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諜影 - 第2章
約翰·勒卡雷
三十歲時，我在一種極端秘密的狀態下寫出了《柏林諜影》，我當時身處一種強烈的個人重壓之下，那種重壓他人根本無法分擔。作為一名在英國駐聯邦德國（西德）首都波恩使館裡冒充為初級外交官的情報官，我在同事眼中是一個秘密，而對我自己而言，大多數時間裡我也是個秘密。在此之前，我已經寫了兩部小說，都是以筆名發表的，而且出版之前都經過了我所供職的機構的許可。經過漫長而深入的審查後，《柏林諜影》也被許可出版。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如果這部作品未能獲得出版許可的話，我之後會做些什麼。
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審查這部作品的人即使有些勉強，但最終還是正確地認定，這部書從始至終都是虛構的，與個人經歷無關，而且相應地，也不會造成安全問題。然而，世界範圍內的輿論可不是這麼認為，他們異口同聲地判定，這部書中的故事不僅是真實事件，還更傳遞來自另一個「冷戰」陣營的信息。被這一論斷嚇壞了的我懷着敬畏觀察事態的發展，隨着一個接一個的專家宣稱這部書里講的是一個真實事件，這部書逐漸登上了暢銷榜，並在榜單上停留了很長時間。
而隨着時間的流逝，我的敬畏逐漸演變為了一種無力的憤怒感。
憤怒，是因為自從我的這部小說出版那天起，我就意識到我會永遠被看作一名間諜出身的作家，而不是一名僅僅在那個秘密的世界裡做過一丁點事情並把這些寫下來的正常作家。
但當時的記者對此完全不知情。對他們而言，我是一名憑空冒出來的英國間諜，講述着間諜世界的真實景象，我越否認就越是增加了其中的謎團。
偏偏我的小說讀者們都深深地迷戀着「007」系列，正迫切渴望着來點兒007以外的新鮮故事，於是這個謎團便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注意力。這時我受到所有作家夢寐以求的關注，可唯一的問題在於，我壓根兒就不相信那套讓我獲得關注的宣傳說辭。雖然我未作任何反對，但我仍然不喜歡。可即便我想反對，我也說不出什麼能改變這一趨勢的東西。而且我也不確定自己是真的想反對。
在1960年代—而且直至今天—英國情報機構成員的身份一直是國家機密，這絕對無可指摘。任何泄露情報人員身份的行為都是犯罪。而情報機構則可能會在他們認為合適時選擇泄露出一個名字。他們或許會展示一兩個情報巨頭來讓我們小小見識下他們的無所不知和開放度—他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但前情報機構成員的身份被泄露出來對他們而言只能意味着災難。
不管怎樣，我都有我自己的顧慮。我和之前的僱主沒有任何過節，事實上我們相處得頗為融洽。這本小說在美國揚名幾個月後，我現身於在紐約舉行的新聞發布會。在發布會上，我雖然很緊張，但一直在誠實地否認着：不，不，我從來沒當過間諜。但是，那次經歷卻是一場噩夢，毫無疑問。
當一位有消息來源的美國記者嘲諷地告訴我說，一位目前在任的英國情報機構上層對中央情報局的前任官員透露說，我一直是在職的英國情報人員，這讓原本的謎團更加說不清了。而且這位記者還把這個消息分享給了眾多參加此次新聞發布會的同行好友，這樣一來，現場的所有人就都知道我是在撒謊。
五十年來，自此之後的每一次採訪似乎都是為刺穿我的偽裝、找到那個並不存在的真相而進行的努力，也許這便是為何我這麼討厭採訪的原因吧。
