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口譯員 - 第2章

我覺得在此說一說先父的人生歷程還是很合適的。他曾偷偷地告訴我，他的出生同我的經歷一樣坎坷不平。他出生於1917年，父親是英國皇家阿爾斯特團的一個下士，母親是一個當時恰巧路過、年僅十四歲的法國諾曼底鄉村少女。童年時他就在愛爾蘭斯佩林山脈里的一間小屋與法國北部的另一間小屋之間不停往返，直到他憑藉着天賦的雙語能力以及後天學習從而在多尼戈爾郡荒原上的一所初級神學院獲得一個職位，而年輕的他也沒多想就踏上了侍奉上帝之路。

之後，他被送到法國學習天主教神學，以使自己的信仰更加純淨。他毫無怨言地度過了那段學習任務繁重無比的漫長歲月。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爆發，他就搶了身邊的那輛自行車。他用愛爾蘭人的小聰明向我保證，那輛自行車屬於一位邪惡的新教徒。他騎着車飛快地越過比利牛斯山脈，到了里斯本。他偷偷上了一艘開往利奧波德維爾的不定期客輪。在利奧波德維爾，他避開了殖民地政府對流亡的白人傳教士居心不良的關心，在一個邊遠的傳教士社區定居下來。那裡的傳教士致力於向東剛果兩百多個部落傳播惟一的真神信仰，這無論在何時都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那些不時批評我容易衝動的人只需看看先父騎着異教徒的自行車逃亡的故事就能理解我了。

先父是個語言天才，他很快就學會了當地土著的語言。在土著教徒的幫助下，他燒制磚頭，用他親「腳」踩好的紅泥黏合磚頭，在山坡挖溝，在香蕉林里建廁所。接下來他開始蓋各種房子，先是教堂，然後是帶有雙子鐘樓的教會學校，接着是聖母瑪利亞診所，再後來他又挖魚塘，開墾果園與菜園。基伍是天賜寶地，擁有各種珍貴物產，無論是木薯、番木瓜、玉米、大豆、奎寧，還是在世上任何一家酒吧里都吃不到的基伍湖野生草莓，應有盡有。在這裡，先父展示了他可以媲美農民的看家本領。這些都完工之後他才建了那間傳教所，傳教所後面則是一棟供教仆們居住的磚房，房子低矮，窗戶很小卻又離地很高。

上帝作證，先父曾艱苦跋涉數百公里到邊遠的部落與礦區傳教。每當有機會，他就會往他日益擴大的語言寶庫里添加一門新的語言。直到有一天，他回到傳教所，竟發現他的牧師同事們逃命去了，奶牛、山羊和雞被偷光了，學校和傳教所被夷為平地，診所被洗劫一空，護士們被傷害至殘、被強姦、被殺害，而他本人也淪為恐怖的辛巴組織最後那群烏合之眾的階下囚。辛巴組織是一群受錯誤思想指導的叛亂分子，更是一群兇殘成性的暴徒，數年前才被政府消滅。他們的惟一目標就是殺死和傷害所有受到注意的殖民主義的代表，可能是他們自己認定的人，也可能是尚武的遠祖們所指向的任何人。

辛巴組織確實有一條基本原則：嚴禁傷害白人牧師，因為他們害怕這樣做會冒犯保佑他們免受流彈傷害的達瓦神。但是，先父被囚之後，抓他的那些人很快就拋開了這種保留做法，因為他們認為，既然先父能夠同他們一樣流利地講他們的語言，那麼他肯定就是一個偽裝成白人的黑人惡魔。關於先父被囚期間如何堅韌不屈，民間後來流傳着許多鼓舞人心的傳說。他們不停地鞭打先父，想使他的「魔鬼膚色」顯露出來。他們既嚴刑拷打他，也強迫他看其他人被拷打，但先父堅信福音一定會到來，也懇求上帝原諒折磨他的那些人。只要有可能，他就走到獄友中間，施行聖餐禮。但聖教會再怎麼也沒能料到這些折磨對他產生的疊加影響。我們受教的理論是：肉體之痛苦反而能促使靈魂戰勝肉體之誘惑。但是，這條教誨並非僅僅不適用於先母，它同樣不適用於先父。他在被釋後數月內的所作所為就已經證明了這種權宜推測的缺陷：

兒子，如果你覺得確實有神予的旨意，先父臨終前向我透露，那也只能在獄室里的那根鞭笞柱上找到。我惟一不能忍受的折磨就是想到自己可能還沒得到女人的身體撫慰就要死去。那時他講着一口有趣的愛爾蘭土腔英語，以防他的牧師同事趴在地板上偷聽。

先母生下我的後果對她來說既不公平，也很殘酷。在先父的催促之下，她動身返回娘家，想在她的家族和部落里生下我。但是，當時的剛果——蒙博托將軍堅持稱呼這個地方為「扎伊爾」——正處在動亂時期。扎伊爾政府以正宗當局的名義，將外國牧師驅逐出境，罪名是為嬰兒洗禮及取西方式的姓名，同時禁止學校講授耶穌基督的生平，並宣布聖誕節是正常工作日。因此，毫不奇怪，先母娘家村落的老人反對她為白人傳教士生養私生子，如果這個私生子在他們村里降生，懲罰就要落到先母身上。於是，他們就把麻煩送回到引發麻煩的地方去。但是，同先母村裡的那些老人一樣，傳教士也不樂意接收我們。他們轉而把先母送往遠處的一所女修道院。先母到那裡之後三個小時，我就出生了。加爾默羅會的修女們照顧了我們三個月，她們的愛是嚴厲的，先母受不了。先母想到修女們比她自己更能為我提供一個美好的未來，便委託她們照顧我，自己則在夜深人靜時從浴室屋頂偷偷離開，悄悄地回到她的家人當中。但幾周之後，他們就全部被一個異族部落屠殺了，其中包括我的外祖父、舅舅、表兄、遠房姨媽以及我的同母異父兄長或是姐姐。

