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命浪費在美好的事物上 - 第3章
吳曉波
這些道理，都是在中年以後才慢慢體悟出來的。
香港作家董橋說，中年是一杯下午茶。我讀到這句話的時候不過30歲，正在憂傷地聽侯德健的《三十以後才明白》，從來沒有想過它離自己到底有多遠。
幾天前整理書櫥，順手拉過一本董橋的老書，一翻開就碰到這段眼熟的文字，竟突然有了白駒過隙的悚然。
林肯說，人到40歲，就該替自己的長相負責了。這樣算來，我替自己負責的日子已經有些年份了……
還想到一個故事。
美國嚎叫派的詩人艾倫·金斯堡早年狂放不羈，是嬉皮士的精神領袖，過了四十歲後，居然喜歡西裝革履。有人不解地問他，這位老兄說：「我以前不知道西裝是這麼好看，這麼舒服嘛！」
人過了四十，才突然開始享受寂寞。梁實秋說，「我們在現實的泥溷中打轉，寂寞是供人喘息幾口的新空氣，喘幾口之後，還得耐心地低頭鑽進泥溷里去。最高境界的寂寞，是隨緣偶得，無須強求。只要有一刻的寂寞，我便要好好享受。」寫出《麥田裡的守望者》的塞林格，是我喜歡的一個作家，他曾經說：「一個不成熟的男人是為了某種崇高的事業英勇地獻身，一個成熟的男人是為了某種高尚的事業而卑賤地活着。」
所有的青春都是在為中年作準備，我今天講這樣的話，年輕的你未必會同意，但我經歷過的事實正是，在這個中年的午後，你能夠安心坐在有春光的草坪上喝一杯上好的龍井茶，你有足夠的心境和學識讀一本稍稍枯燥的書，有朋友願意花他的生命陪你聊天嘮嗑，你可以把時間浪費在看戲登山旅遊等諸多無聊的美好事物上，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有「成本」的，而它們的投資期無一不是在你的青春階段。
——喝下午茶，對自己的長相負責，西裝革履，卑微而平靜地活着。
郭莊很小，卻曲折從容，妙處無窮，深得「借」字真味。
杭州 郭莊
孫午飛 攝
我的偶像李普曼
任何一個行業中，必定會有這麼一到兩個讓你想想就很興奮的大師級人物，他們遠遠地走在前面，背影縹緲而偉岸，讓懵懵懂懂的後來者不乏追隨的勇氣和夢想。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學當了3個多月的訪問學者，肯尼迪學院為我安排的住處就在查爾斯河邊上。每當日落，我都會一個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緩，岸邊的亂石都沒有經過修飾，河上的石橋一點也不起眼，300多年來，這裡的風景應該都沒有太大的變化。我每次走到那裡，總會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覺。我在想，這個河邊，這些橋上，曾經走過34位諾貝爾獎得主、7個美國總統，他們注視這些風景的時候大概都不過30歲，那一刻，他們心裡到底在憧憬些什麼呢？
我還常常想起那個影響我走上職業記者道路的美國人。1908年，正在哈佛讀二年級的沃爾特·李普曼就住在查爾斯河畔的某一座學生公寓裡。一個春天的早晨，他忽然聽到有人敲房門。他打開門，發現一位銀須白髮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門外，老人自我介紹：「我是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還是順路來看看，告訴你我是多麼欣賞你昨天寫的那篇文章。」我是在18歲時的某個秋夜，在復旦大學的圖書館裡讀羅納德·斯蒂爾那本厚厚的《李普曼傳》時遇到這個細節的，那天夜晚，它像一顆夢想的種子不經意掉進了我尚未翻耕過的心土中。
在此後的很多年裡，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覺中：我幻想能夠像李普曼那樣知識淵博，所以我在大學圖書館裡「住」了4年，我的讀書方法是最傻的那種，就是按書櫃排列一排一排地把書讀下去；我幻想成為一名李普曼式的記者，在一個動盪轉型的大時代，用自己的思考傳遞出最理性的聲音，我進入了中國最大的通訊社，在6年時間裡我幾乎跑遍中國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能像李普曼那樣勤奮，他寫了36年的專欄，一生寫下4000篇文章，單是這兩個數字就讓人肅然起敬，我也在報紙上開出了自己的專欄，並逼着自己每年寫作一本書；我還幻想能像李普曼那樣名滿天下，他讀大學的時候就被同學戲稱是「未來的美國總統」，26歲那年，正在創辦《新共和》雜誌的他碰到羅斯福總統，總統笑着說：「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30歲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難拒絕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個行業中，必定會有這麼一到兩個讓你想想就很興奮的大師級人物，他們遠遠地走在前面，背影縹緲而偉岸，讓懵懵懂懂的後來者不乏追隨的勇氣和夢想。