***
《柏林諜影》是一種任性的想象力的產物，這種想象力最終因我對政治的厭惡和個人的困惑而終結。五十年過去了，我從未將這部書與我自身的經歷聯繫到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在倫敦機場的一次無言的相遇。當時一名軍人模樣的中年男子穿着沾有污點的雨衣筋疲力盡地將一把混着外國硬幣的錢甩到了吧檯上，用粗礪的愛爾蘭口音給自己點了杯蘇格蘭威士忌，他告訴酒保說那點錢能倒多少就倒多少。在那一瞬間，阿歷克·利瑪斯這個人物形象誕生了。雖然我的記性不太靠得住，但這便是我所能記起的。
如今，我把這部小說看作發生在我內心中的一次未能被掩飾好的爆炸，這次「爆炸」之後，我的人生就此改寫。這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內心爆炸，也不會是最後一次。沒錯，沒錯，寫這部書的時候，我已經斷斷續續地為情報機構工作了十年；我的人生因為有了這十年而變得完整，我一直為自己太年幼沒有參加「二戰」而心存愧疚—更重要的是—我的父親是靠發戰爭財發家的，直到他去世前，我一直把這個秘密藏在心底。
不過，雖然我從來都不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但也不至於才疏學淺，而且在進入英國情報機構許久之前，我就具備了一種編故事的能力，這種能力促使我將信將疑地將各種事實收集起來。在我的情報機構職業生涯中，我從未經歷過什麼危險的事，事實上，這份工作經常讓我感到無聊透頂。否則，我的僱主也不會允許我的小說出版，雖然後來他們一定為自己做出的這一決定後悔莫及，因為他們覺得太多的人太把這本小說當真了，還因為任何英國情報人員會做出叛國之舉的暗示，在他們看來都對情報機構的倫理原則造成了貶損，而且會不利於情報人員的招募工作，進而會傷及英國的國家利益，最後這一項指控可真有些誇大其辭。
這部小說並不是「真實事件」的證明—我都重複了多少遍了？—就在於它被出版了。一位僱傭了我的情報部門前任主管甚至曾經公開宣稱，我對情報工作的貢獻微乎其微，對此我深信不疑。對於這部小說記錄了「所發生的唯一一次血腥的雙重間諜行動」的說法，另一位前任主管也說事實絕非如此，但他認為這部小說很有趣。可問題就在於，當真正的情報人員走出來做出明確的澄清時，公眾偏偏認定他們都在說謊。這使得包括我自己在內的所有人做的解釋全都白費。
然而，如若不是情報機構在我年輕時僱傭了我，也一樣會有不知哪個倒霉的機構把我招募進去，過幾年之後，我也一樣會發表我的作品闖出我自己的路來。
***
那麼，這部小說的深層背景，還有在「二戰」結束十五年之後依舊瀰漫在東西兩個德國每一處角落的景象、氣味和聲音，都是從何而來的呢？利瑪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類自身愚昧和歷史悖論相結合的典型代表。在1960年代初，身處英國駐波恩大使館的有限範圍內，我觀察着這個國度，偶爾我也會走出大使館更近距離地觀察它。我見證了柏林牆從一排帶刺的鐵絲網變成了用空心煤渣磚壘起的厚牆，見證了「冷戰」的堡壘從「二戰」仍未冷卻的灰燼上拔地而起。我當時絕對沒有意識到世界正從一場戰爭進入到另一場戰爭中，因為在情報世界中，從來就只有一場戰爭。對於東西方兩個陣營中的強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只不過是一個插曲。現在，插曲結束了，他們可以繼續雙方原來的戰爭了。這場戰爭始自1917年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雖然交戰的雙方改換好幾次名目，但這場戰爭一直在進行着。