我曾向先父追問先母的細節，以便在心中勾畫出她的形象，使她能夠成為我以後人生的精神支柱。兒子，你媽媽是一個村落頭人的女兒。當時，先父淚水朦朧地低聲說道，我住在他家裡。你媽媽給我們做飯，還送水讓我洗漱。正是她的慷慨大方征服了我。講這些時父親已經遠離了布道壇，對於口頭弄玄也毫無興趣。但這段記憶卻又引發父親憋在心裡的說話衝動：兒子，有那麼一天，你會長得跟別人一般高，一樣帥，上帝的尤物。他們怎麼也不能說你出生在罪孽中。你是出生在情愛之中啊。我的兒子！罪孽無從談起，但恨卻不是沒有的！

聖教會對先父的懲罰不如先母受到的懲罰那麼嚴酷，但也很嚴厲。他在馬德里城外的一所耶穌會宗教裁判所里被囚禁了一年，又在法國馬賽的一處貧民窟當了兩年的工人牧師，之後才回到他愛得如此不顧一切的剛果。我不知道他是怎樣做到的，很可能連上帝也不知道，但在他變得鐵石心腸之後的某個時候，他說服原先照管我的那所天主教孤兒院把我交給他撫養。從那以後，混血兒私生子薩爾沃就追隨在他身後，由他特意挑選的又老又丑的僕人們照顧。他先是讓我假扮他一個已逝叔叔的後代，然後又扮作他的侍僧與助祭。直到我十歲生日那個宿命的夜晚，他意識到隨着我的成長他自己也將老逝，於是向我傾吐了他極其人性化的內心情感，也就是我前面講過的那些。當時我把這件事看做先父給予我這個意外降生的兒子最大的禮物，現在我依然這樣看。

先父逝世後，我又成了孤兒，日子並不好過，因為白人傳教士們以我為恥，對我繼續生活在他們當中感到深惡痛絕，還給我取了一個綽號「姆托托瓦思利」（斯瓦希里語，指「野種」）。非洲人則堅持認為，人的靈魂來自父親，血統則來自母親。這正是我的問題所在。要是先父是黑人，那麼非洲人還可以容忍我，至多把我當做旅程中多餘的包袱。但是，不管以前辛巴組織是怎麼想的，先父卻是個地道的白人，這點愛爾蘭人不會否認。但大家都知道，白人傳教士是不准偷着生育兒女的。身為私生子，我還可以在餐桌旁或祭壇上服侍牧師，也可以去上學。但只要有教會高層人士來這裡，不管他們是何種級別、穿戴何種顏色的法衣，我都會被趕到傳教所教仆的宿舍里躲起來，直到他們離開，不再會發現我時，警報才能解除。我說這些並不是要貶低牧師們的「高尚情操」，也不想責備他們偶爾「操心過度」。跟先父不同的是，他們只向同性示愛。比如我們偉大的傳教演說家佩雷·安德雷，他的關愛多得讓我不自在。再如佩雷·弗朗索瓦，他喜歡這麼想：安德雷是他緣定的密友，因而每當看到安德雷對我袒露情意，他便很傷感。同樣糟糕的是，在教會學校里，土著小孩們既不把我當做白人，像對待其他少數白人學生那樣地敬畏我，也不把我當做黑人，給予我應得的夥伴情誼。難怪那時我很自然地被教仆們的低矮磚房所吸引。牧師們沒有意識到，那才是我們社區真正的中心，既是所有過往行人天然的休憩地，也是大家神侃方圓數英里傳聞逸事的場所。

誰也不會注意到，我就在那兒，蜷縮在磚砌壁爐旁簡陋的床上，出神地聽人們講遊獵者、巫醫、魔法師、戰士及老人們的故事。由於害怕被趕回去睡覺，我沒敢出聲。也就在那兒，我開始喜歡剛果東部諸多語言與方言，愛得根深蒂固。我把這些語言與方言當做先父給我留下的寶貴遺產積累起來，悄悄地修飾、提煉，並貯藏在腦中，遇到土語中的妙語或特色語言就纏着當地人與傳教士問個不休。在自己的小屋獨處時，我就秉燭編撰尚顯稚氣的詞典。很快，這些神奇的詞條紙片讓我找到了自己，讓我走進了遠離塵囂的伊甸園。那是我的領地，沒人奪得走，也只有極少數人才進得來。

以前我常想，現在也想，要是上天讓我繼續沿着這條孤苦伶仃、前途迷茫的路走下去，我這個出身特殊的人可能做出什麼樣的事業？先母的血統會比先父傳給我的靈魂對我影響更大嗎？但是，這個問題只是說說而已，因為我面臨另一個問題：先父的前同事們不遺餘力地策劃怎麼擺脫我。我的膚色引人爭議，我掌握多種語言，我的行為舉止顯露出愛爾蘭式的傲氣，而最糟糕的是我長得帥——教仆們說，我長得像我媽——這點每天都讓他們想起先父的過錯。在經歷了許多波折之後，我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得知，我出生時曾在英國駐坎帕拉領事那裡登過記。據他說，我叫布魯諾，姓與教名等均不明，是梵蒂岡天主教廷收養的一名棄嬰。他還說，我的生父是一名北愛爾蘭海員，在我還是新生兒時，他把我託付給那位加爾默羅會女修道院院長，懇求她在真神信仰下將我撫育成人。隨後他就消失了，也沒留下聯繫地址。這真是讓人難以置信！但那位好心的領事親筆寫來的那封信里講的大概就這些。他是梵蒂岡天主教廷的忠實信徒。他解釋道，我的姓「薩爾瓦多」是由那位院長嬤嬤選的，因為她是西班牙後裔。

