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倫敦落魄記 - 第3章
喬治·奧威爾
我們在中介所登記，應徵招聘廣告，但我們去哪兒都得靠步行，這拖慢了我們的速度，我們似乎每次都因為遲到半個小時而錯過了某個工作。有一次我們馬上就要得到一份清洗鐵軌的工作，可在最後一刻他們拒絕了我們而雇了法國人。另一次我們應徵馬戲團助手。你要搬長椅，掃垃圾，以及在表演的時候站在兩個桶上，讓一隻獅子從你兩腿之間跳過去。我們提前一小時到，發現已經有五十號人在排隊等着。顯然獅子有某種吸引力。
一次，一間我幾個月前登記過的中介所給我發了藍色急件，告訴我有位意大利紳士想上英語課，信里要求我「馬上過去」並承諾每小時給二十法郎。鮑里斯和我當時正陷入絕望之中。這是個絕妙的機會，但我沒法接，因為我不能穿着肘部磨破的大衣去中介所。後來我們想到我可以穿鮑里斯的大衣——它跟我的褲子不搭配，但褲子是灰色的，從遠處看，也許會被當成是法蘭絨。衣服對我來說太大了，我只能不扣扣子，一隻手還要放在衣兜里。我匆匆出門，花了七十五生丁坐巴士去中介所。我到的時候發現那個意大利人已經改變主意離開巴黎了。
還有一次，鮑里斯建議我去巴黎中央市場找個搬運工的活兒。早晨四點半，那兒剛剛開工，我就到了。我看到一個戴着圓頂禮帽的矮胖男人在指揮幾個搬運工，我走上前，告訴他我想找活干。答話之前他抓住我的右手，摸了摸手掌。
「你身體強壯嗎？」他問。
「很壯的。」我撒謊道。
「好。把那個箱子抬起來給我看看。」
那個是裝滿了土豆的巨大柳條筐。我抓住它，發現我根本沒法挪動它，更別說抬起來了。圓頂禮帽男看着我，聳了聳肩就轉身走了。我也匆匆離開。走出一段，我回頭發現，四個人把那個筐抬到了推車上。它大概有三英擔[1]重。那人看出我沒什麼用，就用這個辦法趕走了我。
有時如果鮑里斯感到有希望，就會花五十生丁買郵票，給他的某一個前情婦寫信要錢。但是只有一個人回信。那個女人除了是他的前情婦，還欠他二百法郎。當鮑里斯看到回信並認出筆跡的時候，他滿懷希望，幾乎發狂。我們抓住那封信，跑到鮑里斯的房間裡讀，就像偷了糖的孩子。鮑里斯讀了信，然後一言不發地遞給我。信是這麼寫的：
我親愛的小色狼：
我懷着無比愉悅之情，打開這封可愛的信箋，它勾起我對往昔的追憶，彼時我們傾心相愛，它亦令我憶起，你雙唇所給予的甜蜜香吻。此番記憶，永存心間，恰似鮮花雖逝，芬芳依舊。
可是，你索要的二百法郎，唉！我亦無能為力。你有所不知，親愛的，聽聞你生活窘迫，我傷心欲絕。但又能如何？生活如此悲傷，人人深陷麻煩。我亦不能倖免。我的小妹妹疾病纏身（唉，可憐的小東西，她遭罪無數呀！），我們已無力再支付醫生診金。我發誓，我們已經一窮二白，身無分文，生活無比艱辛。
勇氣，我的小色狼，永遠勿忘勇氣！銘記苦難不會永存，無論現狀如何面目可憎，窘境終將煙消雲散。
親愛的，請寬心，我發誓將你永生銘記。不曾停止愛你的我，為你獻上最真摯的擁抱，你的伊馮娜。