如果阿歷克·利瑪斯發現在西方的情報機構里遇到了一些聲名狼藉的同事的話，那一點兒都不奇怪。那些有着輝煌履歷的前納粹分子不僅得到了盟國的寬容，更因為他們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國的寵溺。組建西德情報機構時，誰是美國心目中擔任機構頭目的最優人選呢？是萊因哈德·蓋倫（Reinhard
Gehlen）將軍，他曾在希特勒的軍隊裡擔任要職，在東線戰場與蘇聯軍隊的交鋒中陷入了困境。預料到德國的戰敗，蓋倫召集起了他的人馬，在第一時間向美國人投降，美國人張開雙臂熱情地接納了他。被收編後，蓋倫機智地棄用了「將軍」這個頭銜，而成了「博士先生」。
但是，要將蓋倫和他的人馬安置在哪裡呢？美國人決定把蓋倫及其手下安置在巴伐利亞一個名為普拉克的舒適村莊，距離慕尼黑八英里，很方便就可以到達那裡的情報機構總部。
那麼，他們為博士先生挑選的那幢空出來的美麗鄉間宅邸之前又是歸誰所有呢？答案是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希特勒最為信任的私人秘書。當這位元首選擇在這附近修建自己的府邸時，他的親密戰友立刻將他們各自的宅子建在元首家周圍。蓋倫和他的手下便被安置在這座曾屬於馬丁·鮑曼的別墅里。現在，這座建築則成為了受巴伐利亞州政府保護的歷史文物。就在幾年前，承蒙現任德國聯邦情報局某位上層的照顧，我有幸以私人名義到那裡參觀。在我看來，會議室里擺放的1830年代家具和屋後花園裡新藝術風格的雕像很值得一看。但這裡最吸引人的地方，莫過於從地窖里盤旋而起的巨大暗色樓梯，以及一座與元首宅邸中那座類似的地堡，地堡設施齊全，只不過小了些而已。
利瑪斯是普拉克村的常客嗎？他別無選擇。沒有聯邦德國情報局的配合，深入東德的情報行動根本無法實施。在利瑪斯多次常規到訪中，他也許還會遇到頗受博士先生器重的反情報長官、曾經的納粹黨衛軍和帝國保安部成員海因茨·菲爾夫（Heinz
Felfe）？他一定見過菲爾夫。菲爾夫可是一位傳奇人物，不就是他單槍匹馬地揭露了一堆蘇聯間諜的身份嗎？
沒錯，是他毫不奇怪。當人們發現他本身也是一名蘇聯間諜後，他因此而獲刑十四年。後來，他被用來交換被蘇聯逮捕的一些不走運的西德諜報人員。
利瑪斯知曉通過「黃金」行動獲取的「特別材料」嗎？耗資巨大的黃金行動是由美英兩國情報部門共同合作的一項秘密行動，行動內容包括在地下架設一段長達一英里的竊聽電纜隧道，這條隧道深入到蘇聯占領的東柏林地下，將竊聽電纜接入俄國人的通信電纜中。早在隧道開挖前，蘇聯方面便已經獲知了黃金行動的全部內容，其中起到關鍵作用的蘇聯間諜就是英國人喬治·布雷克（George
Blake），他曾經在朝鮮戰爭被俘，還是英國情報部門的驕傲。
然而，如果俄國人沒有讓自己的間諜暴露並故意讓美英兩國繼續竊聽自己的通信的話（這種假設本身就站不住腳），黃金行動的很多設計師如今一定會使我們認為這項行動不僅僅是一項工程建設上的勝利，而且還是一次成功的情報偷襲呢。
又過了兩年，甚至連金·菲爾比（Kim
Philby），這位有望成為英國情報機構負責人的情報明星，也被發現原來是蘇聯間諜。所以，怪不得利瑪斯會在倫敦機場給自己要了杯烈性的蘇格蘭威士忌來平復那愁苦的心緒。英國情報機構內部幾近被蘇聯間諜攻陷，造成的損失需要付出整整一代人來彌補，但利瑪斯依然保持着堅定的忠誠。他知道這點嗎？我想，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十分清楚。