但他有必要這樣解釋嗎？不管怎麼說，感謝梵蒂岡天主教廷這位虔誠的信徒的幫助，我終於成為這個世界的合法一員了。

同樣是由於這位領事的幫助，我到了英格蘭，雖然那裡並不是我的故鄉。我被安置到聖心避難所學校。那是一所沒有時間限制的寄宿學校，位於綿延起伏的蘇塞克斯高地，專為身份不明的男性天主教孤兒而設。十一月一個寒冷的下午，我走進該校監獄似的大門，心中的叛逆精神覺醒了，對此，無論是我自己，還是學校方面，都毫無準備。僅僅幾周，我就火燒床單，撕毀拉丁語初級讀本，未經允許不做彌撒，藏在洗衣店貨車後廂里想要逃走卻被當場抓住。如果說辛巴組織鞭打先父是為了證明他是黑人，那麼監護牧師打我卻是要證明我是白人。作為一名愛爾蘭人，他深感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他打我的時候總是咆哮不斷，說野蠻人生來魯莽，不知自律，還說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自律，而他打我就是要救我，要我痛改前非。但是，他不知道，拯救我的卻是一位修士，他頭髮斑白卻精力充沛，對出身和財富不屑一顧。麥克爾修士既是學校指派給我的懺悔神父，也是我新的保護人。他出生於英國一個天主教貴族家庭，一生都在遊歷，走遍了天涯海角。當我習慣了他的「愛撫」，我們就成了密友與同盟，而監護牧師遠不像以前那樣緊緊盯着我，我不知道是否是因為我洗心革面了。現在想來，我懷疑他倆之間是否有什麼約定。對此我不清楚，也不在乎。一天下午，我們在雨水沖刷過的高地上散步，路上麥克爾修士充滿激情地向我傳達這樣一個信念：我的混血血統絕非該除去的污點，而是上帝賜予我的珍貴禮物。對此我感激地表示贊同。最得意的是，我勇敢地向他展示了我遊刃有餘的翻譯才能，而他十分欣賞。在傳教所，我為賣弄這種天賦付出了不菲的代價，而在麥克爾修士寵愛的眼中，這卻近乎神跡。

「薩爾沃，親愛的，這真是上帝的恩賜啊！」他高聲叫了起來，習慣性地伸出一隻強壯有力的拳頭在空中揮舞着，而另一隻手則不無歉意地撫摸着我：「你的天賦是上帝子民之間不可或缺的紐帶，使他們相互理解，和諧共處。還有什麼能比這個更偉大？」

此後我倆又多次遠足，其間我很快又向麥克爾修士講述了此前他還不知道的我的生活經歷。我給他講了我在教仆房間的壁爐旁度過的那些奇妙的夜晚。我也對他描述了在先父生命的最後幾個年頭裡，我同先父一起到邊遠的村落旅行的經歷。當先父與老人們交談時，我就跑到河岸邊，跟小孩子們玩耍，學得他們的詞彙與成語。那正是我日夜沉迷其中的寶藏。其他人可能會把遊戲、欣賞野生動植物或土著舞蹈當做他們獲得快樂的途徑，而私生子薩爾沃的選擇卻是去親密接觸種類繁多、變化多樣的非洲語言。

我向麥克爾修士回顧這些經歷的那個時期，他獲准參加大馬士革主顯節。

「薩爾沃，既然主樂於在你身上播下種子，那現在就讓我們一起收穫豐收吧！」他高聲叫道。而我倆確實都獲得了豐收。出身貴族的麥克爾做事的方式更像軍隊指揮官，而非修士。他研究學校簡介，比較費用高低，然後帶我去參加面試，還不分男女地審查我未來的導師，並在我註冊入學後繼續密切關注我。他對我的愛引燃了他的激情，而他的決心跟他對上帝的信仰一樣堅不可摧。他要我給自己所懂的每一門語言打下堅實的基礎，重拾在漂泊不定的童年時代半途而廢的語言知識。

但錢從何而來？上帝給我們派了個天使，也就是麥克爾的女教友伊梅爾達。她很有錢，替我們埋了單。在薩默塞特郡中部的威羅布魯克山谷，伊梅爾達有棟房子，屋前有蜜黃色的沙岩柱子。這個地方成了我逃離聖心避難所的避難所。那裡住着熱心的三姐妹，伊梅爾達是老大。在那裡，獲救的礦場馬在圍場裡吃草，每條狗都有各自的扶手椅。那裡有一家私人小教堂，一座奉告祈禱鍾，一面隱籬，一座冰庫，一片可以在上面打槌球的草坪，一些大風一吹就會彎腰的垂枝歐椴樹。伊梅爾達阿姨是寡婦，她死去的丈夫名叫亨利，是一位英雄，曾因保衛英格蘭而失去一隻手，所以這裡有間屋子叫做「亨利叔叔之屋」。這屋子裡有他所有的遺物：他的第一隻泰迪熊放在枕頭上，他從前線寫來的最後一封信放在金包殼的誦經台里，等等。但謝天謝地，屋裡沒有他的相片。伊梅爾達阿姨刀子嘴豆腐心，雖然沒有亨利叔叔的照片，她卻記得他的一切。

