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中的歡快葬禮和十二個異鄉故事 - 第2章
—個人在照片上比在現實中老得更快。」然後他做了一個往事已矣的手勢，把照片還給了荷馬。
「我記得很清楚。」他說，「那是好多年前，在聖克里斯托瓦爾-拉斯卡薩斯的鬥雞場上。」
「那是我的家鄉。」荷馬說，然後指着人群中的自己，「這個是我。」
總統認出了他。
「還是個小孩子！」
「差不多。」荷馬說，「在整個南部競選過程中我一直跟您在一起，我是大學生助選團的頭兒。」
總統以為接下來會聽到責備的話。
「而我顯然當時甚至沒注意到您。」他說。
「正相反，您對我們非常友善。」荷馬說，「但是我們人太多了，您不可能記得我。」
「後來呢？」
「後來的事，還有誰比您更清楚？」荷馬說，「軍事政變後，我們能在這裡相逢，一起等着吃下半頭公牛，這是一個奇蹟。有這份運氣的人不多。」
這時菜上來了。總統把餐巾系在脖子上，像小孩兒的圍嘴。他並非沒有感覺到客人未說出口的驚訝，解釋道：「如果我不這麼做，每頓飯都得犧牲一條領帶。」在開吃之前，他先嘗了嘗肉的老嫩，露出滿意的表情，回到談話的主題。
「我不明白的是，」他說，「為什麼您之前沒有走上前來跟我相認，而是選擇像警犬一樣跟蹤我。」
荷馬告訴他，第一次看見他從一個特殊通道進入醫院的時候就認出他了。那時正值盛夏，他穿着一套白色安的列斯亞麻西服，黑白相間的皮鞋，衣領上別着一朵雛菊，一頭優雅的頭髮被風吹得有些凌亂。荷馬打聽到，總統孤身一人待在日內瓦，無人幫扶，唯一可以依靠的是他對這個城市的記憶，他就是在這裡拿到了法學學位。根據他的要求，醫院的管理人員承諾對他的信息嚴格保密。當天晩上，荷馬就跟妻子商量好，要和總統取得聯繫。然而，他跟蹤了五個星期，一直沒找到合適的時機。這次如果不是被撞個正着，他可能還是不會上前問候。
「我很高興您這麼做了。」總統說，「雖然事實上，我完全不介意一個人待着。」
「這不公平。」
「為什麼？」總統真誠地問，「我這輩子最大的成就就是成功地使自己被遺忘了。」
「我們對您的懷念要比您想象的深刻得多。」荷馬毫不掩飾自己的激動，「真高興看到您像現在這樣，健康而年輕。」
「然而一切都預示我將不久於人世。」總統平靜地說。
「您手術成功的幾率很高。」荷馬說。
總統驚訝得跳了起來，但仍未失去風度。
「啊！真見鬼！」他驚呼，「難道在美麗的瑞士，醫療信息的保密制度已經被廢除了嗎？」
「在世界上任何一家醫院，對於救護車司機來說，沒有什麼秘密可言。」荷馬說。
「這個消息我是在不到兩個小時之前，從唯一應該知道的人那裡聽說的。」
「不管怎樣，您都不會白白死去。」荷馬說，「會有人將您奉為高貴的楷模，給予您應有的位置。」
總統裝出一副滑稽的吃驚模樣。
「謝謝您的提醒。」他說。
他進餐跟做其他任何事情一樣：不緊不慢，乾淨利落。他一邊吃，一邊看着荷馬的眼睛，荷馬覺得他能看穿自己的心思。在充滿懷舊和回憶的長時間交談之後，總統臉上露出調皮的壞笑。
「之前我已經決定不去操心自己的遺體，」他說，「但現在我覺得應該釆取一些像偵探小說里那樣的預防措施，以防別人找到。」「做什麼都沒用，」荷馬開玩笑說，「在醫院裡，沒有什麼秘密能維持一小時以上。」
喝完咖啡，總統査看了杯子下面，再次打了個寒戰：一模一樣的信息。但他的表情沒有變化。他用現金付了賬。付賬前確認了好幾遍賬單，又過分仔細地清點了好幾遍手裡的現金，最後留下的小費只夠換來服務員一句嘟囔。