而且我認為我一定也深知這一點，否則我就不會在幾年之後以此為背景寫出了《鍋匠，裁縫，士兵，間諜》。
***
《柏林諜影》的價值—或是它的過錯，這要看你從哪個方面來看了—並不在於這部小說是真實事件，而在於這個故事讓人信服。世界上很多人都經歷過故事裡的夢魘，因為五十年後，我們面對的仍然是那個相同的問題：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正當捍衛西方的價值觀同時又不會將其丟棄呢？我在書中虛構的英國情報機構頭目—我給他起名「掌控」—對答案毫不懷疑：
在我看來，不能僅僅因為你的政府實行的是仁慈的政策，你就不會像你的敵人那般殘忍無情，不是嗎？
今天，還是這個人，牙齒和頭髮打理得更加精緻，衣着更為考究，在為伊拉克發生的災難般的非法戰爭辯解着，在為使用中世紀式的酷刑手段作為21世紀首選審問方法提供正當的理由，或是在捍衛精神變態持有半自動武器的權利，以及給使用無人飛機毫無風險地刺殺某位假想敵及其周圍任何不幸的人尋找藉口。或者，作為某個公司的忠實雇員，正向我們保證，吸煙不會傷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而且有大銀行機構來為那裡的公眾利益服務。
在過去的五十年裡，我學到了什麼？細想了一下，我發現並不多。除了一點，情報世界與我們所在的世界的道德並無二致。
約翰·勒卡雷 2013年4月
[塞普特版前言]
我的勤勉的出版商善意地向我建議，我不妨借新版的出版，修改小說原始文本里顯眼的矛盾之處，和——我敢說嗎？——不合適的地方。我拒絕了。對我來說，它們是光榮的傷疤，對或不對，都是我的一部分，至今還刻在三十五年前我寫作生涯的入口處。
約翰·勒卡雷 1998年10月
[前言]
《柏林諜影》是我的第三本書，它改變了我的生活，也是我用心最多的作品。該書的寫作實際上是偷偷進行的，直到書籍得以付梓。當時我還在從事秘密工作，為了掩人耳目，我用了化名。該書出版後，以往那種按部就班的平靜生活永遠離我而去。無論我怎樣努力，譬如全家隱居到希臘的一個僻靜小島上，都再難回到以前。可以說，《柏林諜影》是我在不顯山露水的情況下出版的最後一本書。無論利弊，我的寫作生活自此都將公開進行了。對出版業來說，今後也不會再有所謂的「小」勒卡雷書付印，因為匿名出書畢竟是所有稱職藝術家所愛恨參半的非正常活動。
該書大約在五六周的時間內寫完，非常地匆忙。那時我在柯尼希斯溫特區的英國大使館工作，利用早上的點滴時間和工作間隙進行寫作。甚至在萊茵河汽車輪渡上，我也在汽車方向盤上寫一會兒。有時候阿登納總理的防彈大奔馳車（要麼是寶馬車？）就停在我旁邊，我曾看着他邁着穩重的步伐走向辦公樓。當我報告說他目前所讀的報紙種類時，外文部新聞司里總會一片譁然，英國大使館的新聞處總是輕率地斷言，是哪個主要撰稿人在影響着這位偉大的人物。我對此表示懷疑，事實上早就沒有什麼人能對他施加影響了。我也曾和他四目相對，他有時會對坐在掛外交牌照小車裡的我報以微笑。但那時的他身負重任，很少會表現出常人那樣的神態。
我那時去柏林當然是因為柏林牆，我從波恩飛到柏林，看着柏林牆一天天地修建。我和同去的大使館同事，看着那些人正保衛着克里姆林宮的最新部署。我的同事還曾要我不要流露出一臉的傻笑，而實際上我當時並不知道自己有那樣的表情，我只有在最嚴肅的時刻才會一臉傷感地傻笑。當然對那種景象根本就沒有必要做這樣的反應，我只是覺得厭惡和恐懼，這也是柏林牆帶給我的感覺—柏林牆是意識形態瘋狂的完美象徵，是這種畸形的完美展示舞台。
