太晚。他們忘記了他一輩子,現在大家都要瞻仰死者的遺容。他的靈柩陳列在鐵匠大街,街上黑壓壓的人浪滾滾。臉色陰鬱的人群沉默無聲,令人心悸,他們像潮水般順着這工人住房的樓梯直往上涌,占滿了狹小的房間,一直擠到靈柩邊上。幾小時後,覆蓋着屍體的鮮花全都消失,成百雙手把這些修飾用的鮮花當作珍貴的聖物摘走。狹小的房間裡空氣如此渾濁,燭蠟因為氧氣不足全都熄滅。人群不斷的像潮水一樣湧來,一浪接着一浪,涌到死者身邊。棺材因為人流的衝擊搖晃起來,幾乎翻倒。死者的遺孀和嚇得要命的孩子們只好伸出雙手扶住靈柩。警察局長想要禁止舉行公開的葬禮,大學生們計劃戴上囚犯的鎖鏈,走在他的棺木後面,警察局長最終還是不敢觸犯熱情洋溢的群眾,否則他們定會用武力來強行參加這個葬禮。葬禮過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聖的幻夢,突然有一小時變成事實:一個統一的俄國。就像在他的作品中,俄國所有的階級和階層,通過兄弟般的情誼,成為一個整體。如今幾十萬人走在棺材後面,由於共同的悲痛,變成一個群體;年輕的王子們、穿着華麗衣裳的東正教神父們、工人、大學生、軍官、僕役和乞丐,他們大家都在迎風飄揚的密如森林的旗幡中,異口同聲哀悼這位親愛的死者。為他施行過堅信禮的那座教堂,已經變成一座花林。在他開放的墓穴前面,各黨各派都聯合起來發誓共同表示愛和讚賞。他就這樣把他最後一刻獻給他的民族,一個和解的一瞬,以妖魔的力量再一次把他那時代互相敵對以至於達到瘋狂程度的各種對立協調起來。在他最後一段路程後面,似乎是對死者發出驚天動地的問候,爆發了可怕的地雷:革命。三周之後,沙皇遇刺身亡。起義的雷聲隆隆響起,懲戒的閃電掠過全國:和貝多芬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在大自然的各種元素發生神聖騷亂之際,在狂風暴雨之中逝世。

他命運的意義

我已變成一位大師

承擔歡樂和痛苦

為我的歡樂受苦

這已成為

我的永福

——高特弗里特·凱勒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命運不斷進行鬥爭,相互之間存在着一種充滿深情的敵意。命運使所有的矛盾,在他身上都痛苦地尖銳起來,所有的對照在他身上都痛苦地延伸開去,直到幾乎撕斷的程度。生命使他痛苦,因為生命愛他,他愛生命,因為生命如此強烈地攫住他,在受苦之時,這個最最通曉一切的人才認識到感情的最強大的可能性。他人生無限漫長的夜晚像雅各似的和他搏鬥,直到死亡的晨曦露出紅霞。在他與世長辭之前,生命絕不放鬆對他緊緊擁抱。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上帝的奴僕」理解了這個信息的偉大,在其中找到最高的幸福,成為無限威力的永恆的屈從者。他用發燒的嘴唇親吻他的十字架:「對於人而言,再也沒有比能夠屈從於無限之力更必要的感情了。」在他命運的重壓下,他跪倒在地,虔誠地舉起雙手,證明生命神聖的偉大。

在命運的奴役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謙卑和感悟,成為一切苦難的偉大的克服者,成為《聖經》的時日以來最強勁有力的大師和推翻者。他的身體越往下沉淪,他的信仰就越向上飛升。他作為人,受苦越多,他越幸福地認識到世界苦難的意義和必要性。Amor

fati(9)

那獻給命運的愛,尼采把它贊為人生的最有益的法則,讓他在每種敵意當中只感到充裕,每種災禍只看成幸福。就像遇到巴蘭(10)

這個遴選出來的人那樣,每個詛咒都轉變成祝福,每個屈辱都轉變成提升。在西伯利亞,腳上拴着鐵鏈,他撰寫了一首頌歌,獻給那個把他無辜判處死刑的沙皇。他以我們無法理解的謙卑一而再地親吻那隻懲罰他的手;就像拉撒路(11)

剛從棺材裡復活還面無人色,他就已經準備為生命的美麗作證,從他每天的死亡,從他的痙攣和癲癇症的抽搐,他掙扎着爬起來,嘴上還滿是唾沫,就開始讚美那個給他考驗的上帝。一切苦難就在他敞開的靈魂里,製造出對苦難的新的愛,製造出沒有饜足的強烈的自虐狂似的渴求,急於得到新的殉道者的冠冕。命運若狠狠地打擊他,他就渾身是血地跌倒在地,呻吟着要求得到新的鞭笞。每一個打在他身上的霹靂他都接過來,變成能把他燒死的東西,變成心靈的火焰和具有獨創性的心醉神迷的狀態。

對於經歷產生的這樣一種妖魔似的轉變能力,外在的命運完全失去控制能力。似乎是懲罰和考驗的東西,對於這個知曉一切的人而言,竟都成了幫助;會使人屈膝跪倒的東西,才使這位詩人真正地昂首挺胸起來。會把一個更軟弱的人擊成齏粉的東西,卻只增強了這位極度興奮的人的力量。這個喜歡玩弄象徵的世紀,賦予這種同樣經歷的雙重影響以一個樣品。類似的霹靂擊中了我們這個世界的另一位詩人奧斯卡·王爾德。他們兩人全都淪落,都是享有盛名的詩人和享有爵位的貴族。有一天,他們都從他們生活的市民階級的氛圍跌入監獄之中。但是詩人王爾德在經受這次考驗時,就像在一個研缽中被碾碎,而詩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卻像礦石進了一個烈火熊熊的坩堝,這才鍛造成型。因為王爾德還有社交的感覺,懷着社交人物外在的本能,感到蒙受了這個市民階級的烙印受到玷污;最可怕的屈辱乃是每一次在讀書門監獄(12)

進行的沐浴,他那養尊處優的貴族軀體不得不浸到另外十個囚徒已經洗髒了的水裡去。一個完全享有特權的階級,紳士的文化,害怕和下等人身體接觸,感到不寒而慄。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凌駕於一切等級之上的新人,懷着醉心於命運的靈魂,迫切渴望和他們有共同之處。在這同樣的髒水中洗澡變成了洗滌他傲氣的煉獄。在對一個骯髒的韃靼人進行謙卑的幫助時,他心醉神迷地經歷了基督教神秘的洗腳的儀式。在王爾德身上,貴族超過了人,和囚犯們在一起十分苦惱,唯恐他們把他當作同樣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在小偷和兇手還拒絕和他稱兄道弟時才感到苦惱。因為他覺得,每次和他保持距離,每次不和他稱兄道弟是他人性的瑕疵,人性的缺陷。正如煤炭和礦石是同樣的元素,這兩位詩人的這種雙重命運也既是相同的,可又迥乎不同。王爾德從獄中出來,人已經毀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剛剛開始。在同樣的火焰中,王爾德燒成毫無價值的渣滓,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卻被鍛造得無比堅硬,光彩奪目。王爾德像個奴僕似的受到懲罰,因為他進行反抗;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他對自己命運的熱愛,戰勝了他的命運。

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轉變了災難,對屈辱進行了另外的評價,結果只有最嚴酷的命運才和他相稱。因為恰好從他生活的外部危險,他才贏得了最高的內部安全。他的痛苦變成了他的收益,他的惡習成了他的提高,他的內心障礙成了動力。西伯利亞、流放地、癲癇病、窮困、賭癮、淫慾,生命的所有這些危機通過一種妖魔般的重估價值的力量,對他的藝術極有裨益。因為就像人們從礦山最黝黑的深處採得了最珍貴的金屬,藝術家也只有從他本性最危險的深淵,去奪得他火焰燃燒得最為熾烈的真理,他最後的認識。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從藝術上看,是一齣悲劇,從道德上看,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收穫。因為人對他命運的勝利,是對外部人生通過一種內部的魔法所做的價值重估。