當然，我沒有成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將終生不會。
我遇到了一個沒有精神生活的物質時代。財富的暴發似乎成為人們的生存追逐，沒有人有興趣聆聽那些虛無空洞的公共議題，如果李普曼的《新共和》誕生在今日中國，銷售量大概不會超過2000冊，社會價值的物質性趨同讓一些知識分子成為備受冷淡的一個族群。
這裡沒有李普曼的新聞傳統和傳播土壤，思想在一條預先設定好的堅壁的峽谷中尷尬穿行。
我沒有辦法擺脫自我的膽怯和生活的壓迫。我躲在一個風景優美的江南城市裡，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職業當成謀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讓自己成為一個「財經作家」，在看上去輿論風險並不太大的商業圈裡揮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寫給大學同學、也是一位偉大記者約翰·里德——他寫出過《改變世界的十天》——的一句話常常被我用來做自我安慰：「我們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
這些年來，我偶爾回頭翻看李普曼的文字就會坐立不安。這個天才橫溢的傢伙著述等身，但被翻譯到中國的卻只有一本薄薄的《公眾輿論》，這是他32歲時的作品。在這本冊子中，他論證了「公眾輿論」的脆弱、搖擺和不可信任。他指出，現代社會的複雜和規模使得一般人難以對它有清楚的把握。現代人一般從事某種單一的工作，整天忙於生計，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去深度關切他們的生活世界。他們很少認真涉入公眾事務討論。他們遇事往往憑印象、憑成見、憑常識來形成意見。正因如此，社會需要傳媒和一些精英分子來梳理時政，來抵抗政治力量對公眾盲視。這些聲音聽起來由陌生而熟悉，漸漸地越來越刺耳，現在我把它抄錄在這裡，簡直聽得到思想厲鬼般的尖叫聲。
儘管遙不可及，但這個人讓我終生無法擺脫。我常常會很好奇地思考這個國家的走向與一代人的使命——這或許是李普曼留給我們這些人的最後一點「遺產」，我們總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大歷史的苦思中而不能自拔——當物質的繁榮到達一定階段，當貧富的落差足以讓社會轉入另外一種衍變形態的時候，我們是否已經儲備了足夠的人才和理論去應對一切的挑戰？我們對思想的鄙視、對文化的漠然、對反省精神的抗拒，將在什麼時候受到懲罰和報應？對於生活在這個時代的個人來講，這都是一些沒有辦法回答的問題。
這些年來，我把自己的時間大半都投入中國企業史的梳理和寫作中，我想在這個極其龐雜卻並不遼闊的課題里尋找出一些答案。我想靜下心來做一點事，為後來者的反思和清算預留一些略成體系的素材，我還企圖證明，這個社會的很多密碼和潛流可能會淹沒在中國經濟和公司成長的長河中。
我倒是做過一件與李普曼最接近的事情。
2005年，我創辦藍獅子財經出版中心，在一次版權交易中偶爾得悉，我當年在大學時讀過的那本《李普曼傳》（新華出版社1982年出版），並沒有得到作者羅納德·斯蒂爾的授權，是一本「盜版書」。於是，我設法找到了翻譯者，竟又得知斯蒂爾還活着，隱居在美國西部的一個小鎮上。我通過e-mail聯繫上他，斯蒂爾對當年的「盜版」非常惱怒，得知我想再度得到授權，先是表示不信任，後又委派華人朋友到上海面談確認。歷經3年時間，到2008年11月，我終於購得中文版權，並出版了最新版的《李普曼傳》。此事幾經周折，結局卻得償心愿——我終於用自己的方式，對李普曼致敬。