人們太容易忘卻恐懼。我是在我柯尼希斯溫特區的住所里聽到要修建柏林牆的新聞的，那時有工人正在給我住所的餐廳粉刷。勤懇的德國工人默默地將刷子洗乾淨後，像個好男人一樣下班回家。我們那時在大使館的保密室里討論過撤退計劃。可當世界末日就要來臨時，哪裡會有藏身之處？在查理檢查站，也就是很快被大家所熟知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檢查站，美國和蘇聯集團的坦克在一百碼的狹長地帶對峙着，相互瞄準着。雙方時不時開動戰車，好像熱車後就沖向對方一樣。實際上他們所做的，只是一場心理戰，就像拳擊惡戰前的心理較量。柏林牆那邊，美國、法國和西德的秘密特工因為竊聽而被抓。據我所知，他們都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抓的，現在他們也只能為自己的失敗而後悔了。自那以後，許多特工轉行，有些潛入了地下。潛伏下來的特工只能用秘密電台聯絡，或者啟用應急的約定密寫方法。有了柏林牆，間諜工作變得更加的隱秘，更加的危險，更加的複雜，當然參與的人也更多。那些潛伏在西德的蘇聯間諜，他們的想法我無從得知。我知道的是，他們也是被困在了西德，他們的潛伏生涯已經變得非常的艱難。
柏林牆還在，並且被加固加高。那裡設有雷區，牆附近撒着細土，就是一隻兔子爬過，也要留下爪痕。不時有人翻越它，撞擊它，或在它底下挖地道，甚至用滑翔機飛越它。多年來那些大膽的行動難以計數。能從柏林牆逃離到西方的男男女女都成了英雄，或許因為能順利逃出來的畢竟是少數，更因為他們很勇敢。現在從東德的報紙上可以了解到，人們做出這樣的英雄壯舉少部分是因為英雄主義，更多的是出於對自由的渴望。現在看來，東德政府確實被它治下的人民所痛恨。逃過柏林牆，不是少數人的英雄行為，而是東德人民的共同願望。以往對東德領導層腐敗的指控，現在幾乎都成了事實。這些現實也許使我這本書讀來更加讓人心寒。
是什麼促使我創作本書？是從哪裡獲得的靈感？哦，多年以後已經很難說清楚了。我知道我的職業生涯中有着太多的不愉快，我曾經歷極度的孤獨和情感困擾。也許我把我的一些孤獨和苦痛注入了本書主人公阿歷克·利瑪斯身上。我知道我渴望愛情，可我的過去、我內向的性格使我無法獲得愛。或許是這帶刺的鐵絲網和陰謀詭計充當了橫在我和自由之間的另一種障礙。我在貧窮中生活了太長的時間，酒也喝得太多，我在內心深處甚至開始懷疑我從事秘密工作的能力。滿腔熱忱投入一個機構當中，又奮力地消除它的影響，這些取代了我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工作。對我來說，面對柏林牆就像面對挫折本身，它觸動了我心底的憤怒，也自然地流露到本書中。這些話在以往的採訪中，我從沒有表露過。也許我還把自己當成一名特工，也許我對自己還沒能完全把握，通過本書的訴說，也許能部分解決我心中的困擾。
當然我再也不會用這種心態寫作了。以前人們常說我只有寫一本書的才氣，《柏林諜影》這本書的成功也是偶然的，說我再也創作不出同樣優秀的作品了。其實我隨後出版的《鏡子戰爭》中有更真實的描寫，可我親身經歷的那些苦痛卻被英國的批評家們說成是無趣而虛假的。也許是吧，因為我那時沒有聽到任何英國評論家的讚許。