「非常高興認識您。」他向荷馬告別，「我現在還沒有確定手術日期，甚至還沒有決定是否接受手術。但如果一切順利，我們還會再見的。」
「為什麼不在手術之前？」荷馬說，「我老婆拉薩拉為有錢人做飯。鮮蝦飯沒有人能做得比她更好，我們非常希望能找個晚上邀請您來家裡做客。」
「我被禁止吃海鮮，不過我很樂意品嘗。」他說，「您來定時間吧。」
「周四我休息。」荷馬說。
「很好。」總統說，「那周四晚上七點我去您家。真的很高興。」
「我來接您吧。」荷馬說，「大馬士旅館，工業路十四號。在火車站後面。對嗎？」
「沒錯，」總統站起身來，顯得比以往更有魅力，「看起來，您應該連我的鞋碼都摸清了。」
「當然了，先生。」荷馬被逗樂了，「四十一碼。」
有一件事荷馬·雷伊沒有告訴總統，但在之後的歲月中卻一再告訴每一個願意傾聽這個故事的人：他最初的動機沒那麼單純。和其他救護車司機一樣，他同殯葬公司和保險公司做交易，在醫院裡兜售他們的服務，尤其是向那些舉目無親的外國患者。所得微不足道，還得跟其他提供消息的雇員分享，關於危重病人的秘密信息都是你傳他、他傳我這樣傳出來的。但是對於一個沒有前途可奔、靠着極其微薄的薪水同妻子和兩個孩子一起在生存線上掙扎的流亡者來說，算是不錯的慰藉。
他的妻子拉薩拉·戴維斯更加現實。她是一個面容姣好的穆拉托女人，來自波多黎各聖胡安。身材嬌小結實，有着蜜糖色的光滑皮膚，充滿野性的眼睛同她的氣質十分相稱。他們是在醫院做慈善服務時認識的，那時她是雜務助理。在那之前，她作為保姆被祖國的一個富翁帶到了瑞士，後來被遺棄在日內瓦。雖然她是尤魯巴族女孩，兩人還是按照天主教的儀式舉行了婚禮。他們住着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位於一棟公寓樓的八層，樓里沒有電梯，居民以非洲移民為主。他們有個九歲的女兒叫芭芭拉，七歲的兒子拉薩羅有些智力發育遲緩的跡象。
拉薩拉·戴維斯是個聰明、暴脾氣的女人，但是心腸很軟。她覺得自己是典型的金牛座，並且對星座占卜有一種盲目的迷信。然而，她一直沒能實現以給百萬富翁當占星師來謀生的願望。讓她有時能補貼點兒家用，偶爾還能有可觀收入的生計是為闊太太們準備晚宴，以供她們在賓客面前炫耀，讓別人以為那些精美的安的列斯菜餚是出自她們之手。荷馬則羞澀而拘謹，除了現在做的這點兒事，別的什麼也不會。但是拉薩拉從沒想過離開他，因為他心地單純，在性方面也很能滿足她。原先他們過得還不錯，但這幾年，隨着孩子們一天天長大，日子越來越艱難。總統到達日內瓦的時候，他們已經開始一點一點動用五年來的積蓄了。因此，當荷馬·雷伊在醫院裡匿名的病人中認出他來時，夫妻倆開始浮想聯翩。
他們並不確切地知道自己想從他那裡得到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有什麼權利這麼做。一開始，他們想過向他兜售全套的殯葬服務，包括給遺體做防腐處理，然後運送回國。但是慢慢地，他們發現死亡並不像一開始看上去那樣離他那麼近。到與總統共進午餐的那天，夫妻倆已經因為諸多疑問而感到茫然了。