麥克爾修士知道我的弱點。他知道，少年天才——他就是這樣看我的——既要培養也要有所約束。他知道我很勤奮，但輕率衝動：太想向任何善待我的人敞開心扉；太怕被拒絕、漠視，最怕被嘲笑；太急於接受別人給的東西，因為怕再沒有機會。他跟我一樣珍視我那八哥式的特強聽力和寒鴉式的超強記憶，但他堅持要我勤練耳力與記憶力，就好像音樂家要常練習樂器，神職人員要不斷堅定信仰一樣。他清楚，我懂的每一種語言，不管是大語種，還是由於缺少書寫形式而即將湮滅的小語種，對我來說都十分寶貴。他懂得，傳教士的兒子必須追趕迷失的羔羊，並帶之回山谷。他知曉我聽過的那些傳說、歷史故事、寓言與詩歌，還有在我的想像中，先母可能講的那些引人入勝的靈異故事。他知道，善於發現人類語言的細微差別與曲折變化的年輕人最易受外界影響，最有可塑性，但也最天真，最易被誤導。他說，薩爾沃，你要當心，對於世上某些人，只有上帝才會給他們真愛。

麥克爾逼我艱難地自律生活，正是這種做法把我超常的天賦放大為全才。他堅稱他的薩爾沃的一切才能都應才盡其用，絕不能因少用而耗掉。我這具軀體是上帝的恩賜，因而每塊肌肉、每根纖維每天都必須在心靈體育館裡接受鍛造。我先是受教於家庭教師，然後進了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專攻斯瓦希里語，同時選修法語，並最終獲得了非洲語言與文化專業的一級榮譽學位，最後我在愛丁堡大學獲得了翻譯與公共服務口譯專業的理學碩士學位，那是我最自豪的。

學習生涯結束時，我獲得多類文憑與口譯員資格證書。彰思禮巷一帶有一些名聲欠佳、到處推銷二流服務的翻譯公司，裡面的任職人員手中持有各類證書，其中一半以上我都有。但我學有所成之際，麥克爾修士卻躺在了他的病房鐵床上。那時他尚能撫摸着我的雙手，深信不疑地說我是他打造出來的最佳作品。當他意識到這一點時，他把一塊金表塞到我手中，那是伊梅爾達送給他的禮物。他懇求我以後要一直戴着，作為我們超越人世的信物。

拜託，絕不要誤把頂級口譯員當做一名普通筆譯者。沒錯，口譯員可以是筆譯者，但筆譯者就不一定是口譯員。筆譯者可以是任何一個對某種外語半通不通的人，這類人只要帶上一本字典，坐在桌旁熬夜就行了。筆譯者可以是退休的波蘭裝甲兵軍官，工資很低的留學生，微型出租車司機，兼職侍者，代課教師，或者其他任何願意以每千字七十英鎊的價格出賣其腦力勞動的人。但同聲傳譯員能夠在複雜的談判中堅持連續六個小時口譯，在這點上，他們與普通筆譯者大不一樣。頂級口譯員必須跟穿着彩色馬甲購買金融期貨的股市經紀人腦子轉得一樣快。有時候，口譯員可以不假思索，讓大腦左右半球上轉動的「齒輪」嚙合一致，然後就可以坐等脫口而出，如果這樣就帥呆了。

有時在會議期間，通常是在一天的議題結束之後、雞尾酒會開始之前的那段時間裡，有些人會走上前來問我：「嗨，薩爾沃，幫我們搞定一份摘要，如何？對了，你的母語是？」如果我覺得他們有點兒盛氣凌人——他們通常會這樣，因為他們已經確信，他們就是這個星球上最重要的人物——那麼我就會不無傲氣地反問：「這取決於我母親是誰，不是嗎？」說話時臉上帶着神秘的微笑。而我這樣回答之後，他們就會把書留下，讓我去寫出摘要。

無論如何，我喜歡讓他們驚奇，因為這表明我的發音非常得體。我是說我的英語發音，它不是北部英語，或中部英語，或私人教師輔導學生應試的那種英語，或偽王室英語，也不是英國左派所詬病的標準發音。沒說的，就是英語社會核心的主流英語。聽了這種英語，人們不會說：「啊，一聽就知道他是哪裡人，他想在社會上做什麼，他父母是怎麼回事，他在哪裡上學。可憐的人兒！」我的英語已經毫無非洲口音，不可能漏出半點混血血統的痕跡。但我講法語就不一樣了，得儘量小心，因為我還是不能完全根除非洲口音的影響。我的英語不是地方性的，不是倡導取締階級論的布萊爾的追隨者說的那種含糊的英語，不是保守黨高級官員講的倫敦腔，也不是加勒比海地區那種音樂般的英語。它也沒有先父那種元音跑調的愛爾蘭土腔英語的痕跡。雖然我過去喜歡、現在仍然喜歡先父講的英語，但那是他的，永遠也不會是我的。

是的。我講的英語是純正無瑕、沒有打上任何烙印的。偶爾在風景區接待非洲旅客時，我才會故意用上南撒哈拉地區語言特有的輕快語調，我樂於將此比作咖啡里的一滴牛奶。我喜歡這樣的調味品，客人們也喜歡，因為這讓他們感覺我很自在。我不在他們的陣營，但也不在其他人群的陣營。我獨自一人矗立在大海中央，做麥克爾修士一直告訴我要做的事：充當上帝子民之間的橋樑與不可或缺的紐帶。每個人都會有虛榮心，而我的虛榮心就是成為房間裡沒我就無法溝通的那種人。

為了迷人的妻子佩內洛普，我想成為那種人。為了趕上為她而舉行的酒會，我拼命地跑上兩段石階，累得半死。酒會在一家很受歡迎的葡萄酒廠的高級包間裡舉行，位於英國報業中心的倫敦金絲雀碼頭。酒會之後，她所在報社的新任百萬富翁老闆將在其位於肯辛頓的高級住所舉辦正式晚宴，只有為數不多的人獲邀參加。