在我的生命中，李普曼式的夢想早已煙消雲散，留下的只有一些聽上去很遙遠，卻讓人在某些時刻會產生堅定心的聲音。1959年9月22日，李普曼在他的70歲生日宴會上說——「我們以由表及里、由近及遠的探求為己任，我們去推敲、去歸納、去想象和推測內部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它昨天意味着什麼，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麼。在這裡，我們所做的只是每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是其他人沒有時間和興趣來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我們有權為之感到自豪，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20多年前，一個叫吳曉波的中國青年讀到李普曼和他說過的這段文字。20多年來，時光讓無數夢想破碎，讓很多河流改道，讓數不清的青春流離失所，卻只有它還在星空下微弱地閃光。
20多年來，時光讓無數夢想破碎，讓很多河流改道，讓數不清的青春流離失所，卻只有它還在星空下微弱地閃光。
孫午飛 攝
書籍讓我的居室和生活擁擠不堪
我們願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態，這是一個轉型年代的特徵，我們在思想上左衝右突，其慌亂和驚心宛若物質生活中的所有景象。
我第一次有記憶的閱讀經驗應該是10歲那年。剛剛認得了上千個漢字的我，讀的第一本「成年讀物」是繁體字的《三國演義》，它是「文革」前的遺物，黃舊不堪，躺在一個大木箱子的雜物之中，好像已經等了我很多年。就是這本書讓我終生喜歡大鼓齊鳴的剛烈文字，而對婉約溫潤的風格不以為然。
和許多人一樣，在讀大學前，我的整個閱讀是非常枯燥的，以教科書為主。而我是1986年進的大學，那個時候正是中國出版很活躍的一段時期。詩歌是年輕人的最愛，我記得謝冕編過一套《朦朧詩選》，當時非常喜歡。那時候大學裡最流行讀的書就是存在主義，於是讀了最多存在主義的作品，如尼采、薩特，我們這一代人受他們的影響太大了。周國平寫的《尼采：在世紀的轉折點上》讓我印象深刻，他後來會「轉型」成一位心靈雞湯型的導師，讓我非常吃驚。
我在上海讀書，而女朋友在杭州，大學4年沒有條件見面談戀愛，所以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復旦大學的圖書館裡度過的。我是學新聞的，課程比其他系的同學都要輕鬆，所以就在圖書館讀書，一排一排地讀，從一樓一直讀到了閣樓，復旦圖書館的閣樓是向研究生和博士生開放的，本科三年級的時候我就到閣樓上去讀書了。那時候的閱讀是一種集體閱讀，集中在哲學、歷史和文學方面。
我大學學的是新聞，專業的書我印象沒有多少，但我看張季鸞的所有作品，就是他當年辦《大公報》時寫的評論，印象很深。因為從這些作品裡你看到的是這個職業的氣節，以及敏銳性。新聞是很容易做得平庸的一種職業，特別是做得時間越長，抱怨和不平衡就會越大，老是寫字會感覺得不償失，但一旦停止寫字也就失去了你的價值。做媒體的很容易陷入這樣的情緒里。但是我當了十多年記者，一直沒有這樣的感覺，就是因為在大學裡我讀過這樣的作品，我知道一個好記者應該怎樣讓自己留下來。當年的許多政治人物都煙消雲散了，但我們依然能記住這些記者的名字與作品。這些作品幫助我們建立一種職業和人生的價值觀。
對我影響大的經濟學讀物有兩本，我接觸的第一本經濟學著作就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而我也是憑藉這本書進入新華社工作的。因為當時要考取新華分社，新華社招人一般都會從實習生里選拔，而我沒有在那裡實習過，所以他們考我就是用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從此，我開始了13年的商業記者生涯。另外一本是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曼昆的思想和他的創作技巧讓我很着迷。在過去20年裡，我讀了很多財經類圖書，如韋爾奇的管理書籍、《長尾理論》，等等，但是如果比較範圍是30年，這些書對我的影響還不如一本《三國演義》大。
我後來成了一個專業從事企業案例和經濟史寫作的財經作家，在這個領域中，有兩位頂級高手：美國的理查德·泰德羅和英國的尼爾·弗格森，他們都出生於20世紀60年代，年富力強。泰德羅的《影響歷史的商業七巨頭》，讓我見識到當世歐美學者的財經寫作高度。尼爾·弗格森的創作更勤勉，《文明》、《貨幣的崛起》、《巨人》以及五卷本的《羅斯柴爾德家族》都堪稱精品，他在建構一個宏大題材時的自信、從容及充滿了偏見的武斷，在當代非虛構類作家中很是少見，他的寫作非常迷人。