尤其是精神的生命力對一個久病不愈、周身頑疾的身體所取得的勝利,是毫無先例的。我們不要忘記,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個病人。這部(這些)鋼鐵般永不朽壞的作品是從飽受摧殘體弱多病的肢體,顫抖不已熾熱閃爍的神經之中贏得的。最為危險的病痛就扎在他的身體內部,可怕的死亡的象徵:癲癇症,永遠就在眼前。在他身為藝術家的三十年裡,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終是個癲癇病人。正在寫作之時,走在街上,談話之際,甚至睡夢之中,那「扼死人的妖魔」之手會突然卡住他的脖子,把他猛地扔在地上,口吐白沫,以致這遭到突然襲擊的身體摔得頭破血流。這個神經質的孩子已經從奇奇怪怪的幻覺中,從可怕的心理緊張狀態中感覺到危險的閃電,但是這種「神聖的疾病」是在監獄中才真正鑄成閃電,這種疾病在那裡以無比強勁的力量,逼迫神經駭人聽聞地過度緊張。陀思妥耶夫斯基身體上的病痛和每一種不幸,和窮困及匱乏一樣,一直忠實地陪伴着他,直到最後時刻。但是稀奇的是:這個受盡折磨的人從來沒有說過一句話來抗拒這考驗。他從來也不抱怨他身上的病痛,不像貝多芬抱怨自己耳聾失聰,拜倫抱怨自己腳高腳低,盧梭抱怨他的膀胱疾患,甚至沒法證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認真地設法治好這些病痛。我們完全可以放心大膽地把這不可能的事情當作確定無疑的事情來看待:他懷着那種無限的Amor

fati熱愛他的疾病。愛他的疾病就像愛他的每一種惡習和危險。詩人窺探成癮,抑制住了人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偷聽自己的痛苦,從而控制住了他的痛苦。他把對他的生命形成最為嚴重危險的癲癇症,變成了他藝術的最高秘密:他從這種一時間醺然陶醉的預感奇妙地收集起來的自我暈眩的狀況,吮吸出一種別人從未知曉的神秘的美。在這裡,他在活着的時候,就以極端令人驚悚的縮寫方式經歷了死亡,在這一秒鐘,在每一次死亡之前,體會到最為強烈,使人着迷的生命的精髓。病理學上「自我感受」的提高的緊張狀態。命運一再給他帶來他人生的緊張的生活瞬間,猶如帶給他一種帶有魔力的象徵。把在謝緬諾夫斯基廣場那幾分鐘又帶回他的血液之中,就像叫他永遠不要忘記他感覺中那介乎擁有一切和喪失一切之間的對照。就是在這兒,黑暗又永遠蒙住了他的目光,在這兒,靈魂流出身體就像水,從盛得太滿,傾斜過來的碗裡流出,靈魂已經張開翅膀,顫抖着向上帝飛升,它已經感覺到超凡的光芒照在它那脫離肉體的翅膀下面,感覺到另外一個世界的光芒和恩典,地面已經沉下,星球已經發出轟鳴——這時猝然驚醒的雷鳴又把他砸爛,跌到平凡的人生之中。每當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這一分鐘,夢幻般的幸福感鼓勵他用前所未有的犀利目光進行觀察,他的嗓音便在回憶時變得激昂慷慨,恐怖的瞬間變成頌歌:「你們這些健康的人啊,你們預想不到,」他就這樣勸誡,「癲癇病人在發作之前的一秒鐘,會經歷一種什麼樣的極度歡樂啊。穆罕默德在《古蘭經》中說,他曾到天堂樂園去待過很短的一段時間,他的水罐倒翻,水流出來,所有聰明的傻瓜都說,他是個說謊者,騙人的傢伙。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他沒有撒謊。穆罕默德肯定是在癲癇病發作時到過樂園,他和我一樣都患這種病。我從來也不知道,這狂歡極樂的一秒鐘究竟是不是延續了幾個小時。但是,請相信我,我不願意用它來交換人生所有的歡樂。」

在這烈焰焚燒的一秒鐘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掠過世上的萬物,在熊熊烈火般預感一切的感覺之中,擁抱住了宇宙的無限。但是他隱瞞的乃是痛楚的責罰,每次他痙攣似的想要接近上帝的意圖,都要受到這樣的懲罰。一次可怕的崩潰激起叮噹亂響,無數秒鐘內猶如水晶被擊成碎片。肢體斷裂,感官遲鈍,他像另一個伊卡盧斯(13)

又墜回到塵世的夜晚之中。感覺還被無限的光芒弄得眼花繚亂,在肉體的這座監獄裡艱難地摸索着辨明方向,感官像蛆蟲似的在存在的土地上盲目地爬行,這些感官方才還駕着幸福的翅膀圍繞着上帝的容顏盤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每次發病以後的狀況簡直就像白痴似的處於半醒半睡的狀態。這種狀態的可怕,他自己在梅什金公爵(14)

身上,以自虐的清晰狀況描繪出來。他躺在床上,手腳摔斷,往往砸碎,舌頭不聽使喚,發不出聲音,手拿不住筆,怒氣衝天,意志消沉,拒絕和任何人交往。頭腦本來清楚,能把成千件事情記得清清楚楚條理分明,如今已經破碎,連身邊最貼近的事情也想不起來。有一次,在他撰寫《群魔》時發作一次,他驚恐不已地感到他自己編造的所有這些事件都已記不清楚,甚至連他主人公的姓名他也忘得一乾二淨。費了好大的力氣,他才又進入他的作品之中,以強勁的意志又把業已鬆弛的幻影再次激活,變得生機盎然,——直到新的一次發作把他撂倒為止。就這樣背負着癲癇症的恐懼,嘴唇上還殘留着死亡的苦澀的餘味,為窮困和苦難所迫,他創作了最後幾部具有千鈞之力的長篇小說。置身於死亡和瘋狂之間,像夢遊者那樣穩步向前,他的創作又攀登更高的峰巔,從這種不斷死亡的境界裡,這個永遠死而復生的詩人汲取了那種妖魔般的力量,貪婪地狠命抓住人生,力圖從中榨取最高程度的力量和激情。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就多虧這種疾病,這種妖魔般的厄運,猶如托爾斯泰多虧他的健康。這種疾病使他高升到感情凝鍊集中的狀態,一般的感覺不可能達到這種境界,這種疾病賦予他神秘的眼光,可以看見感情的陰間和靈魂的中間地帶。就像那個到處漫遊過的奧德修斯(15)