事實上荷馬並沒有擔任過大學生助選團的領袖，或其他類似的角色。拍下那張照片那天，是他唯一一次參加助選活動。但陰差陽錯，這張照片居然奇蹟般地在衣櫃裡被找到了。不過他的一腔熱忱是真的。他也確實是因為參加了反軍事政變的巷戰，不得不逃離祖國，儘管過了這麼多年他依然生活在日內瓦的唯一原因是他已經毫無鬥志。因此，這個小小的謊言不應該成為他獲得總統好感的障礙。
第一件讓夫妻倆感到詫異的事情是，日內瓦到處都是失意政客的華府豪宅，但這位著名的流亡者卻住在凋敝的格羅特社區一家四等旅館裡，混跡於亞洲移民和妓女中間，獨自一人在窮人的小餐館用餐。荷馬親眼見到他日復一日地重複那天的行程。他一次次用目光追隨着他，有時候會近到很容易被發現，看着他傍晚時分在老城陰鬱的牆和叢生的黃色風鈴草間散步。他曾看到他在卡爾維諾塑像前發呆，一待就是幾個小時；也曾跟着他一步一步登上石階，被茉莉花濃烈的香氣嗆得幾乎室息，只為了在博地弗廣場的最高處觀賞夏日漫長的日落。一天晚上，他看到他淋着秋天的第一場雨，既沒穿大衣也沒撐雨傘，為了聽魯賓斯坦的音樂會跟學生們一起排隊。「真不知道他怎麼會沒得肺炎。」他後來跟妻子說。前一個周六，天氣開始變涼，他看到他買了一件假水貂領的秋裝大衣，但不是在流亡政客經常光顧的羅納大街上那些金碧輝煌的商場裡，而是在拉斯普爾加斯的市場上。
「什麼都別指望了，」聽了荷馬的敘述，拉薩拉驚呼，「他真是個徹頭徹尾的吝嗇鬼，死了可能還得慈善團體去給他收屍，埋到公共墓地去。咱們永遠也別想從他那裡得到什麼。」
「也許他是真的沒錢。」荷馬說，「畢竟這麼多年沒工作了。」
「哎喲，你這小黑鬼。上升星座也在雙魚座的雙魚座是一回事，傻是另一回事。」拉薩拉說，「全世界都知道他捲走了政府的財產，他是馬提尼克最有錢的流亡者。」
荷馬比拉薩拉大十歲，是聽着總統在日內瓦一邊讀書一邊在建築工地打工的故事長大的。相反，拉薩拉則是聽着敵對媒體對各種醜聞的報道長大的，她從小就在一個敵視總統的家庭當保姆，這些醜聞在這個家庭中被進一步誇大了。因此，因為同總統共進午餐，那天晚上，荷馬回到家時欣喜若狂，而她卻對總統邀請他去高級餐廳吃飯這種情節不屑一顧。讓她氣惱的是，荷馬沒有藉機向總統提出任何要求，而他們曾夢想過很多東西，從孩子們的獎學金到醫院裡一個更好的職位。她覺得自己的懷疑得到了確認：這位總統已經打定主意，寧可曝屍荒野餵兀鷲，也不願意把手裡的錢用於一個像樣的葬禮，並讓遺體榮歸故里。但最終點燃怒火的是荷馬特意留到最後的消息：他邀請總統周四晚上來家裡吃鮮蝦飯。
「你還嫌這一切不夠嗎？」拉薩拉沖他喊道，「要是他吃罐頭蝦中毒死在這兒了，我們還得拿留給孩子們的積蓄來給他辦喪事！」出於對婚姻的忠誠，最後她妥協了。她不得不向一個鄰居借了三套銀餐具和一個玻璃沙拉盤，向另一個借了電咖啡壺，向第三個借了一塊繡花桌布和一套瓷咖啡杯。他們原本一致同意以家裡的寒酸境況博取客人的同情，但她還是把舊窗簾換成了過節時才會掛出來的新窗簾，拿掉了家具上的護套，並花了一整天時間刷地板、除塵，將屋裡的東西變換位置，直到房間煥然一新。