這封信讓鮑里斯大失所望，他直接上了床，那一天都沒去找工作。我的六十法郎撐了大約兩周。我已經不再裝作是下館子吃飯，我們在房間裡吃東西，一個坐在床上，另一個坐在椅子上。鮑里斯貢獻出他的兩法郎，我出三四法郎，我們買麵包、土豆、牛奶和奶酪，用我的酒精燈熬湯。我們有一個燉鍋、一個咖啡碗和一把勺子，每天都要為誰用燉鍋、誰用咖啡碗吃飯而推讓一番（燉鍋裝的多一些），而且讓我暗自生氣的是，每天都是鮑里斯先妥協，得到用燉鍋吃飯的機會。有時晚上我們的麵包多一些，有時候不多。我們的鋪蓋越來越髒，我三周沒洗澡了，鮑里斯說他有幾個月沒洗了，靠着抽煙我們才能忍受這一切。我們有足夠多的煙，因為早前鮑里斯遇到了一個當兵的（他們有免費煙發），從他那裡以每包十五生丁的價格買了二三十包。
和我相比，這一切對鮑里斯來說更糟糕。徒步行走和睡地板使他的腿和後背一直很疼，而且他那俄國人的大胃口讓他遭受着飢餓的痛苦，儘管他看起來沒有變瘦。總的來說，他快樂得讓人吃驚，總是滿懷希望。他曾很嚴肅地說有個守護神保佑着他，情況非常糟糕時，他就在下水溝找錢，說守護神總會在那裡丟個兩法郎。一天我們在皇家大街等着，那附近有家俄國餐廳，我們想去那裡找份工作。鮑里斯突然決定去馬德萊娜教堂[2]為他的守護神點五十生丁的蠟燭。出來後他說還得做些什麼以確保萬無一失，於是便莊嚴地把一張五十生丁的郵票點燃，獻給永生之神。或許那些神靈和聖人相處不和，反正我們最後沒得到那份工作。
有幾個早上，鮑里斯會陷入極端絕望。他躺在床上幾乎要哭出來，詛咒那個跟他住一起的猶太人。最近那個猶太人對於每天支付兩法郎變得不耐煩了，更糟糕的是他擺出一副施捨的架勢，令人難以忍受。鮑里斯說我作為一個英國人，無法想象接受猶太人的施捨對俄國人來說是多大的折磨。
「一個猶太人，我的朋友，一個貨真價實的猶太人！他根本不知羞恥。想想看，我，一個俄軍上尉——我跟你說過我在第二步槍團做過上尉嗎，我的朋友？沒錯，一個上尉，我的父親是陸軍上校。結果我在這兒靠一個猶太人吃飯。一個猶太人……」
「我要告訴你猶太人是什麼樣子的。剛開始打仗的時候，有次，我們行軍時停在一個村子裡過夜。一個可怕的老猶太人，他長着猶大那樣的紅鬍子，偷偷摸摸跑到我的營地。我問他要什麼。『尊敬的閣下，』他說，『我給您帶來了禮物，是個只有十七歲的漂亮姑娘。只要五十法郎。』『謝謝你，』我說，『你可以再把她帶走。我可不想染上什麼病。』『染病？』那猶太人大叫道，『但是，上尉先生，沒必要害怕那個。這是我的親閨女兒！』猶太人就是那個德性。」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我的朋友，在以前俄國軍隊裡，朝猶太人吐沫是不應該的？沒錯，我們認為一個俄軍軍官的高貴口水不值得浪費在猶太人身上……」
那些天鮑里斯總是聲稱自己病得不能出去找工作了。他在髒兮兮的灰被單里一直躺到晚上，一邊抽煙一邊看舊報紙。有時候我們一起下國際象棋。我們沒有棋盤，但是我們在一張紙上寫下棋步，後來我們用一個包裝箱的側邊做了棋盤，拿扣子、比利時硬幣等東西做了一套棋子。就像多數俄國人一樣，鮑里斯熱衷下國際象棋。他說國際象棋的規則跟談戀愛以及戰爭是一樣的，你其中一樣會贏，其他兩方面也會贏。他也說如果有棋盤就可以不在乎餓肚子，但在我看來完全不是這樣。
[1]
英擔，重量單位，1英擔=50.8千克。
[2]
馬德萊娜教堂，法國首都巴黎第八區的一座教堂，始建於18世紀。原為紀念拿破崙軍隊的榮耀。
第七章