帶來陰曹冥府的消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唯一清醒地從陰影和火焰的國度回來的人,帶來這個國度詳盡已極的描寫,以他的鮮血和他嘴唇陰冷的戰慄,證明生死之間預感不到的狀況確實存在。多虧他的疾病,他成功地創造了藝術的最高成就,就像司湯達有一次說的,「發明了語言未曾表達過的感情」。這些感情在我們大家身上也都存在於萌芽狀態,只是由於我們的血總是處於寒冷的氣候條件之下,未能充分發展成熟,而他則成功地描寫這些感情在熱帶的條件下茂盛成長。病人的聽覺分外靈敏,讓他偷聽到靈魂在神智昏迷之前說出的最後幾句話,一種神秘的犀利目光在預感的瞬間在他身上創造出未卜先知的能力,相互聯繫的魔力。啊,奇妙的轉變,在心靈的一切危機中都有收益!藝術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迫使一切危險轉變過來,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人也根據新的尺寸贏得了新的偉岸。因為對他而言,幸福和苦難,感情的兩個終點都意味着不同程度提高的強烈程度,他不是用中等生活的一般價值來進行丈量,而是以他自己神經錯亂的沸騰程度來丈量。最高程度的幸福,對於另外一個人而言,是享受一片風景,擁有一個女人,獲得和諧的感覺,總是通過世俗的狀況所允許的擁有。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這裡,感覺的沸點卻是在無法忍受之時,在死亡之際。他的幸福是痙攣,是口吐白沫的抽搐,他的痛苦是砸爛、是崩潰、是虛脫:永遠是閃電般壓縮成的主要狀況,在塵世中不可能持久。誰若在生活中經常經歷死亡,就比正常人認識一種更加強勁有力的恐怖,誰若感覺到身體漂浮起來,就比永遠不會離開這堅硬大地的身體感覺到一種更高的樂趣。陀思妥耶夫斯基關於幸福的概念意味着陶醉,他關於痛苦的概念意味着毀滅。因此他的人物的幸福也絲毫沒有歡快的情緒,而是像火焰一樣地閃爍和燃燒,這幸福像強忍住的眼淚一樣顫抖,由於危險而心神不寧,這是一種無法忍受,並不持久的狀況,與其說是享受,不如說是受苦。而他的痛苦又擁有一種東西,它克服了沉悶的,令人窒息的恐懼、負擔和恐怖所擁有的卑劣狀況,具有一種冰冷的,幾乎可說是微笑的清朗,一種不知眼淚苦澀的魔鬼似的貪慾,一陣乾巴巴的捧腹大笑和一種妖魔似的獰笑,在這種笑聲中幾乎有着歡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感情的矛盾對立從來沒有這樣類似地大大撕開,世界從來沒有這樣極端地在狂歡極樂和徹底毀滅,這兩個新的極端之間張開。這兩個極端是他在丈量幸福和苦難的一切平常的尺度之外設定的。

命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打下了這樣兩個極端的印記,只有從這裡面,才可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是一種矛盾分裂的人生的犧牲品,——作為激烈肯定他命運的人——因而也是狂熱肯定它的對比的人。他那藝術家氣質的熾熱烈焰,完全是從這種矛盾對立的不斷摩擦產生出來的。這個漫無節制的人不是把這些對立調和起來,而是在自己心裡把這天生的矛盾越扯越開,變成天堂和地獄。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位藝術家是最完美的矛盾的產物,藝術中最偉大的二元論者,也許也是人類最偉大的二元論者。他的惡習之一,他對賭博的病態嗜好,象徵性地把他生存的這種原始意志明顯地表現出來。還是個孩子,他已激烈地愛玩紙牌,不過到了歐洲他才認識讓他神經着迷的魔鬼之鏡:Rouge

et

Noir(16)

輪盤賭博。這種對於他那原始的二元論是個極端危險的遊戲。巴登-巴登的綠色賭檯,蒙得卡羅的賭場是他在歐洲最強烈的心醉神迷的場所,它們比西斯廷教堂的聖母像(17)、米開朗琪羅的塑像、南國的風景、全世界的藝術和文化都更使他着魔。因為在賭場裡有緊張情緒,要作出決定——要黑還是紅,奇數還是偶數,幸福還是毀滅,贏還是輸——一切都壓縮在輪子滾動的一秒鐘里。神經緊張,全神貫注那跳動的對立又痛苦又歡樂的閃電般的變動之中,這正好符合他的性格。柔和的過渡,取得平衡,緩緩的提高,對於他這個像患有熱病一樣焦躁不耐的性子而言,是無法忍受的事情,他不喜歡按照德國的方式,「做香腸的方式」,瞻前顧後,勤儉節約,精打細算地賺錢。全憑偶然,孤注一擲,他才感到刺激。命運和他嬉戲,他也和命運嬉戲:他刺激偶然去製造人為的緊張,剛穩定下來,他又總用哆哆嗦嗦的手把他全部身家性命扔到綠色的賭檯上一搏。陀思妥耶夫斯基並非因為金錢而成為賭徒,而是由於聞所未聞的,「不正派的」,卡拉馬佐夫式的人生渴求而成為賭徒。他要汲取一切精華中的一切,出於對暈眩的病態的渴求,出於那種「高塔上的感覺」,俯身下望深淵的樂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賭博中向命運挑戰:他下的注不是金錢,永遠是他最後的那點錢,從而是他整個生命;他從中贏得的乃是神經的極度興奮,死亡般的戰慄,妖魔般的世界之感。即使在金色的毒藥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喝下去的只是想要獲得神意的新的渴求。

不言而喻,陀思妥耶夫斯基把這種激情像其他各種激情一樣,都要超過一切尺度,推向極致,直到變成惡習為止。就此停止,小心從事,三思而行不符合這位具有泰坦巨人的秉性的人,「在任何地方,在所有的事上,我這一生都是越過界限的。」超越界限這一點在藝術上是他的偉大,而在人性上則是他的危險:他遇到市民階級道德的柵欄,絕不停步,誰也說不清楚,他的一生究竟越過法律的界限有多遠,他筆下人物的犯罪本能有多少在他自己身上成為了行動。個別的事情得到了證明,但只是比較微不足道的事情。他小時候作為孩子在打紙牌時騙人,就和他《罪與罰》一書中那個可悲的傻瓜馬爾梅拉多夫(18)

一樣,因為貪飲燒酒,偷了他老婆的長筒襪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偷了他老婆的錢和柜子里的一件衣服,在輪盤上把它輸掉。他在《地下室的年代》里描寫的情慾上的放蕩行為後來又變態到什麼程度,斯維德里蓋洛夫(19)、斯塔夫羅金(20)

和費奧多爾·卡拉馬佐夫這三個「肉慾蜘蛛」,有多少也在他性慾的精神錯亂中縱情無度地盡情享受過,對此他的傳記作家們不敢進行探討。他的傾向和變態,反正也都根植於腐化墮落和純潔無邪這一神秘的對比欲望之中,但是探討這些傳說和猜測(不論它們如何說明問題),並不是主要的。重要的只是不要忽視,淫棍,興奮過度的色情人物,骯髒不堪的費奧多爾(21)

和救世主,聖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是對立面,有血緣關係。

只有這點是肯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在他的性慾上是個市民尺寸的超越者,但並不是歌德柔和意義上的超越者。歌德曾經在這句著名的話里說過,他活生生地感覺到在他身上有着干一切下流事情和犯罪行為的稟賦。因為歌德的全部強勁有力的發展就意味着一種絕無僅有的強大努力,把他身上的這些到處孳生蔓延的萌芽全都消滅乾淨。這位奧林匹斯山上的天神希望達到和諧的境界,他的最高的渴望便是消滅一切對立,讓血液冷卻,各種力量平靜地漂浮。他在自己身上閹割了性慾,他在極為嚴重地失血的情況下,為了他的藝術,為了高尚品德的緣故,把一切危險的萌芽漸漸地全都剷除乾淨。當然和卑下之物一起也消耗了他自己的許多力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激烈主張他的二元論,猶如激烈主張生活中落到他身上的一切東西一樣,不願意向上飛升達到和諧境界,和諧對他而言,就是僵化。他不把他的矛盾對立捆成天神般的和諧,而是把矛盾雙方使勁分開變成上帝和魔鬼,兩者之間則是世界。他要無限的生活,生活對他而言是對比的兩極之間唯一的電力釋放。他心裡的萌芽,善與惡,危險與促進必須升起,一切都將在他的熱帶激情中開花結果。他的道德並不指向典範,指向標準,而僅僅指向強度。正確地生活對他而言,就是強有力地生活,一切全都經歷,善與惡,兩者全都同時經歷,兩者都在一種最強勁的,最令人着迷的形式中經歷。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不尋找一個標準,總是只找豐富。與他同時,托爾斯泰寫作之際心神不寧地站了起來,丟開藝術,一輩子折磨自己,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他的生活究竟正確還是錯誤。托爾斯泰的生活因而是有教育意義的,是本教科書,是份論戰的小冊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則是一件藝術品,是出悲劇,是個命運。他的行動漫無目標,並無意識。他不自我審查,他只加強自我。托爾斯泰在民眾面前大聲譴責自己犯了各式各樣的死罪,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保持沉默。但是他的沉默比托爾斯泰的一切譴責都更多地泄露了所多瑪(22)。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願審判自己,什麼也不願改變,什麼也不想改善,永遠只想一點:自我加強。他從不反抗惡,反抗他天性中危險的東西;相反,他愛他的危險作為動力,崇拜他的罪過,為了追悔,崇拜他的倨傲,為了謙卑,因此,在道德上「寬恕」他,為了市民尺寸的小小的和諧,去拯救這個漫無節度之人的基本的美,實在是幼稚可笑的。