周四晚上，總統出現在門口，因為剛剛爬了八層樓梯，呼吸還有些急促。他穿着新買的二手大衣，戴着過時的圓頂卷邊帽，只帶了一枝玫瑰送給拉薩拉。她驚訝於他的男性風度和王子般的舉止，但除此之外，總統給她的第一印象跟她料想的毫無二致：虛偽而貪婪。他顯得很做作，一進門就仿佛突然陷入了狂喜，深吸了一口氣，然後閉着眼睛，伸開雙臂驚呼：「啊，祖國海的味道！」而事實上，她在做飯的時候，為了不讓滿屋子都飄着蝦的味道，還特意把窗戶打開了。他表現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小氣，只給她帶了一枝玫瑰，而且毫無疑問是從公共花壇里偷的。他是如此傲慢無禮，在看到關於自己光輝的總統生涯的剪報和荷馬滿懷赤誠釘在客廳牆上的競選小旗時，神色輕蔑。他心腸很硬，甚至沒有向芭芭拉和拉薩羅問好，而兩個孩子特意為他準備了禮物。在用餐的過程中，他還說有兩樣東西是自己不能忍受的：狗和孩子。她恨他。但是，加勒比人熱情好客的天性使她克制住了偏見。她穿着只有節日裡才會穿的非洲長袍，戴着薩泰里阿教徒的項鍊和手鐲，在整個晚餐期間沒有做任何多餘的動作，也沒有說任何多餘的話。她的表現堪稱完美，無可挑剔。
事實上，鮮蝦飯並不是她最拿手的，但她做得很用心，也非常成功。總統吃了兩盤，讚不絕口。他也很喜歡炸香蕉片和鱷梨沙拉，雖然這兩道並非他們的家鄉菜。拉薩拉一直保持緘默，安靜地傾聽，直到享用餐後甜點時荷馬不合時宜地陷入了上帝是否存在的死胡同。
「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總統說，「但是跟人類一點兒關係都沒有。他關心的是重要得多的事情。」
「我只相信星座。」拉薩拉說，她掃了一眼總統的反應，「您是哪一天出生的？」
「三月十一日。」
「我猜就是！
」拉薩拉帶着得勝的驚訝說，然後語調優雅地問道：「一張桌子上坐着兩個雙魚不會有點兒多嗎？」
她回廚房去準備咖啡的時候，兩個男人還在談論上帝。她把殘羹冷炙都收拾了下去，全心全意盼着這個夜晚有個完滿的結局。當她端着咖啡回到客廳時，總統的一句話讓她目瞪口呆。
「不用懷疑，我的朋友，咱們可憐的祖國所遭遇的最大的不幸就是我當了總統。」
荷馬看到拉薩拉站在門口，端着借來的咖啡壺和瓷杯子，似乎快要暈過去了。總統也注意到了。「別這麼看着我，女士。」他柔聲說，「我說這些都發自內心。」然後，他轉向荷馬：
「還好，我正在為自己的不明智付出昂貴的代價。」
拉薩拉送上咖啡，關掉了餐桌上方的燈，那雪亮的光不適合聊天。客廳里變得幽暗，氣氛親密了些。她第一次對這位客人產生了興趣，他的風趣幽默無法掩飾他內心的悲哀。當總統喝完咖啡，把杯子倒扣在杯托上等殘渣落下時，她的好奇又增加了幾分。
在飯後的閒聊中，總統告訴他們，他選擇馬提尼克島作為流放地，是因為跟那時剛剛發表了《返鄉札記》的詩人艾梅·塞澤爾交往甚篤，是他幫助自己開始了新生活。靠着妻子繼承的那筆遺產餘下的部分，他們在法蘭西堡的山裡買了一棟用硬木造的房子，窗戶上裝了鐵絲網，朝向大海的露台上開滿野花。在那裡，聽着蟋蟀的叫聲，聞着從磨坊飄過來的糖漿和甘蔗酒的氣味，睡覺真是一種享受。妻子比他大十四歲，唯一的一次分娩讓她落下了病。他們就在那裡安頓下來。為了抵抗命運，他埋頭重溫那些拉丁文經典作品，並確信自己的餘生就將這樣度過。在很多年裡，他不得不抵禦曾經的追隨者提出的各種各樣冒險的誘惑。
「但是我再也沒有拆過任何一封信。」他說，「從來沒有。因為我發現，即使是那些最緊急的，過一個星期就不那麼緊急了，過兩個月，甚至連寫信的人自己都忘了。」
在昏暗的燈光下，他看見拉薩拉點了一根煙，伸出手急切地搶了過來，深深地吸了一口，並把煙留在了嗓子裡。拉薩拉吃了一驚，拿出煙盒和火柴，想再點一根。但是總統又把已經點燃的那根還給了她。「看您抽得那麼享受，我實在沒有辦法抵擋誘惑。」他說。但是他不得不把煙都吐出來，因為他劇烈地咳嗽起來。