我的錢慢慢花光了——八法郎，四法郎，一法郎，直到二十五生丁；二十五生丁毫無用處，除了報紙，什麼都買不了。我們靠乾麵包撐了幾天，後來有兩天半我什麼都沒吃。這是很難受的經歷。有人做禁食療法達三個星期以上，他們說到第四天之後禁食會變得很愉悅；我可不知道，我沒挨餓超過三天。大概自願齋戒而且之前沒挨過餓的話，感覺會不一樣。
第一天，我懶得不想找工作，而是借了魚竿到塞納河釣魚，用綠頭蠅做魚餌。我希望能釣到夠吃一頓的魚，不過那當然不可能。塞納河裡全是鰷魚，但是它們在巴黎圍城期間變得機靈了，從那時起除非用漁網，否則絕對抓不到它們。第二天我想去當掉大衣，但走去當鋪太遠了，我在床上待了一天，讀《福爾摩斯回憶錄》，不吃飯，我只有力氣做這個。飢餓使人喪失骨氣，腦中空空，很像流感後遺症，就好像變成了水母，或是血液被抽走換成溫水。我對飢餓的主要記憶就是懶得做任何事，不得不經常吐口水，口水是奇怪的白色絮狀，像是沫蟬的吐沫。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但是任何餓過幾天的人都會注意到這一點。
第三天早晨我感覺好了不少。我意識到自己必須馬上做點什麼，決定要鮑里斯和我分享他的兩法郎，只要一兩天，怎麼分都行。我到的時候發現他躺在床上，怒氣沖沖。我一進門他就爆發了，激動得差點嗆到自己。
「他把它拿走了，那個賤賊！他把它拿走了！」
「誰把什麼拿走了？」我問。
「那個猶太人！拿走了我的兩法郎，那條狗，那個賊！他趁我睡覺時打劫了我！」
看來前一晚那個猶太人斷然拒絕每天支付兩法郎。他們爭論不休，最後猶太人同意給錢。鮑里斯說他以最無禮的態度給了錢，一邊給一邊說自己多麼善良，非要人低頭感激。然後，早晨他趁鮑里斯沒睡醒把錢偷走了。
這可是個打擊。我無比失望，因為我已讓肚子對食物有所期待，在挨餓的時候這是大錯。然而，令我頗為吃驚的是，鮑里斯並不絕望。他在床上坐起來，點起煙斗分析情況。
「現在，聽着，我的朋友，這下死路一條了。我倆只有二十五生丁，我覺得那個猶太人不會再給我兩法郎了。無論如何他的所作所為令人無法忍受。你相信嗎，有天晚上他下流到把一個女人帶回來，我還在地板上呢。那低賤的畜生！我還有更糟糕的事要告訴你。那個猶太人想從這兒逃走。他欠着一周的房租，他的想法是逃掉房租同時把我踹掉。要是那個猶太人跑了我就無處可去啦，旅館老闆會扣下我的衣箱抵房租，他媽的！咱們可得好好走下一步。」
「好吧，但是我們能幹什麼？在我看來，唯一的法子就是當掉咱們的大衣搞吃的。」
「我們當然會那麼做的，但我必須先把我的東西從這房子裡弄出去。不敢想象我的照片會被人扣住！好了，我計劃好了。我要搶在那猶太人前面先跑掉。開溜撤退，你明白的。我覺得這一步應該這麼走，嗯？」
「但是，我親愛的鮑里斯，光天化日之下你怎麼開溜？你一定會被抓住的。」
「啊，當然，這需要策略。我們的老闆時刻盯着，以防有人不付房租開溜，他以前就那樣。他和他老婆整天輪流蹲在辦公間裡——真是吝嗇鬼，這些法國人！不過我想到個辦法，如果你能幫忙就能成。」
我沒什麼心情幫他，但還是問了鮑里斯他的計劃。他仔細向我解釋。