誰若創作了卡拉馬佐夫,《青年》中的大學生形象,《群魔》中的斯塔夫羅金,《拉斯柯爾尼科夫》中的斯維德里蓋洛夫這些肉體的狂熱分子,這些性慾大狂人,這些精通此道的淫亂高手,那麼這位作家在生活中自己也知曉性慾的最低下的各種形式,因為,要賦予這些人物殘酷的真實性,作家必須在精神上熱愛這种放縱行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無與倫比的敏感性,認識愛欲的雙重意義,認識肉慾陶醉的愛欲,它在污泥濁水中蹣跚前行,最後淪為淫亂勾當,直到它那最精緻的精神上的墮落,凝結成狠毒和罪行;陀思妥耶夫斯基認識愛欲所有的面具,帶着熟知一切的目光,微笑地看着它飛奔狂跑。他認識愛欲最高貴的形式,沒有肉慾的愛,同情,幸福的憐憫,全世界的兄弟情誼和奔瀉的淚水。所有這些神秘的精華全都存在他心裡,不僅是短暫的痕跡,就像在每一個真正的詩人那裡一樣,而是存在於最純淨最有力地提煉出來的物質之中。

帶着性的激動和一種可以感覺到的感官的顫動,每一种放縱行為他都進行了描寫,有許多大概還快活地經歷過。我這樣寫並不意味着(完全陌生的人也許會這樣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縱慾無度,是個縱情肉慾之徒,是個花花公子。他只是渴求歡樂,就像他渴求痛苦一樣,是個情慾的農奴,一種霸道的精神和肉體好奇心的奴隸,這種好奇心用荊條鞭打着他,把他驅進危險之境,驅進性慾反常的小路上的荊棘叢中。他的歡樂也不是普通的享受,而是賭博,把全部性感的生命力當作賭注,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獲得癲癇症神秘的雷雨似的悶熱,感情集中在危險的歡樂前奏的緊張的幾秒鐘里,然後是沉重地墜落到悔恨之中。他在歡樂之中只喜歡危險的閃爍,神經的遊戲,自己身體裡的這種自然的東西。懷着一種意識和沉重的羞恥組成的奇怪的混合感情,他在每種歡樂中只尋找對立面,只尋找悔恨的渣滓,在姦污中尋找貞潔,在罪行中尋找危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慾是一座迷宮,在裡面所有的道路都互相交織,錯綜複雜,在肉體裡,上帝和野獸為鄰,請試圖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卡拉馬佐夫的象徵,阿廖沙,這個天使,這個聖人,正好是費奧多爾,這個殘忍的「淫慾蜘蛛」的兒子。淫慾製造了純潔,罪行創造了宏偉,歡樂造成了苦難,苦難又創造了歡樂。對立的兩面永遠要碰頭:他的世間就橫亘在天堂和地獄之間,上帝和魔鬼之間。

因此,無邊無際地,徹頭徹尾地,完全知曉卻毫不抵抗地獻身於他內心矛盾的命運,Amor

fati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的和唯一的秘密,他的狂歡極樂的獨創性的火焰的源泉。正因為生活是如此強勁有力地分配給他,人生在苦難中也向他展現了感情的無法丈量,因此他也深愛這個殘忍而又好心,上帝似的——不可理解,永遠學不會,永遠神秘的人生。因為他的尺度是豐滿,是無限。他永遠也不要波浪柔和的人生道路,而只要給自己選擇凝聚的,緊張的。在他心裡是萌芽的東西,善和惡的萌芽,每一種激情,每一種惡習,他都通過熱情洋溢和自我心醉神迷使之高揚,沒有把他感悟的血液中的危險去除分毫。他身上的賭徒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當作賭注投入各種勢力進行的激情博弈之中,因為只有在黑或紅,死或生的滾動之中,他才極為甜蜜地感覺到他生存的全部狂喜。「你把我放進人生之中,你也將把我從中引導出來」,這是他和歌德一起對大自然所作的回答,他從來沒有想過,「Corriger

la

fortun

é」(23),改進和改正命運。他從不尋找完成、結束,在安靜中的結尾,只是在苦難中尋找人生的升華,他把他的感情越提越高,直達新的緊張壓力,因為他並不想要贏得自己,而是要贏得感情的最高總合。他不想像歌德似的凝結成一塊水晶,冷漠地,用上百個平面來反映這動盪不寧的混亂,而是始終作為不變的火焰,自我破壞,每天毀滅自己,以便每天又把自己建造起來,永遠自我重複,但總是用提升起來的力量,取自更加緊張的對立。他不想控制人生,而只想充當他命運狂熱的農奴,只有這樣,作為「上帝的奴僕」,一切人當中最富獻身精神的人,他才能變成熟知一切人性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控制他命運的權力,又還給了命運:這樣,他的生命便遠遠地超越那偶然的時間。他是個妖魔般的人,臣屬於各種永恆的力量,在他身上,在我們時代清晰的文獻般的光線中,再一次產生被人認為已經消逝的神秘時代的詩人,預言家,偉大的瘋子,命運之人。在這個泰坦巨人般的身軀里,有一些史前時代的英雄史詩般的東西。倘若其他文學作品像鮮花遍地的高山從時代的低地里拔地而起,雖說證明了一個塑造偉力的存在,但是這種偉力由於時間延長而顯得溫和,即使身在高處,依然可以企及,那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的山頂,光怪陸離而又灰暗迷濛,似乎是一座火山的光禿石岩。但是從他那撕裂開來的胸部的火山口噴出的烈焰一直流到我們世界最底層的火焰熊熊流動的核心:這裡還和一切起始的開頭,和原始自然力的基本偉力有着聯繫,我們渾身戰慄地從他的命運和作品感覺到人性神秘的深不可測。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

啊,你們別相信人是一個統一體。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像座火山,因而他筆下的人物也都是火山。因為說到底每個人創造的只是那個創造他的神。這些人物並非和平地安置在我們世上,他們憑着他們的感覺,一直插入原始的問題之中。現代神經質的人在他們當中兼有最初的本質,對於生活只知道它的激情,懷着最後的認識,他們同時囁嚅着說出世上最初的問題。他們的形式還沒有冷凝,他們的岩石還沒有壘起,他們的容貌還沒有平整。他們永遠是沒有完成的,因而加倍生動。因為完成的人同時也是業已結束的人,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一切都要衝向無窮無盡中去。他覺得只有和自己決裂的人,一切成問題的性格才是主角,藝術上才值得加工:他把完成的人,成熟的人全都甩開,猶如樹木甩掉它的果實。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有在他的人物正在受苦,正在擁有他自己的人生業已提高,充滿矛盾的形式,本是一團混亂,正想轉變為命運時,才熱愛這些人。