看了看戴在手上的金表，也就是伊梅爾達送給麥克爾、麥克爾又轉送給我的那一塊，我知道自己只遲到了十二分鐘。可能你會說，在倫敦這個剛被炸彈襲擊嚇怕、半數地鐵停靠站又出了毛病的地方參加戶外沙龍，遲到十二分鐘反倒可能被視作一種成就。但對於超級好丈夫薩爾沃來說，十二分鐘就跟十二小時一樣。這可是專為佩內洛普舉行的盛大酒會，是迄今為止她為時不長卻輝煌無比的職業生涯里最盛大的一次。而我，她的丈夫，跟在客人後面慢慢地往前擠，現在才走過她所在報社的辦公區。昨晚一整夜我都留在北倫敦地區醫院，沒辦法，因為身邊的情況讓我對自己失去了控制。從醫院一出來，我就叫了輛出租車，一路狂奔回到位於巴特西的家。我讓車在外面等，出於出席酒會的禮節需要，自己則進屋飛快地換了身全新的晚禮服——跟老闆同桌你就得這樣注意社交禮節——但連刮鬍子、刷牙或者沖澡的機會都沒有。當我穿着得體的服裝到達目的地時，我已經渾身大汗了。但不管怎麼說，我還是及時趕來了。我到達時，很多人已經到了。他們是佩內洛普的同事，有上百名。其中少數高級職員穿着晚禮服或長裙，其餘的穿着休閒西服。他們所有人都擁在一塊，走進了一樓的多功能廳。廳內牆壁上裝有近光燈以及塑料盔甲。他們抬肘舉懷，暢飲甜暖的白葡萄酒，而我這個後來者卻被擋在大廳邊上，跟侍者們待在一起，他們中多數是黑人。

一開始我沒能看到佩內洛普。我想她跟我一樣擅離職守了。有一會兒我還希望她已決定最後入場，直到我看見她擠在大廳的另一端，正跟她報社的高層們說得興高采烈。她穿着一套綢緞製成的長褲套裝，很新很平滑。那一定是她當做禮物買給自己，並在辦公室或者在她來此前最後待的其他什麼地方換上的。為什麼，我大腦的一邊在大叫，哦，為什麼我沒買來送給她？為什麼一周前吃早餐或者在床上睡覺時我沒有想到她也許正等着我對她說：佩內洛普，親愛的，我有個好主意。我們一起去騎士橋，給我倆選購一身新衣服，好參加為你舉辦的盛宴，全部由我付賬，如何？購物是她的最愛。我本可以早就安排好這一切的，我本可以扮做她的仰慕者，在她最喜歡的一家餐廳里請她共進晚餐，而不介意她賺的錢不僅是我的兩倍，還有說了你也不信的豐厚外快。

另一方面，由於某些原因——我還是等時機更合適時才跟你們說吧——我大腦的另外一邊很高興我沒有向她這樣提議過。這跟錢無關，倒是與壓力之下人的逆反心理有很大的關係。不知道是誰的手掐了我屁股一下。我轉過身來，剛好對上了傑利科充滿笑意的目光。傑利科暱稱「傑利」，是佩內洛普所在報社最新的一顆「白人青年中的希望之星」，最近剛剛從一家敵對報社跳槽過來。像往常一樣，他懶洋洋、醉醺醺、古里古怪的，中指與食指間夾着根手卷香煙，正向我示意。

「嘿，佩內洛普，是我，我來啦。」我不理他，大聲叫道，「醫院裡有事耽擱了。真抱歉。」為了什麼要抱歉？為被耽擱在那裡抱歉？幾個人轉過頭來看着我。「哦，他呀，叫薩爾沃，是佩內洛普的老公。」我轉動腦筋，又更大聲地叫了起來：「嗨，佩內洛普。還記得我嗎？是我，你遲到的老公。」我腦筋急轉彎，炮製了一個十分複雜的封面故事，講的就是我服務的一家醫院——為防萬一，我不想說是哪家醫院——把我召到一個奄奄一息的盧旺達病人床邊。他有犯罪前科，現在時而清醒時而昏迷。醫院要求我不僅要為護理人員，也要為兩個蘇格蘭場探員翻譯他的話。我希望佩內洛普能接受這個理由，能讓她感嘆一聲：可憐的薩爾沃。我看見她臉上露出柔和的微笑。我想我得擠到她那裡去。但我突然意識到燈光照在一個脖子粗大的男人身上，他穿着一身晚禮服，站在一把椅子上，滿口蘇格蘭土音英語，大聲叫道：「該死的，安靜！閉嘴，所有人都他媽的閉嘴！」

底下這群亂鬨鬨的聽眾立刻就靜了下來，變得跟綿羊一樣馴服，都往他那邊聚集過去。因為他就是佩內洛普報社那個大權獨攬的主編費格斯·索恩，新聞界稱之為「大喇叭索恩」。索恩提議說他要為我妻子佩內洛普發表一個幽默有趣的演說。我期待着，同時也盡力地想要與佩內洛普的目光對上，但我敢肯定，她正仰望着她的老闆，就像花兒迎着給予它們生命的陽光一樣。

「現在，我們都認識佩內洛普了。」大喇叭索恩說道。下面聽眾發出了陣陣阿諛奉承的掌聲，他滿不在乎，但這掌聲卻惹惱了我。「我們也都愛佩內洛普，」——他重重地頓了一下——「不過是用我們獨特的方式。」

我竭盡全力想要擠出一條路走到佩內洛普身邊，但人群已經把路堵死了。佩內洛普就像嬌羞的新娘一樣被拉到台上，溫順地站在索恩旁邊。而這也正給了索恩機會，他低頭便可以看到她低胸禮服下的無限風光。我心裡開始想，她可能根本就不記得我沒來，也不會注意到我來了。這時我的心臟劇烈地跳動起來，類似「上帝的裁判」一般把我的注意力轉移開來。我的胸膛在顫抖，我感到一種麻木感很有節奏地從我左乳傳來。我想我就要死了。我拍了拍麻木的部位，這才意識到是手機以一種我不熟悉的模式在震動，那模式是一小時三十五分鐘前我離開醫院之前設定好的。