至於華人經濟學家，我最喜歡的是張五常的作品。當初讀到他的《賣桔者言》時，感覺以這樣的手法來寫一本經濟學書實在很有趣，讀他的《經濟解釋》更是震懾於他的智力。後來我寫《激盪三十年》，便懇請張五常為我題寫書名，他在西湖邊的一個茶樓里，鋪紙研墨，一口氣連寫了十多遍，那股認真勁令人難以忘懷。我向他請教做學問的辦法，他說：「問題有重要與不重要之分，做學問要找重要的入手，選上不重要的問題下功夫，很容易轉眼間斷送學術生涯。」這段話，值得抄在這裡送給所有的年輕朋友們。
我現在每年買200本書，也就是每年在家裡添一個雙門書櫃，書籍讓我的居室和生活擁擠不堪。望着這些新舊不一的「朋友」，我終於發現，我們並沒有生活在單調的年代，也許沒有一個年代的人、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尤其是歐美國家的人們——像我們這樣的五穀雜糧、精粗不棄，為了求得寸及的進步，我們願意接受所有的文明形態，這是一個轉型年代的特徵，我們在思想上左衝右突，其慌亂和驚心宛若物質生活中的所有景象。
中國的成長高度，並不以所謂的「全球第一高樓」為標誌，而是以我們的思想為標準。我們的書單決定了我們的過去，同時也指向一個遼闊的未來。
望着這些新舊不一的「朋友」，我終於發現，我們並沒有生活在單調的年代。
吳曉波 提供
讀書與旅行還真的不是一回事
讀書讀到我這個年齡，有時候會生出「無書可讀」的感嘆，這不是矯情，而是因為每年的新書榜單等等已經與我的需求無關。
常有人把閱讀與旅行並論，其實未必。
阿蘭·德波頓在《旅行的藝術》中說：「我們從旅行中獲得的樂趣，或許更多地取決於我們旅行時的心境，而不是旅行目的地本身。」若此言當真，那麼，閱讀的樂趣至少有一半取決於一本書所承載的知識本身，因此，旅行可抬腳就走，去哪兒都是風景，而閱讀則必須有所選擇。
每次到大學做活動，幾乎都會被問及一個問題：「您能否為我們推薦一些書？」
到這個時候，從來不知道怎麼回答，因為我不了解你的知識背景、深度和興趣，即便是財經類圖書，也無從推薦起。最好的辦法是自己先一頭撞進噹噹或亞馬遜，通過口碑評論的路徑找出幾本讀起來，讀着讀着就知道該如何選擇了。
對於入了門的讀書人來說，選書是一個經驗活，如服裝設計師看模特，瞥一眼便知三圍、氣質，一本書是否適合自己、是否有料有趣，速翻幾頁便一目了然。而書與人也有投緣之說，有些人的文字你死活讀不進去，有些人的書你一讀到就好像至尊寶遇見紫霞仙子那樣：「咦，千里萬里，你真的在這裡。」
讀書讀到我這個年齡，有時候會生出「無書可讀」的感嘆，這不是矯情，而是因為每年的新書榜單等等已經與我的需求無關，同時，受個人知識體系的局限，費力自覓新食的難度自然便增加了。
遇到這樣的情況，各人的對付辦法便見其性情。
比如，當年的錢鍾書號稱「橫掃清華圖書館」，直到無書可讀，據說他的書房裡後來只留下當工具用的百科全書，別人贈書，統統論斤去賣了，他只需反芻本門學問，便滿口錦繡。我最心儀的經濟學家張五常到70歲後也嘆息經濟學「無書可讀」，他的辦法貌似就是不讀本專業的書了，而對書法和攝影移情別戀。
我自然到不了錢、張二先生的境界，每年仍會抱回一摞一摞的書，而選擇的辦法大抵有三：
其一，藍獅子讀書會有一項服務，就是每月會從全國各出版社的新書中選出20本，門類從政經到美食林林雜雜，推薦給它的上萬個客戶。每次審定書單，就是我近水樓台先得月、給自己發福利的時候，常常會挑中幾本來看看。
其二，從讀到的書中抓出一條線索來，比如去年我細讀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今年便把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找來讀了一遍，順便又撞見趙一凡的《西方文論講稿》，好好補了一回西方哲學演變史，再接着發現德里達的思想很有趣，就又購進了《德里達傳》，這樣的經歷好比在潘家園古玩市場裡覓寶，隨心所觸，便是歡喜。
第三個辦法就是設定一個研究的方向，一路死磕進去。近年來，我對知識分子及企業家在當代社會中的角色問題非常感興趣，手頭便漸漸搜羅了好些與此有關的書籍，在閱讀中你會發現，這個問題具有很強的前沿性，特別是在中國這個轉型社會，知識的供應和傳播市場正發生很炫目的衍變。讀着別人的書，想着自己的心思，手就開始發癢，保不定哪天我會寫出一本《企業家與中國社會》。