我們只消把他的人物放在另外一幅圖畫面前,便能顯示其奇妙的特點,更好地理解他們。我們不妨比較一下。我們不妨在我們心裡喚起巴爾扎克的一個人物,作為法國長篇小說的典型,於是無意中出現了一個線條筆直,範圍限定,內心完整的圖像。一個概念,像幾何圖案一樣清清楚楚,有規有矩。巴爾扎克所有的人物,都像從一個獨一無二的,用心靈化學可以確定的物質製造而成。他們都是元素,擁有這樣一個人的一切本質特點,也就是說,也擁有在道德和心理反應上典型的形式。他們幾乎不再是人,簡直已經變成人形的特性,一種激情的精密機器。每個姓名在巴爾扎克作品裡都可以當作某種特性的相關詞:拉斯蒂涅就是勃勃野心,高里奧就是自我犧牲,伏脫冷就是無政府主義。在他們當中的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個君臨一切的動力,把其他所有的內在力量都吸引過來,迫使它們朝着人生中心意志的方向前進。人們簡直恨不得要稱他們是機器人,因為他們對每種人生的刺激,反應都極為準確,在使出力氣,進行反抗時,在熟悉技術的人看來,他們也的確像機器一樣可以預測。要是有人稍稍多讀一些巴爾扎克的作品,就可以根據人物性格來預測他對某一事實會作出什麼回答,就像拋石頭的譬喻,石頭拋出多高就可預測它落得多重。葛朗台這個慳吝人,見他女兒作出犧牲,顯出英雄氣概,這個小氣鬼就會相應地表現得更加吝嗇。高老頭在日子過得還相當富裕,假髮還仔仔細細地撲上粉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知道,他遲早有一天總會為了兩個女兒賣掉他的背心,把他最後的財產,銀制的餐具毀掉。由於性格的一致性,由於一種衝動,他必然會這樣行動,他那塵世間的肉體只是不完整地用一種人性的形式,把這衝動包裹起來。巴爾扎克的人物性格(同樣,維克多·雨果,司各特,狄更斯的人物性格)全都質樸單色,目標明確。他們都是統一體,因而可以放在道德的天平上測量。在那個精神宇宙里,只有他們碰到的偶然事件才色彩紛呈,千姿百態。在那些敘事作家那裡,人生經歷是多種多樣的,人是統一體,長篇小說本身為爭取反抗塵世間各種力量的力量而進行鬥爭。巴爾扎克的人物和整個法國長篇小說中的人物不是比社會的反抗更強就是更弱。他們征服人生,要不就碾死在人生的輪下。

德國長篇小說的主人公,我們想到的典型就是威廉·邁斯特或者綠衣亨利,他們對自己的基本方向並不如此肯定。他們身上有多種聲音,在心理學方面有細微差別,在心靈上是復調的。善與惡,強與弱,在他們的心靈里胡亂流淌,攪成一片;他們的開始便是混亂,清晨的濃霧遮住了他們清澈的目光。他們感覺到有多種力量在他們體內,但是還沒有匯集起來,還在互相爭鬥,還不是和諧的統一體,可是已經貫穿了凝成統一體的意志。德意志的天才在最終的意義上,總是目標指向秩序。所有的發展小說在這些德國主人公身上沒有發展別的,只發展了他們的個性。各種力量集中起來,人變成了德國的理想,提高到精明強幹的程度。按照歌德的說法:「在世界的潮流之中,塑造性格。」被生活震撼得亂七八糟的各種元素,在爭得的安靜之中凝結成為水晶,經過學習時代鍛煉出師傅,從所有這些書的最後一頁,從《綠衣亨利》,《徐佩里翁》,《威廉·邁斯特》,《奧夫特丁根》(24)

這些書里,一隻清澈的眼睛精力充沛地看進一個清澈的世界。生活與理想和解;這些整理好的力量發生影響,不再是揮霍無度雜亂無章,而是節約下來為了達到最高的目標。歌德的人物和所有德國作家的人物全都得到自我實現,達到最高形式。他們全都勞動工作,精明強幹:他們從經驗中學會了生活。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卻並不尋找和現實生活的聯繫,也根本沒有找到。這是他們的特點。他們根本就不想進入現實世界,而是從一開始就向外發展,進入無限的境界。他們的王國不在這個世界。一切價值、頭銜、權力和金錢的外表形式,一切可以看見的財產,對他們而言,既無價值,亦不作為目的,不像在巴爾扎克的作品裡那樣;也不作為手段,不像在德國作家的作品裡那樣。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既不想貫徹自己的意志,也不想堅持什麼,整頓什麼。他們並不節省自己,而是盡情自我揮霍,他們並不盤算,永遠捉摸不定。他們想要感覺自己和生活,但並不想感覺生活的影子和映像,外在的現實性,而想感覺宏偉的神秘的原始力量,宇宙的偉力,生存的感覺。不論你在什麼地方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深挖,這種十分原始的,幾乎無性的狂熱的生命衝動,都會作為最底層的源泉到處涌流,那非常原始的欲望,既不要求幸福,或者受苦,也不要求生活的個別的形式,價值,區別,而是要求完全一致的快樂,就像在呼吸時感到的快樂一樣。他們要從原始的源泉飲水,而不是從城市和街道的井裡飲水。他們要在自己身上感覺永恆和無限,去除一時的塵世。他們只認識一個永恆的世界,不認識社會的世界。他們既不想學會人生,也不想征服人生,就仿佛他們只想赤裸裸地感覺人生,當作生存的極度歡樂來感覺人生。

由於熱愛世界而不諳世事,由於對現實世界激情如熾而脫離現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首先使人感到有些天真單純。他們沒有一直向前的方向,沒有看得見的目標;這些算是成年的人們像盲人似的腳步踉蹌跌跌撞撞地在世上亂摸亂闖,或者就像醉漢一樣。他們站住腳步,環顧四周,提出各種問題,沒有得到回答,又繼續向未知的地方跑去:他們完全像是初來者進入我們的世界,對這個世界還並不習慣。人們並不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並不考慮他們是俄國人,是從千年之久的野蠻的無意識狀態,闖進我們歐洲文化之中的這樣一個民族的孩子。掙脫古老的文化,掙脫了宗法制度,對新的文化還不熟悉,他們就站在當中,大家都站在一個十字路口,每個人的忐忑不安也就是整個民族的忐忑不安。我們歐洲人待在我們古老的傳統里,就像住在一幢溫暖的房子裡。19世紀的俄國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時代的俄國人,把野蠻的遠古時代的木頭茅屋在身後燒掉,而新的房子還沒有建造起來。他們大家都失去家園,漫無方向。他們的拳頭裡還蘊藏着青年時代的力氣,野蠻人的力氣,但是本能已被多種多樣的問題搞得糊裡糊塗:雙手充滿力氣,但他們不知先抓什麼。所以他們什麼都抓,從來不知饜足。我們不妨感受一下每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的悲哀,從他們整個民族的命運感受一下他們每個人的矛盾和內心障礙。19世紀中葉的這個俄羅斯,不知道向何處去:向西方還是向東方,向歐洲還是向亞洲,向彼得堡這個「藝術之城」,進入文化還是往回走,回到農家莊園,回到大草原。屠格涅夫推他們向前走,托爾斯泰推他們返回來。一切都不安寧,沙皇制度直接面對一個共產主義的無政府狀態,對東正教的信仰,自古繼承下來的信仰,一躍而進入一種狂熱的瘋狂的無神論。沒有任何東西是牢固的,沒有任何東西在這個時代還保有它的價值,它的尺度:信仰的星辰不再在他們頭上燃燒,法律早已不再在他們胸中燃燒。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從一個偉大的傳統中連根拔起,是些真正的俄國人,過渡性質的人物,心裡始終帶着開始時的混亂,滿載着內心障礙和把握不定。對他們而言,沒有一個問題得到解答,沒有一條道路得到鋪平;他們大家都是過渡的人物,開頭的人物。每一個人都是一個科爾德斯(25):背後是燃燒的船隻,面前是陌生世界。