我原先沒能擠進人群中，現在卻方便了。台上索恩先生正在一語雙關地評價着佩內洛普，我心裡卻在感激這個電話，躡手躡腳地走向一扇標向「衛生間」的門。出門之前，我再一次回頭，卻看到佩內洛普正抬起新做了髮型的頭看着老闆，嘴巴因驚喜而張開。在她用料甚少的低胸禮服下，可以看到她的胸部一起一伏。我任手機一直震動着，直到下了三級台階到了一處安靜的走廊我才屏住呼吸，按下接聽鍵。手機里傳來的既不是我最害怕也不是我最希望聽到的聲音，而是國防部官員安德森先生那長輩似的北部鄉村口音。他問我能否馬上為國家承擔一項相當重要的口譯任務，他誠懇地希望我能去一趟。

安德森先生居然親自打電話給我這樣一個兼職人員，這表明他手上這個口譯任務極其重要。正常情況下，和我聯繫的人會是巴尼，安德森先生手下那個說話沒譜的部門主管。在過去的十天當中，巴尼已經兩次告訴我有十萬火急的任務，讓我整裝待命，最後卻告訴我不用去了。「現在就得決定，安德森先生？」

「就現在。如果方便的話，越快越好。很抱歉打斷你的酒會或是其他什麼事情，但我們需要你快一點決定。」他繼續說道。聽到他知道佩內洛普的酒會，我本以為我會吃驚的，但我沒有，因為安德森先生的職責就是了解平民百姓不可能了解的事情。「任務與你的家鄉，薩爾沃，你心中的地方有關。」

「但安德森先生，我……」

「有問題嗎，孩子？」

「不僅僅是她的酒會，後面還有她報社新老闆舉行的晚宴。要穿晚禮服的。」我補充道，想要鎮住他。「酒會是前所未有的。我是說，酒會是一個老闆舉辦的。沒錯，他是主編，但也是老闆……」無論是出於內疚，還是出於真愛，總之我虧欠了佩內洛普，我必須拒絕這次任務。

安德森先生沉默了下來，就好像我說的話讓他有點措手不及。但沒人能讓他這樣，他就是一塊岩石，而他自己的教堂就建在這塊岩石上面。

「你穿着那衣服嗎，孩子？晚禮服？」

「千真萬確，安德森先生。」

「現在？就在我們講話時？你已經穿着晚禮服？」

「是的。」他想說些什麼？想說我正在參加酒神節？他又沉默了，我懷疑比上次還要更厲害，因為我聽見他的大手在話筒上摩挲的聲音。於是我又問道：「順便問一下，這次任務要多久？」

「你問什麼要多久，孩子？」他問，就好像他沒聽懂我的話。

「這次口譯任務，先生。你需要我去做的這項緊急工作。要做多久？」

「兩天。保險起見，要三天吧。對方會付大價錢，他們願意這樣。五千美元他們不會覺得太貴的。」他大概是跟人問了一下——我聽不見他們說什麼——語氣明顯輕鬆了下來，「那裡提供衣服，薩爾沃。他們告訴我衣服不是問題。」

他說「他們告訴我」，這提醒了我，我很想繼續問他「他們」究竟是誰，到底是誰願意給我提供這種前所未有的豐厚報酬，而不僅僅是一小筆酬金外加幾小時的休息時間——這通常是你光榮地保衛祖國之後所能獲得的一切。但我有點怕安德森先生，沒再追問下去。跟他在一起時我常這樣。

「周一我要去高等法院，安德森先生。那有個大案子，」我懇求道。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戴上愛妻這頂大帽子，「我是說，我怎麼向老婆交代？」

「我們已經找人去代替你了，薩爾沃。高等法院對新安排沒意見，謝謝你提起這件事。」他頓了頓，而我也不說話。「至於你妻子，你可以告訴她，有一家長期合作的公司有緊急事情需要你為他們翻譯，而你不能讓他們失望。」

「好的，先生。我明白了。」

「解釋越多，糾纏越多，所以，你不要多作解釋。對了，你身上穿的就是鋥光發亮的皮鞋與禮服襯衫這類的服飾嗎？」

儘管腦子裡困惑不解，但我還是承認，身上的服飾都屬於這種風格。

「為什麼我聽不到你手機那邊有酒會上無聊的閒談聲？」

我解釋道，為了接他這個電話我已經走到走廊里了。

「你附近有沒有單獨的出口？」

我看到旁邊就有一段下行的樓梯。雖然不知他問這是什麼意思，但我還是說了。

「那麼你就不要回酒會了。到了街上，往左看，你會看到一輛藍色的蒙迪歐停在一家投注站外面。車牌號的最後三個字母是『LTU』，司機是個白人，名叫弗雷德。對了，你穿幾碼的鞋？」地球上的任何人都不會忘記他自己的鞋碼，但我還是不得不拼命地想了想才記起來，是9碼。

「9碼松一點還是緊一點？」

松一點，先生，我說道。我本可以加上這一句，麥克爾修士過去常說我有一雙非洲人的腳，但我沒說出來。我的心思既不在麥克爾修士，也不在我的腳，同樣不在非洲人，實際上不在任何東西上面，包括安德森先生說的事關國家要事的任務，儘管我像以前一樣渴望為女王陛下和國家服務。目前的情況讓我知道，我有個從天而降的機會逃離酒會，我將坐在少有的飛機減壓艙里，去幹上兩天報酬極高的工作，在豪華酒店裡獨自靜思兩夜，將個人世界裡錯位的部分復位。從晚禮服內兜里取出手機貼在耳朵上時，我聞到了來自非洲的黑人女護士漢娜的體香。英國夏令時昨晚十一點後不久我倆就開始瘋狂地做愛，一直持續到一小時三十五分鐘前我離開醫院的那一刻。由於我急於準時趕到佩內洛普的酒會，甚至還沒能洗掉她的味道。