在本書一炮走紅後，反響之大使我不得不躲起來。隨後我的婚姻破裂了，我經歷了大多數走紅作家都曾有過的隱居生活，儘管很多人否認有過那種經歷。後來我找到了一位新的賢妻，生活又走上了正軌。我挺了過來，只要可能我沒有理由不寫下去，我要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在寫作的道路上求索。
可以肯定的是，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些令人絕望的過去，包括我創作該書的六周時間。是這本書改變了我的生命軌跡。
約翰·勒卡雷 1989年12月
1 檢查站
那個美國人又遞給利瑪斯一杯咖啡，對他說：「你為什麼不回去睡一會兒呢？只要他一來，我們就打電話通知你。」
利瑪斯沒有回答，眼光透過檢查站的窗戶，注視着前方空曠的街道。
「先生，你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啊。也許他以後什麼時候能來。一有消息我們就會讓警察和你們特工部門聯繫，那樣你二十分鐘內就能趕到這裡。」
「不。」利瑪斯說，「天快黑了。」
「可你不可能一直等下去啊，按計劃他已經晚了九個小時。」
「你要是想走，你就先走吧。你這次表現很好。」利瑪斯又加了一句，「我會和克萊姆說的，你的表現非常好。」
「那你還要等多長時間？」
「等到他為止。」利瑪斯走到瞭望窗口前，站在兩名一動不動的警察之間。他們的望遠鏡都對着東德的檢查站。
「他在等天黑下來。」利瑪斯咕噥道，「我了解他。」
「今天早上你還說他會和上班的工人一起過來的。」
利瑪斯轉身面對他。
「特工不像飛機航班，他們是沒有時刻表的。他暴露了，正在驚慌中逃亡。蒙特在追捕他，行動正在進行着。他現在只有這麼一次機會，就讓他來選擇過關的時間吧。」
那年輕人猶豫了一下，想走又覺得還沒到時候。
崗亭里電話鈴響了。他們等着，都警覺起來。一個警察用德語說：「黑色歐寶車，型號是『創紀錄』，掛聯邦德國牌照。」
「光線不夠，他不會看那麼遠吧。他是瞎猜的。」美國人低聲說。接着又加了一句：「蒙特是怎麼發現他的？」
「閉嘴。」窗前的利瑪斯說。一名警察離開崗亭走向距分界線兩米處的沙袋掩體。路上白色的分界線和網球場上的邊界線類似。另一名警察直到他的同伴蹲到掩體中的座式望遠鏡後面，才放下手中的望遠鏡。他接着從門邊的掛鈎上取下鋼盔，認真地戴到頭上。檢查站的探照燈突然亮了起來，照在他們前方的路上，像是舞台上的聚光燈。
警察開始說話了，利瑪斯用心聽着。
「車停在第一道關口。車上只有一個人，一個女人。現被送到人民警察檢查站接受證件檢查。」他們默默地等待着。
「他說什麼？」那美國人問。利瑪斯沒有回答。他拿起一副備用望遠鏡，開始緊盯着東德檢查站那邊。
「證件檢查完畢。被放行至第二道關口。」
「利瑪斯先生，那是你等的人嗎？」美國人堅持問道，「我要打電話給特工處。」
「等等。」
「車在哪裡？在幹什麼？」
「貨幣檢查，海關里。」利瑪斯急促地說。
利瑪斯看着那輛車。駕駛席門邊有兩個民警，一個檢查、問話，另一個站在旁邊等着。還有一個繞着車走動，他在車後備箱處停下，接着走回駕駛員處拿鑰匙，最後打開了車後備箱。他朝里看了看，關上後備箱，又把鑰匙還了回去。接着他向前走了三十碼，走到分界線附近的關口。那裡只有一名東德守衛，暮色中能看到他穿着皮靴和馬褲的矮胖身影。那兩個人站在一起說話，在探照燈的亮光下，他們顯得有些不自然。
前面兩個民警做了一個例行公事的手勢，給車放行。車開到了分界線處的兩名守衛邊，又停了下來。他們走到駕駛座門邊，又開始了問話。最後，他們好像不太情願地把車放行到西德這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