但是這是件奇妙的事:因為他們是一個開始的人物,在每一個人身上,世界又重新開始一次。所有的問題在我們這裡已經僵化成冰冷的概念,而在他們身上還依然在血液里熾烈燃燒。我們舒舒服服的,踏得平平整整的道路,連同它們道德的扶手和倫理的路標,對於他們而言是陌生的:他們隨時隨地都穿過叢莽,走進無邊無際,無窮無盡的境界。每一個人都和列寧,和托洛斯基的俄國一樣感到,他得重新建造整個世界秩序,這是俄羅斯人對於歐洲的無法描繪的價值,這裡又一次有一種尚未消耗過的好奇心向無窮無盡的世界提出一切有關人生的問題。我們在我們的教育方面已經懈怠,而別人還熱情如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每一個人都再一次修正所有的問題,親自用鮮血直流的雙手把善與惡之間的界石挪動,每一個人又把自己的混沌狀態改造成世界。每一個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既是新的基督的僕人,又是宣告者;既是一個第三帝國的殉道者又是它的宣告者。在他們心裡還存留着泰初的混沌,但是也有着在世上創造光明的第一天(26)

的破曉以及創造新人的第六天的預感。他的人物是一個新世界的開拓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是新人的神話,是新人從俄羅斯靈魂的母胎中誕生的神話。

一種神話,特別是一種民族的神話要求有信仰。因此請不要通過理性的水晶般的手段來理解這些人。只有感情,只有兄弟般的感情才能懂得他們。對於Common

Sense(27),對於英國人、美國人,講究實際的人而言,卡拉馬佐夫家父子四人想必看上去是四個不同種類的傻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個悲劇世界,想必看上去像是個瘋人院。因為平時健康的、單純的人世,其天性的出發點和終結點是日子過得幸福,並將永遠都是如此,而對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而言,日子過得幸福卻是極端無所謂的事情。你們打開歐洲每年出版的五萬本書籍,它們都在講些什麼?就講日子過得幸福。一個女人想找一個男人,或者一個人想發財致富,擁有權力,受人尊敬。在狄更斯的著作里,所有的願望到末了就是在綠茵叢中有一間溫馨的小屋,兒女成群,活潑健康。在巴爾扎克那裡,要有一幢府邸,貴族院院士稱號和幾百萬家產。讓我們環顧四周,看看大街上,看看低矮的房屋,看看明亮的客廳,人們在那些地方想要什麼?想過幸福生活,心滿意足,發財致富,擁有權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誰想要這些?誰也不想,他們什麼地方也不想停住腳步,即使在幸福之中。他們大家都想要繼續向前,他們大家都有顆折磨自己的「更高的心」。過幸福生活,他們漫不經心,心滿意足,也無所謂,發財致富,與其說是他們所企望的,毋寧說是他們藐視的。這些奇怪的人,他們對於我們整個人類想要的東西,他們都不想要。他們沒有人之常情,他們對於這個世界一無所求。

那麼他們是知足常樂者,對人生冷漠之輩,對人生興味索然的人?正好相反,我已經說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是一些新開始的人。儘管他們天資聰明,理解力如鑽石一樣犀利,卻擁有孩子的心,孩子的欲望:他們不要這,不要那,他們想擁有一切,而且十分強烈地擁有一切。善與惡,熱與冷,近與遠,他們都要。他們誇大成性,毫無限制。所有的東西當中,他們就要最高級的東西,他們的感覺到處都烈焰赤紅,組成的普通合金全都熔化,只留下像火焰流竄,熊熊燃燒的世界感覺;他們像馬來狂人似的一頭扎進人生之中,從貪慾轉為悔恨,從悔恨又轉為行動,從犯罪轉入懺悔,從懺悔轉入心醉神迷,但是(於是)跑遍他們命運的所有小巷,直到盡頭,直到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或者直到別人把他們打倒在地。啊,這每個人的人生饑渴——整整一個年輕的民族,一個年輕的人類,都舔着嘴唇在渴求世界,渴求知識,渴求真理!你們給我找啊,讓我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裡是不是有一個人,在平靜地呼吸,在就地休息,已經達到了他的目的!沒有,一個也沒有!他們都在參加這個瘋狂的攀登高處,進入低谷的賽跑——因為根據阿廖沙的公式,誰若踏上了第一個台階,必須努力登上最後一個台階——他們向四面八方伸出手去。不論冰凍還是火燒,他們貪得無厭,這些不知饜足,沒有限度的人,他們只是在尋找他們的尺度,在無限之中才找到,每個人都是一蓬躁動不寧的火焰,一蓬烈火。躁動不寧就是痛苦。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是偉大的受苦受難的人。他們大家都面孔扭曲,大家都生活在熱病之中,痙攣之中,抽搐之中。一個偉大的法國人驚恐萬狀地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是一所瘋人院。的確,乍一看,從外表上看,這是一個多麼陰慘的,千奇百怪的環境啊!酒氣衝天的酒吧,獄中牢房,郊區住宅的角落,妓院密布的小巷,小酒店,在那裡,在倫勃朗的陰影中,有一堆心醉神迷的人物,雙手塗滿受害者鮮血的殺人犯,在聽眾鬨笑聲中的醉鬼,在小巷半明不暗的昏光中臉色泛黃的女孩,在街角乞討的犯癲癇病的孩子,在西伯利亞的流放地的連環殺手,在囚犯掌握之中的賭徒羅戈任(28)

像頭野獸似的在他老婆緊閉的房門口滾來滾去,誠實的小偷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等死——什麼樣感情的陰曹地府,什麼樣激情的地獄啊!啊,什麼樣可悲的人類,什麼樣俄羅斯的,永遠陰鬱朦朧,灰暗低沉的天宇壓在這些人物頭上,什麼樣心靈的黑暗和景色的黑暗啊!不幸的地帶,絕望的沙漠,沒有慈悲和公正的煉獄。