2

你可能敢出巨資跟我打賭，受先母血統的影響，我會從骨子裡相信徵兆、占卜、迷信、巫師之類，但我不信。事實上，我走近漢娜的整個過程中都出現了許多明顯的徵兆，我要是留心的話本可以察覺到的，但我沒有。

就在那個倒霉的周五之前的周一傍晚，我記得，出現了第一個徵兆。當時我在巴特西公園路一家名為「貝拉·維斯特餐廳」的小飯店裡，獨自一人吃着經過回收處理的環保食品意大利塞肉通心粉，喝着意大利蓋恩卡婁公司生產的高濃度基安蒂紅葡萄酒，但沒什麼胃口。為了提高自我修養，我身上正帶着一本平裝本的安東尼亞·弗雷澤的著作《克倫威爾，我們的領袖》。英國歷史是我知識庫里的一大弱點，在安德森先生的親切指導下我正努力彌補。他在英倫三島歷史方面是一名有影響的學者。餐廳里空蕩蕩的，只有兩桌人在吃飯。人多的一桌在側廳里，他們是外地人，嘰嘰喳喳的。人少的一桌專為等愛的人而設，今晚卻坐着一個穿戴得整整齊齊的紳士，大概是一名退了休的專業人員，身材矮小，而且我注意到他的鞋子擦得鋥亮。自從進入聖心避難所學校以來，我就很尊重鞋子總是擦得亮亮的那類人。

我從未想過自己居然會吃這樣的通心粉。那天是我與佩內洛普結婚五周年的紀念日。我很早就回到家中準備她最喜歡吃的飯菜：一道酒燜仔雞，一瓶最上等的法國勃艮第紅葡萄酒，以及一份在本地熟食店買的、已經切好的法國布裏白乳酪。她打電話給我，說一名足球名星的私人生活出現危機，她正在採訪，不到半夜回不來。當時我已經用酒燜好了雞排，對記者們變幻莫測的行為也已經習以為常，但我知道她所謂的「採訪現場」就是與相好媾和交歡的地方。我當時的反應後來想起來連自己都吃驚。

我沒有尖叫。我不是遇事會尖叫的那種人。我是一個冷靜、已被同化的淺粽色皮膚的英國人。我要比同化我的英國人還要內斂得多。我輕輕地放下話筒，想也不想就把雞排、乳酪跟去了皮的土豆扔進垃圾處理器，手指按到「沖洗」按鈕上，一直按着，我也說不清自己到底按了多久，但即使那隻雞還會反抗都沒必要那麼久。我清醒過來時，意識到自己正輕快地沿着威爾士王子大道往西走去，夾克口袋裡就塞着那本《克倫威爾，我們的領袖》。

貝拉·維斯特餐廳的那張大橢圓餐桌上坐着三對夫婦。男的長得都很健壯，穿着運動夾克，妻子們也一樣壯，顯然，他們過慣了好日子。有意無意間，我很快就了解到，他們來自小鎮裡克曼沃斯，他們稱之為「里基」。他們來巴特西公園參加一場名為「天皇」的日場演唱會。他們中說話最大聲的是一個女的，她覺得這場演出不怎麼樣。她說她從不喜歡日本人，在她看來，日本人並不會因為唱歌而變好。她一個人狂侃，想到什麼話題就說上一番。有時候，她得停下來想一下要說什麼，就「呃」幾聲再接着說。但她其實不必擔心，因為其他人沒那個膽子打斷她。她氣不喘，調不變，一口氣從「天皇」演唱會說到她最近做的手術上。給她做手術的那個婦科醫生把手術搞砸了，但沒關係，對方是她的密友，她已經決定不起訴他了。她又馬不停蹄地從手術說到她的女婿，一個藝術家，那人讓她很不滿意，是她所認識的人中最懶的一個。她還發表了其他看法，意見都很強烈，她的那些觀點對於我並不陌生。她說這些時就像是扯着喉嚨在喊一樣。那位鞋子擦得鋥亮的小個子紳士本來在看《每日電訊報》，猛地把攤開的報紙合了起來，縱向對摺，用它拍起桌子，啪，砰，啪，然後又多拍一下想看看別人有無反應。

「我有話要說。」他對着空氣挑釁似地宣布道，「骨鯁在喉，不吐不快。」——他這是在闡述其個人原則，向他自己而不是別人。

說完，他走向那三個健壯男人中個子最大的一個。貝拉·維斯特餐廳是一家意大利式餐廳，地板是水磨石的，沒有窗簾，抹灰頂棚又矮又亮。那桌人即使沒聽見他的聲明，至少也應當聽見他走路時那雙鋥亮的鞋子踩在地板上發出的「砰砰」聲，但那個唱主角的婦女正向大家大講她對現代雕塑的看法，在她眼裡，它們毫無價值。那個小個子紳士連喊了好幾聲「先生！」才讓那桌人注意到他。

「先生！」他又叫了一聲，禮貌而又嚴厲地對那位「桌長」說道，「我來這裡是要用餐讀報的，」——他像舉起狗咬膠之類的法庭證據似的舉起報紙——「但事與願違，我居然飽受洪浪般的對話噪音侵擾，這麼吵鬧、瑣碎、刺耳，結果我——嗯——」——他用「嗯」對那桌人開始注意他講話表示感謝——「而且這其中還有一個聲音，先生，比其他聲音都要吵。我不想指責你們，我是紳士。但是，先生，我請求你們好自為之。」