關於閱讀，我還很同意卡爾維諾的說法，即一個人必須建立自己的「經典書目」。
在他看來，「我們年輕時所讀的東西，往往價值不大，這是因為我們沒有耐心、精神不能集中、缺乏閱讀技能，或因為我們缺乏人生經驗。」所以，一個人的成年生活應有一段時間用於重新發現青少年時代讀過的最重要作品，「當我們在成熟時期重讀經典，我們就會重新發現那些現已構成我們內部機制的一部分恆定事物，儘管我們已回憶不起它們從哪裡來」。
對於大多數的人而言，要實現卡爾維諾的這一認知進化，絕不是從一次閱讀到另外一次閱讀的過程，其中，必須加入日常生活的瑣碎、磨難和喜悅。
作為一個當代讀書人，要過一種純粹的書齋生活，是絕無可能了，海涅在評價康德的一生時說：「此人是沒有生平可說的。他每日的生活，就是喝咖啡、寫作、講學、散步，一生雷打不動。」我沒有看到過比這更震撼的生命評價，但是，這僅僅是康德式的人生，今天讓我過這樣的生活，還是直接把我跟房祖名關在一起算了。
「那麼，下一次旅行，你會在旅行箱裡壓進哪些人的書？」最後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加繆、桑塔格、約翰·伯格、三島由紀夫、北島或董橋……
他們的書有幾個共同特點：文字美到極致，知識密度極大，都比較薄，適合消乏，利睡眠。
旅行可抬腳就走，去哪兒都是風景，而閱讀則必須有所選擇。
劉暢 攝
在別人的鬍鬚里迷路
出發的目的已在半途中遺失了，剩下的激情便也成了迷路的飛矢。
年輕的時候，香港青年董橋在倫敦鑽研馬克思，他走遍倫敦古舊的街道，聽慣倫敦人委婉的言談，竟以為認識了當年在倫敦住了很久的馬克思。然後，又過了很久很久，主編《明報月刊》的知識分子董橋才突然發現，原來自己認識的不是馬克思其人，而是馬克思的鬍鬚。
「鬍鬚很濃，人在鬍鬚叢中，看到的一切自然不很清楚。」
董橋抱怨說：「鬍鬚誤人，人已經不在鬍鬚叢中了，眼力卻不能復原，看人看事還是不很清楚。」
其實，不很清楚的，是一段自以為是、風華意氣的青春。其實，哪怕待到一切都很清楚的時候，你自己的鬍鬚便也已經很長了，你自己，在更年輕的人面前，便也是一堆「已經很不清楚」的鬍鬚了。
10年前，企圖重寫「中國思想史」的葛兆光出版了《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他發現，早期人類的知識孕育的標誌，是人們對神秘世界的好奇探究，而文明的呱呱落地，則是從神秘力量的秩序化開始的。
「把這些神秘力量想象為眾神的存在也是早期世界普遍的現象，可是，當人們把眾神的系譜秩序化的時候，這不盡相同的秩序就呈現了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關於世界的不同思路。」
一個人的發育乃至整個人類的發育，在這一點上，是基本相同的。對世界的不同解釋構成了不同的種族和類群，而定式化的世界觀的形成被認為是成熟的標誌。
「你從哪裡來？你為什麼來？你到哪裡去？」這些每個人在幼年時期都會自然而然產生的疑問，漸漸變成了一些與日常生存毫無關係的、高深莫測的哲學命題。
時光對每一個人、每一個時代而言，都具有同樣的意義。昨日的叛逆，會漸漸演化成今日的正統，繼而又「供養」成明日的經典。所不同的是，點燃的光芒將漸漸地燒成灰燼，而人們則越來越少地追究光芒之被點燃的起源。因思想的深邃而聞名的R.G.科林伍德在《歷史的觀念》中這樣寫道：「時間把世界放置在一頭大象的背上，但它希望人們不再追問支撐大象的東西是什麼。」他又說：「我們可能走太遠了，以至於忘記了當初之所以出發的目的。」
出發的目的已在半途中遺失了，剩下的激情便也成了迷路的飛矢。
桂冠詩人伍茲華茲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常常去聖約翰書院聽那裡的鐘聲，在博大精深的學海中，天真的詩人聽到的卻跟別人大不同：「那鐘聲，一聲是男的，一聲是女的。」
另一位很有情趣的劍橋詩人約翰·伯格則有過一段更精妙的描述：書院大道旁的丁香花的香味和牛棚里牛身上的味道差不多，有一股祥和懶散的氣息。
伍茲華茲和伯格，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是百年劍橋的好學生，可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在別人的鬍鬚里迷路。
昨日的叛逆，會漸漸演化成今日的「正統」，繼而又「供養」成明日的經典。
法國 莎士比亞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