啊,這個人類,這個俄羅斯的世界。它起先是多麼黑暗,多麼混亂,多麼陌生,多麼敵意森然啊!它似乎充滿了苦難,這個地球,就像伊凡·卡拉馬佐夫狂怒地說的:「浸滿了淚水,直滲入到它最深沉的內核之中。」但是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面孔,乍一看顯得憂鬱,活像黏土,滿是憂愁,土裡土氣,低聲下氣。但是他的額頭的光彩,蓋過了沉迷狀態,他面部輪廓的世俗氣,他的深處,也為信念所照亮,所以在他的作品中,精神的光芒也照亮了沉悶的物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似乎完全是靠苦難組成的。可是他的那些人物所有苦難的總和,也只是看上去比每一本其他作品中的苦難要大。因為在這些人物當中,有一種東西在和肉慾,幸福之欲,思想深邃地對峙着,這就是痛苦之欲,渴求痛苦的慾念:他們的痛苦同時也是他們幸福的日子,他們用牙齒緊咬不放,放在胸口焐烤着,用雙手愛撫,用整個靈魂珍愛。他們只有在不愛這種痛苦時才最為不幸。感情在內心深處的這種瘋狂的,激烈的交換,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的這種永恆的重新估價,也許只有一個例子可以完全講述清楚,我選擇一個例子,它以上千種形式一再重複出現:一個人由於受到屈辱,一種實實在在的屈辱或者一種假想的屈辱而遭到的苦難。任何人,一個普普通通的敏感的人,不論他是小公務員還是一個將軍的女兒,受到了污辱。也許是由於一句話,一件無關緊要的事情,他的自尊心受到傷害。這第一次的傷害是最初的效果,使他整個的機體都翻騰起來。這人於是受苦受罪。他受到了傷害,正守候着,緊張起來,等待着一個新的傷害。第二個傷害來到:照理就是苦難的累積。但是稀奇的是,這次傷害不再使人痛苦。雖說這受傷害者抱怨訴苦,大呼小叫,但是他的抱怨已經不再真實:因為他愛上了這個傷害。這種「不斷意識到自己的恥辱是一種不自然的秘密的享受」替代這受到傷害的自尊心,他有一種新的自尊心:殉道者的自尊心。現在在他心裡產生了渴望新的傷害,越來越多的傷害的願望。他開始挑釁,他誇大,他尋釁:受苦現在變成了他的嚮往,他的渴求,他的欲望:人家讓他受到屈辱,他(這個沒有分寸的人)就希望自己變得非常低下。他不再放棄他的苦難,他咬緊牙關,把它咬住不放:現在樂於助人者,那個愛他的人成了他的敵人。就這樣,小內莉(29)三次把藥粉打在醫生臉上,拉斯柯爾尼科夫把索尼婭(30)推回去,伊柳契卡咬住虔誠的阿廖沙的指頭——出於愛,出於對他們苦難的狂熱的愛。他們所有的人全都熱愛受苦,因為他們從中可以強烈地感覺到人生,他們熱愛的人生。因為他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只有通過苦難才能真正熱愛」。他們就要這個,尤其想要這個!這是他們最強烈的生存證明:他們不說Cogito,ergo

sum(31),而是用「我受苦,故我存」。這個「我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所有的人物身上是人生最高的勝利。世界感覺的最高形式。在牢房裡德米特里(32)歡呼,唱出了對這個「我存」的偉大的頌歌,對生存的愛欲的頌歌,正因為這種對人生之愛的緣故,他們大家都覺得受苦受難是必需的。因此之故,我已經說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裡,苦難的總和看上去比在所有其他詩人那裡要大得多。因為如果有個世界,那裡沒有什麼東西是無情的,從每個深淵總有一條道路走出來,每個不幸總還有狂喜,每個絕望還有希望,那這就是他的世界。這部作品不就是一系列現代使徒的故事,不就是通過精神從苦難中解脫出來的傳說嗎?不就是皈依人生的信念,達到認識的躅髏地之路?不就是穿過我們的世界,通向大馬士革之路?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人為了爭取他最後的真理而搏鬥,為了得到他最為人性的自我而搏鬥。是不是有人被謀殺了,或者一個女人因為愛情而痛苦不堪,這一切都是次要問題,外在問題,都只是布景。他的長篇小說發生在人的內心的最底層,在心靈空間,在精神世界;偶然事件,異常事件,外部生活的天命僅僅是提示語,機械裝置,只是場景範圍。悲劇一直在內心。它總叫做:克服心理障礙,為爭取真理而搏鬥。他的每一個主人公都問自己,像俄羅斯問自己一樣:我是誰?我有什麼價值?他在搖搖晃晃之中,在無限空間,在永恆之中尋找自己或者更多是尋找他本性的最高形式。他想認出自己,是上帝面前的人,他想承認自己。因為對於每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而言,真理不僅是需要,它是漫無節制,是狂喜,而自白則是他最神聖的樂趣,他的痙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中,在自白中,內在的人,真正的人,上帝的人通過塵世中的人顯露出來,而真理——這就是上帝——通過它肉體的存在顯露出來。啊,狂歡極樂,他們因此懷着狂歡極樂,戲耍自白。他們如何掩飾這自白——拉斯柯爾尼科夫在波爾菲里·彼得羅維奇(33)面前——總是悄悄地把它顯露出來,又掩蓋起來,然後又聲嘶力竭地大叫,超過限度地承認實情,如何在瘋狂的裸露欲中露出他們的下身,如何把惡習和美德攪在一起——這裡,只有在這裡,在為贏得真正自我時才存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緊張關係。這裡,在非常內在的地方才進行着他的人物的宏偉鬥爭,他心靈的壯觀的史詩;這裡,在俄羅斯的,異國情調的東西在他們身上耗盡之處,他們的悲劇也才完全變成我們的悲劇,充滿人性的悲劇;我們在自我誕生的神秘宗教儀式之中,完全徹底地經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每個世人身上所寫的關於新人,關於完全的人的神話。

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宇宙起源學說,在他的創世記里,把新的創造稱之為:自我誕生的神秘宗教儀式。我想嘗試着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切稟性,籠統地說成他的神話:因為所有這些各不相同的,上百種變形的人,歸根結底只有一個統一的命運。大家經歷的只是唯一經歷過的各種變形而已:蛻變成人。他所有人物的起始都是一樣的。作為真正的俄國人,他們自己的生命力使他們不安。在青春期的年月里,在情慾和腦力覺醒的歲月里,他們開朗、自由無羈的感官陰沉起來,他們模模糊糊地感到自己身上有股力量正在騷動,一股神秘莫測的力量正在催逼;不知什麼拘囚着的,正在成長的,迸涌而出的東西想要突破他們尚未成熟的外殼。一場神秘的妊娠(這是新人在他們當中萌發,但是他們自己並不知道)使他們如在夢中。他們孤寂地坐在沉悶的房間裡,在寂寞的角落裡,「直到養成野性」,白天黑夜地思考自己的處境。多年來,他們往往在這種奇怪的僵坐狀態反躬自省,他們就在這種幾乎可說是佛教徒式的心靈物化狀態待着。他們低低地彎下身子衝着自己的肚子,想象女人似的在剛懷孕的幾個月里諦聽自己身上第二顆心臟的搏動。一切懷孕女人的神秘兮兮的狀況,都落到他們自己身上:對於死亡的歇斯底里的恐懼,對人生心裡發怵,病態的殘忍欲望,淫蕩的變態的慾念。

他們終於知道,已經孕育了不知哪一個新的想法:於是他們設法發現這個秘密。他們削尖了自己的思想,直到這些思想變得像外科醫生的手術器械一樣尖銳、鋒利無比,他們剖析自己的狀況,在狂熱的談話中剖析自己的壓抑。他們挖空心思地用腦思考,直到腦子幾乎發燒發狂。他們把他們所有的思想鍛造成唯一的一個固定的思想,把這思想一直想到底,想到一個危險的尖端,到了他們手裡就掉轉頭來直衝他們自己。基里洛夫、沙托夫(34)、拉斯柯爾尼科夫、伊凡·卡拉馬佐夫,所有這些孤獨的人都有他們的思想,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利他主義的思想,拿破崙世界霸權的思想。他們在這病態的孤寂之中把這些念頭醞釀成熟,他們要有一把武器對付從他們當中產生的新人,因為他們的驕傲要反抗他鎮壓他。其他的人又試圖以受到刺激的感官來把這神秘的萌芽,這迫不及待的正在醞釀的生命的痛苦飛快地碾死。我們繼續借用這個比喻:他們設法把這果實墮胎,就像女人從樓梯上跳下來,或者力求用跳舞或者毒藥,把這不受歡迎的孩子打掉。他們狂呼大叫,為了壓倒他們體內這輕微流動的聲響。他們有時毀了自己,只是為了把這萌芽消滅掉。在這些年裡他們故意忘乎所以,他們酗酒、賭博、縱情歡娛,所有這一切都狂熱進行,臻於極致,直到最後瘋狂為止(否則他們也就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了)。痛苦促使他們作惡多端,不是產生隨隨便便的一點欲望而已。喝酒不是為了愜意和睡眠,不是德國式的飲酒,為了安然入睡,而是為了得到酩酊醉意,為了忘卻他們的妄想。賭博不是為了贏錢,而是為了打發時間。放縱並非為了歡樂,而是為了在誇耀之中失去真正的分寸。他們想要知道他們是誰,於是他們尋找界限。他們想在過分熾熱和突然冷卻之中認識他們自我的最外面的邊緣,尤其要認識他們自己的深度。他們在這種慾念之中熊熊燃燒,直到上帝駕前,他們一直沉淪,直到野獸的境地,但是,始終為了凝視心裡的人。或者他們試圖,——既然他們並不認識自己,至少得自我證明一番。科利亞撲倒在一列火車底下,為了向自己證明他的勇敢,拉斯柯爾尼科夫謀殺了老太太,為了證明他那拿破崙的理論。他們幹什麼都過頭,超過他們原來的願望,只是為了達到感情的最遠的界限。為了認識他們自己的深度,他們人性的尺度,他們縱身跳進每一個深淵:從肉慾跳到放蕩,從放蕩跳進殘忍,又往下一直跳到它那最低下的終點,那冷冰冰的,沒有感情的精打細算的惡毒心腸。但是所有這一切,都是出於一種轉變過的愛情,一種想要知道自己本質的欲望,一種轉變過的宗教的妄想。從明智的清醒狀態,他們跳進瘋狂的迴旋,他們精神上的好奇心,變成了感官的變態。他們的犯罪行為發展到熾熱的褻瀆兒童和謀殺行為。但是對於他們大家來說,典型的是對於提高的欲望表示提高的反感:意識到狂熱悔恨的烈焰一直燃燒到他們瘋狂的最低下的深淵。