「現在，聽着。我們必須從當大衣開始。先回你的屋子去把你的大衣拿來，然後回來拿我的，把它藏在你的衣服下面偷偷帶出去。把它們拿到法蘭克斯布爾茹瓦街的當鋪去。幸運的話你應該能搞到二十法郎。然後去塞納河岸，往口袋裡裝滿石頭，回來把石頭放在我的箱子裡。你明白了嗎？我會儘可能把我所有的東西都卷在報紙里，然後下樓問老闆最近的洗衣店怎麼走。我會厚着臉皮假裝很隨意，你明白的，那樣老闆當然會覺得這只是一捆髒衣服。或者如果他起了疑心，那偷偷摸摸的吝嗇鬼就會像往常一樣，到我的房間去試試我箱子的重量。那些石頭的斤兩會讓他以為箱子是滿的。很有才，是吧？之後我就可以回來，把我自己的東西放在衣袋裡帶走。」
「但是那箱子怎麼辦？」
「哦，箱子？我們得放棄它了。那可憐玩意兒也就值二十法郎。再說，撤退的時候必須有放棄。看看拿破崙在別列津納河[1]的時候！他放棄了整個軍隊。」
鮑里斯為這個計劃（他管這叫戰略）高興得幾乎忘記了飢餓。他忽略了這個計劃的主要缺點——逃跑之後他就沒有地方睡覺了。
一開始，戰略進展得很順利。我回家取了自己的大衣（這樣我已經空着肚子走了九公里），然後成功將鮑里斯的大衣偷運出去。之後就出問題了。當鋪夥計是個暴脾氣、苦瓜臉、愛管閒事的小個子男人——典型的法國辦公員——他拒收大衣，理由是它們沒有給包起來。他說衣服必須用旅行箱或紙殼箱裝起來。這毀了一切——我們什麼箱子都沒有，僅有的二十五生丁也買不起一個箱子。
我回去告訴鮑里斯這個壞消息。「他媽的！」他罵道，「這下糟了。唉，不論如何，總會有辦法的。咱們把大衣放在我的衣箱裡吧。」
「但是我們怎麼過老闆那一關？他就在辦公間門口坐着。沒轍啊！」
「你真容易絕望啊，我的朋友！我讀到的英國人的那股子倔脾氣哪去了？勇敢點！我們會做到的。」
鮑里斯考慮了一小會兒，然後又提出了一個狡猾的點子。最困難的在於要吸引老闆的注意力大概五秒鐘，與此同時我們可以帶着箱子逃出去。不過湊巧店老闆有一個弱點——他喜歡看《體育報》，時刻準備着有人過來跟他討論報紙內容。鮑里斯在一份舊的《小巴黎人》上讀了一篇關於自行車比賽的文章，之後他打探好樓梯的情況，下去跟老闆說話。與此同時，我在樓梯腳下等着，一隻胳膊下夾着大衣，另一隻夾着衣箱。鮑里斯覺得時機合適就咳嗽一聲。我在那兒等着，渾身發抖，因為老闆娘隨時都可能從辦公間對面的門裡出來，那就玩完了。然而，不久鮑里斯便咳嗽了。我飛快溜過辦公間跑到大街上，為我的鞋子沒有嘎吱作響而歡欣鼓舞。要是鮑里斯瘦一些，計劃可能就會失敗，他碩大的雙肩擋住了辦公間門口，他的大嗓門蓋過了我發出的噪音。我安全離開之後他也來了，在街角找到我，我們一起開溜。
然後，如此折騰一番後，當鋪夥計再次拒絕收我們的大衣。他告訴我（能看出他毫不通融，他的法國靈魂在為此自鳴得意）這是因為我沒有足夠的身份文件，身份證還不夠，我必須出示護照或是帶地址的信封。鮑里斯倒是有幾十封帶地址的信封，但他的身份證過期了（他沒有去更新，以此逃稅），所以我們不能用他的名字當大衣。我們能做的只有走回我的住處，帶上必需的文件，把大衣拿到皇家林蔭大道的當鋪去。
我把鮑里斯留在房間裡，自己去了當鋪。我到的時候發現它已經關門了，要到下午四點才開門。現在大約是一點半，我走了十二公里，六十個小時沒吃東西。命運似乎在與我開一系列毫不可笑的玩笑。
然後我奇蹟般地轉運了。我在布洛卡路上往家走，突然在鵝卵石中間看到了一枚閃閃發亮的五蘇硬幣。我撲上去，又趕緊跑回家拿了我們另外的五個蘇，買了一磅土豆。爐子裡剩的酒精只夠把它們煮熟，也沒有鹽，但是我們狼吞虎咽地把這些土豆連皮吃掉。之後我們感覺自己煥然一新，坐着下棋等當鋪開門。