「我已經戒煙很多年了，但煙癮一直沒有徹底放過我。」他說，「有時候它會戰勝我，比如現在。」
他又咳了兩回。疼痛又回來了。他拿出懷表看了看時間，服下晚間的兩片藥，然後拿起咖啡杯看了看：沒有任何改變。但這次他沒有打寒戰。
「在我之後，有一些我原來的支持者當了總統。」他說。
「薩亞格。」荷馬說。
「薩亞格，還有別的人。」他說，「都跟我一樣，強求一種我們不應得的榮譽，從事着一份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的工作。有些人追求的只是權力。但大多數人追求的東西更可悲：頭銜。」
拉薩拉被激怒了。
「您知道別人是怎麼說您的嗎？」她問。
荷馬警覺地插話道：
「那全是謊言。」
「是，又不是。」總統非常平靜地說，「就一個總統而言，最狼藉的名聲可以既是事實，又是謊言。」
在整個流放期間他一直住在馬提尼克島，除了每天閱讀官方報紙上的幾則消息，跟外界沒有任何接觸。他在一所公立中學教授西班牙語和拉丁語，艾梅·塞澤爾時不時給他一些翻譯的活兒，以此維持生計。在八月令人難以忍受的炎熱天氣里，他會在吊床上一直待到中午，在臥室里電扇的嗡嗡聲中讀書。妻子則照料着放養的鳥兒，即使在一天中最熱的時段，也只是戴上一頂裝飾着人造果子和紗制假花的寬沿草帽遮陽。但是，當酷熱退去，在露台上享受清涼還是很愜意的。他長時間地看着大海，直到夜幕降臨，她則坐在柳條搖椅里，戴着破舊的草帽，每根手指上都戴着花哨的戒指，看着來往的各國輪船。「這艘是開往聖人港的。」她說，「瞧那艘船裝滿了聖人港的香蕉，都走不動了。」在她眼裡，沒有哪艘船不是自己國家的，而他則在一旁裝聾作啞。不過最後她忘記得比他更徹底，因為她失去了記憶。他們就這樣待着，直到喧鬧的黃昏結束，不得不蔽身於被蚊子占領的房子裡。某個秋天，在露台上看報紙時，總統吃驚得跳了起來。
「噢，見鬼！」他說，「我死在埃斯托里爾了！」
他的妻子正昏昏欲睡，也被這新聞嚇了一跳。消息登在報紙第五版的角落裡，一共六行。這家報紙偶爾會發表一些他的翻譯作品，報紙的主編也會時不時地來拜訪他，可現在卻說他已經死在了里斯本的埃斯托里爾，那裡是歐洲墮落的溫床和巢穴。他從來沒有去過那裡，那也許是世界上唯一一塊他不願意埋骨的地方。一年以後，妻子真的去世了，咽氣前一直被僅剩的記憶折磨：他們的獨子曾經參與推翻自己父親的政變，最後卻被同夥槍斃了。
總統嘆了口氣。「我們就是那樣，無可救贖。」他說，「一片被想象成積聚了全世界的渣滓、沒有一絲愛意的大陸，一群習慣了劫持、強暴、黑幕交易、欺騙、爾虞我詐的人。」拉薩拉那雙非洲人的眼眸此時正毫不留情地審視着他。他迎着她的目光，試圖以老練精湛的口才使她信服。
「混血這個詞的意思就是把眼淚和流動的血液混在一起。對這樣一杯苦酒，還能期待什麼呢？」
拉薩拉用一陣死一般的沉默讓他如坐針氈。但在深夜告別的時候，她控制住了情緒，給了他一個正式的吻。總統拒絕了荷馬陪他回旅館的好意，但是沒能阻止他幫自己叫了一輛出租車。當荷馬回到家時，等待他的是暴怒的妻子。
「他是全世界最老奸巨猾的總統，」她說，「一個徹頭徹尾的渾蛋。」