但是他們在誇大情慾和思想之中沖得越遠,就離開自己越近,他們越想消滅自己,就越早贏回自己。他們悲哀的酒神節的歡宴只是一系列痙攣,他們的罪行只是自我分娩時的抽搐。他們的自我摧殘只破壞了這內在的人的外殼,是最高意義上的自我拯救。他們越使勁,越縮成一團,扭來扭去,就越發無意識地促進了出生。因為只有在錐心刺骨的疼痛之際,新的生物才會來到這世上。一個異乎尋常的東西,一個陌生的東西必須走來,把他們解放出來,某一種力量必須在他們最艱難的時刻成為他們的產婆,善心,那最富人性的愛必須幫助他們。一種最極端的行動,把他們所有的感官都緊張起來,達到絕望境地的一種罪行,殊為必要,為了誕生純潔,在這裡和在生活中一樣,每種誕生都處於致命的危機四伏的狀態之中。人性能力的兩種最極端的力量,死與生,這一瞬間在內心交叉在一起。

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性的神話。每一個人的混成一片的,陰沉模糊的,多姿多彩的我,孕育着真正的人(按照中世紀世界觀的那個脫離了原罪的原始的人)的萌芽,那基本的生物的萌芽,具有純粹的神性。從我們身上文化人暫時的肉體中把這絕對永恆的人生下來,是最高的任務,也是最真實的塵世間的責任。每個人都懷孕了,因為生活並沒有把任何人趕走,生活在一個幸福的時刻,用愛情使每一個塵世的人都懷孕,可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把他的果實生了出來。在有的人那裡,這果實由於心靈的懶散而腐爛,它死去了,還毒死了此人。其他的人又死於臨產時的陣痛之中,只有那孩子,那思想來到了世上。基里洛夫非自殺不可,為了能夠一直保持純真。沙托夫被人刺死,為了證明他的真理。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英勇人物,佐西瑪院長(35),拉斯柯爾尼科夫,斯捷潘諾維奇(36),羅戈任(37),德米特里·卡拉馬佐夫消滅掉了他們社交上的自我,他們內在本質的若蟲的狀況,以便像蝴蝶一樣飛離那已經死掉的形式,從爬行動物變成飛行動物,從泥土一樣死沉的東西,變成向上高升的東西。心靈障礙的堅硬外殼砸爛了,靈魂,最高人性的靈魂迸涌而出,涌回到無邊無際的地方。他們身上一切個人的東西,一切獨特的東西全部去除,因此所有這些人物形象在他們大功告成的瞬間也就絕對相似。當阿廖沙這些人犯罪之後淚流滿面地踏進新生活的陽光之時,阿廖沙幾乎無法和佐西瑪院長區別開來,卡拉馬佐夫幾乎無法和拉斯柯爾尼科夫區別開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長篇小說的結尾,出現的是古希臘悲劇的淨化,Katharsis,大規模的贖罪:在雷電交加的狂風暴雨和滌盡寰宇的氣氛之上,崇高的彩虹的光圈,俄羅斯最高級的和解的象徵正熊熊燃燒。

只有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從自己身上生下了純潔的人之後,他們才走進了真正的集體之中。在巴爾扎克那裡,當主人公控制住社會之後,他也就得勝了。在狄更斯那裡,當他的主人公能夠躋身社會階層,擠進市民生活,建立家庭之後,平平安安地適應一個職業,他就算勝利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爭取進入的集體,已不再是社會集體,而是一種宗教的集體,他不尋找社會,而是尋找世界兄弟會。他所有的長篇小說談論的都是這個最後的人:社會的特點,社會的中間階層連同其半吊子的驕傲和變了樣的仇恨都已克服,這個自我之人已變成眾人之人,他的心懷着無限的謙卑和熾熱的愛,歡迎兄弟,在每個其他人身上歡迎純正的人。這個最後的滌淨的人不再知道區別,不再擁有社會的等級意識:他的靈魂赤身露體,如在樂園之中,沒有羞恥,沒有驕傲,沒有仇恨,沒有輕蔑。罪犯和妓女,兇手和聖人,公侯和醉鬼,他們在他們生活的那個最低下,最真實的自我當中對話,所有的階層都互相融成一片,心對心,靈魂衝着靈魂。只有這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裡是決定性的:一個人究竟真實到什麼程度,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變成了真正的人。這種贖罪,這種贏得自我是如何辦到的,這完全無所謂。誰若認識了,就理解了一切,知道「人的精神的法則正是如此未經研究,仍然神秘莫測,既不存在精通此道的醫生,也沒有可作最後判決的法官」,知道誰也沒有罪過,要不就是大家都有罪,誰也沒有資格作為法官審判別人,每個人都只是別人的兄弟。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宇宙里,沒有徹頭徹尾的墮落分子,沒有惡棍,沒有地獄,也沒有但丁《地獄篇》中地獄的最底層,即便是基督自己也沒法把判了刑的罪犯從那裡救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只知道煉獄,知道幹了壞事的人依然還比傲慢的人,冷漠的人,無可指摘的人更是一個心靈熾熱的人,更接近真正的人,在那些傲慢、冷漠,無可指摘的人胸中,真正的人冷凍成市民的合法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正的人受過苦,遭過罪,因此對於苦難懷有敬畏,這也就是世上最後的秘密。誰若受苦,通過同情,就成為兄弟,成為他所有的人物,都不在乎恐懼。因為他們只矚目於內在的人,只矚目於兄弟。他們擁有崇高的能力,他曾稱之為典型的俄羅斯能力,不會長時間地仇恨,因此擁有一種對世上所有事情的無限的理解力。他們相互之間還往往爭吵不休,還互相折磨,因為他們對自己的愛感到羞恥,因為他們把自己的謙卑看成軟弱,還沒有預感到這愛和謙卑是人類最有繁殖力的力量。但是他們內在的聲音永遠知道真實情況。當他們彼此惡言相向,互為仇敵的時候,他們內在的眼睛早已幸福地互相凝視,表示了解,嘴唇親吻着兄弟的嘴巴。他們身上的赤裸裸的永恆的人已經互相認識,這種兄弟相認的全面和解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