這樣講完之後，小個子紳士並未就此離開「戰場」。相反，他站在那桌人面前，就像一位面對着不停開火的敵人仍舊堅守陣地的自由鬥士，抬頭挺胸，兩腳合攏，鞋子鋥亮，報紙整齊地放置一旁。三個壯漢盯着他，一臉狐疑，那個被惹惱的婦女則盯着她丈夫。

「親愛的，」她咕噥道，「做點什麼！」

做什麼？如果他們做了些什麼，那我要做些什麼嗎？很明顯，那三個來自里基的大漢是老運動員。他們穿的運動夾克上的飾章散發出運動隊標誌的光芒，不難猜出他們曾是警察橄欖球隊的一員。如果他們狠揍小個子紳士一頓，我這樣一個棕色皮膚的無辜旁觀者又能做些什麼呢？只會讓自己被打得更狠，還會被警察以違反《反恐怖法》的罪名逮捕，對吧？

結果，那三個男的什麼也沒做。他們並未猛扁小個子紳士，然後把他扔到街上，隨後把我也扔出去，都沒有。相反，他們看了看自己強壯有力的雙手，大聲討論起來，一致認定那個可憐的傢伙明顯有問題。他們認為他精神失常，對公眾是個威脅。其中一人還建議打電話叫救護車過來。

至於那個小個子紳士，他回到自己那張桌子，留下一張面值二十英鎊的鈔票，對着側廳很威嚴地叫了一聲「祝你們晚安，先生」，但對我什麼也沒表示，便大踏步走到街上。他個兒不高，但此刻在我看來卻像巨人一樣。我一直坐在原處，假裝在看《克倫威爾，我們的領袖》，心中把自己和他作了對比：一個敢在老虎身上掐一把；一個一邊說着「是的，親愛的，我完全理解」，一邊卻把酒燜仔雞倒進垃圾處理器。

我記得第二個徵兆出現在此後一天，即周二晚上。那晚我在「聊天室」里完成四小時保家衛國的工作量之後才返回巴特西。途中我做出了連自己也吃驚的舉動：我居然提前三站就跳下了還沒停穩的公交車，全速奔跑起來。從邏輯上講，我本應穿過鄰近威爾士王子大道的那座公園，但我轉身跑向我剛剛經過的那座通往切爾西的大橋。

這究竟是為什麼呢？是啊，我是很衝動，但是什麼使我衝動呢？當時正是上下班車流的最高峰。一直以來，特別是最近這段時間，我很討厭在那些緩慢前行的車輛旁邊步行，因為我不喜歡車裡的人那樣看我。當時我穿着我那雙最好的加拿大街鞋，鞋孔與鞋跟都嵌着皮，後半側是用橡膠做的。我拼命地奔跑，身體前傾。如果你有跟我一樣的膚色、一樣的體格、一樣的年齡，也一樣帶着一個公文包，那你不難想像當時的情景。我在患了炸彈恐懼症的倫敦瘋狂地全速飛奔，目光直直地看着前方，不向任何人求救，也不急匆匆地闖入人群當中。顯然，這樣的奔跑在一天的任何時候都是瘋狂的，在上下班高峰期就更是神經錯亂了。

我需要運動嗎？我不需要。佩內洛普有私人教練，而我則會繞着公園晨跑。我之所以沿着熙熙攘攘的人行道狂奔，穿過大橋，是因為我剛才從公交車接近頂部的高度看到了一個嚇呆了的小孩。我大概只能為自己找到這個理由了。他六七歲，正困在河流與道路之間的花崗岩石壁當中。他的腳踝抵住石壁，雙臂伸展開來，他的頭歪向一旁，不敢往上看或往下看。在他下方，車流不停地飛馳而過。在他上方，有一道狹窄的擋牆，那可能是專為年紀大一些的想出風頭的壞小孩設計的。現在擋牆上就有兩個壞小孩，邊跳邊笑他，噓他，說有膽子就上來。但他上不去，他怕車流，更恐高。他知道，即使他設法爬到擋牆的另一端，他也會從六十英尺高的半空中掉下來，掉到牽道上，或掉到河裡。他既恐高，也不會游泳。這正是我拼命狂奔的原因，我覺得這麼做值得。

當我跑到那裡，已經氣喘吁吁、大汗淋漓了。但我看到了什麼？沒有小孩，不管是嚇呆了的還是歡蹦亂跳的，都沒有。而且那裡的地形也變了，沒有花崗岩護牆。護牆的一邊沒有讓人看得頭暈的人流與車流，另一邊也沒有水流湍急的泰晤士河。在大橋中間的警察值勤處，一個面容和藹的女警正在指揮交通。

「不要跟我說話，親愛的。」她一邊打着旗語一邊說。

「你剛才看見三個小孩在這裡玩耍嗎？他們可能死了。」

「我這裡沒看見，親愛的。」

「但我看見他們了，我發誓我看見了。有一個較小的孩子困在石壁上。」

「你再煩我一分鐘，我就帶你到局子報到，親愛的。現在請你開路。」

於是我就離開了。我轉身走過了大橋。我從一開始就不該過這座大橋的。一整個晚上我邊等佩內洛普回家，邊想着那個進了虛幻地獄裡的嚇呆的小孩。第二天早晨，我生怕吵醒佩內洛普，便躡手躡腳地走到盥洗室。直到這時，那個根本不存在的小孩依然困擾着我。那天白天在為一家荷蘭鑽石財團做口譯時，我把有關那小孩的事鎖進我大腦深處，那裡還藏有許多我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到了晚上，那小孩依然出現在我腦海里，他雙臂伸展，手指使勁地攀附在花崗岩石壁上。次日清晨，北倫敦地區醫院緊急召我，七點四十五分我出現在那裡的熱帶病病房裡，為一名看不出年紀的垂死非洲人作口譯。那人只講母語金亞旺達語，拒絕使用其他任何語言，所以別人一個字都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