儘管荷馬費盡口舌想讓她平靜下來，他們還是度過了一個糟糕的不眠之夜。拉薩拉承認，總統是她見過的最英俊的男人之一，有種迷倒一切的魅力和陽剛之氣。「別看他現在這樣，又老又落魄，上了床肯定還很勇猛。」她說。但她覺得，上帝賦予他的這些天賦被他揮霍在了虛偽上。她無法忍受他假惺惺地說自己是祖國最差勁的總統；也不能忍受他吹噓自己的簡樸生活，因為她始終相信他擁有整個馬提尼克島一半的財富；更不能忍受他假裝對權力漠不關心，因為顯而易見他願意不惜一切代價重回總統寶座，哪怕只有一分鐘，好將他的敵人們踩到泥里。
「而他所說的一切，」她總結道，「只是為了讓我們臣服在他腳下。」
「這樣做對他有什麼好處？」荷馬說。
「沒什麼好處。」她說，「但虛榮是一種永遠不可能被滿足的惡習。」
她怒氣衝天，以至於荷馬無法忍受跟她同床共枕，裹着毯子在客廳的長沙發上過了一夜。第二天，拉薩拉依舊很早就起床了，跟平時在家時一樣赤裸着全身，嘴裡還不停地自言自語。她沒花多少工夫就把那頓不愉快的晚餐留下的痕跡清除得一乾二淨。天一亮她就還掉了借來的物件，窗簾換回了舊的，家具挪回原處，直到房間變得跟頭天晚上之前一樣貧窮而整潔。最後，她扯下了剪報、畫像、粗劣的競選小旗，全部扔進了垃圾桶，然後大喊一聲：
「見鬼去吧！」
一星期後，荷馬看到總統在醫院的出口等他，請求他陪自己回旅館。他們爬上陡峭的三層樓梯，進了一間閣樓。屋裡只有一個天窗，窗外是灰暗的天空，窗口拴了一根晾衣繩。一張雙人床占據了一半空間，此外只有一把樣式簡單的椅子、一個洗手盆、一個便攜式浴盆和一個簡陋的衣櫃，衣柜上面的鏡子霧蒙蒙的。總統注意到了荷馬的震驚。
「這裡是我當年上學時住的地方。」他似乎是在為自己辯解，「我在法蘭西堡預定的。」
他拿出一個絲絨包裹，把畢生的積蓄攤在床上：幾個裝飾着各色寶石的金手鐲、一條三層珍珠項鍊、兩條鑲寶石金項鍊、三條墜着聖像的金鍊子、一對鑲綠寶石金耳環、一對鑲鑽耳環、一對鑲紅寶石耳環、兩個聖物匣、一個相片盒、十一枚各種珍貴材質做的戒指，還有一頂可能曾經屬於某位女王的閃閃發光的皇冠。然後又從另一個盒子裡拿出一些袖扣，三對銀的和兩對金的，各自都有配套的領帶夾，還有一塊鍍白金的懷表。最後，他從一個鞋盒裡拿出六枚勳章：兩枚金的，一枚銀的，其餘毫無價值。
「這是我這輩子剩下的所有東西了。」他說。
除了賣掉所有這些，他沒有別的辦法來湊齊醫療費了，他希望荷馬能夠幫他儘可能秘密地賣掉。但荷馬覺得自己沒有能力滿足他這個請求，因為這些東西沒有正規的發票。
總統解釋說，它們都是他妻子的嫁妝，從她祖母那裡繼承來的，那位生活在殖民時期的老人繼承了哥倫比亞幾個金礦的一大筆股票。懷表、袖扣和領帶夾則是他自己的。而那些勳章，當然，在屬於他之前不屬於任何人。
「我想這樣的東西，沒有人能拿得出發票。」
荷馬的態度很堅決。
「如果是這樣，」總統思索了一會兒，說，「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拋頭露面了。」
他以一種拿捏得恰到好處的平靜態度開始收拾那些珠寶。「我懇請您的原諒，親愛的荷馬，但是，再沒有比一個窮總統的貧窮更可悲的了。」他說，「活下去顯得毫無價值。」那一瞬間，荷馬被打動了。他屈服了。
那天晚上，拉薩拉很晚才回到家。一進門就看到餐廳的水銀燈下閃閃發光的珠寶，她的神情就像突然看到床上有隻蠍子。
「你可別干蠢事，小黑鬼。」她嚇壞了，「這些東西哪兒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