四點鐘我回到當鋪。我不抱希望，既然我上次只拿到七十法郎，我還能指望這裝在紙殼箱裡的兩件破爛大衣換多少錢呢？鮑里斯說二十法郎，但我覺得只會有十法郎，甚至五法郎。更糟的是我可能會被拒絕，就像上一次那個可憐的八十三號。我坐在前排長椅上，這樣店員說五法郎時就不會看見別人嘲笑我了。
最後店員叫到了我：「一百一十七號！」
「在。」我站了起來叫道。
「五十法郎？」
這幾乎跟上次的七十法郎一樣令人震驚。現在我相信那個店員一定是把我跟其他人的號碼弄混了，因為誰也不可能把那兩件大衣賣五十法郎。我趕緊回家，手放在背後，一言不發走進屋子。鮑里斯在把玩棋盤。他急切地抬頭。
「你拿到多少？」他問。「什麼？沒有二十法郎？無論如何你至少拿到十法郎了吧？五法郎——那太可怕了，我的朋友，別說只有五法郎。你要是告訴我只有五法郎我就要考慮自殺了。」
我把那張五十法郎的票子扔在桌上。鮑里斯的臉色像粉筆一樣慘白，跳起來抓住我的手，握得我骨頭都要碎了。我們跑出去買了麵包、酒、一塊肉，還有燒爐子的酒精，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頓。
吃了飯，鮑里斯變得前所未有的樂觀。「我跟你說什麼來着？」他說，「勝敗乃兵家常事！今天早上只有五個蘇，看看現在。我就說過，沒什麼比錢更好弄了。這提醒了我，我有個朋友在方達瑞路，我們應該去看看他。他騙了我四千法郎，那個賊！他清醒的時候是天下最大的賊，但奇怪的是他在喝醉的時候異常誠實。我覺得晚上六點他應該已經醉了。我們去找他吧。他很可能分期先付一百。他媽的！他可能給兩百呢。我們走吧！」
我們到方達瑞路找到了那個人，他喝醉了，但我們也沒拿到那一百法郎。他跟鮑里斯一見面就在人行道上爆發了可怕的爭執。那個人宣稱他不但不欠鮑里斯一分錢，反倒是鮑里斯欠他四千法郎，兩個人都爭着問我的意見。我一直都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他們兩人吵來吵去，一開始在街上，後來在一家小酒館裡，接着在一間餐價固定的餐館，之後又是另一家小酒館。最後，彼此罵了對方兩小時小偷後，他們倆一起狂飲了一番，花光了鮑里斯的最後一個蘇。
那天晚上，鮑里斯在一個鞋匠家過的夜，那人也是個俄國流亡者，住在商業區。與此同時，我還剩下八法郎，有足夠的煙抽，吃飽喝足，東西都堆到嗓子眼了。在過了糟糕的兩天之後，這種轉變實在如奇蹟一般。
[1]
別列津納河，現在白俄羅斯境內。1812年，拿破崙軍隊從莫斯科撤退到斯摩棱斯克，在搶渡別列津納河時發生戰役。由於被俄軍從三路發動襲擊，法軍兵力折損兩萬五千餘人。
第八章
現在我們手頭有二十八法郎，又可以開始找工作了。不可思議的是，鮑里斯還在鞋匠家睡着，而且他從一個俄國朋友那裡借到了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處都有朋友，多數跟他一樣以前是軍官。有些做侍應或洗碗工，有些開出租車，有些靠女人過活，有些設法把錢財從俄國帶了出來，開着汽修廠或舞廳。總的來說，待在巴黎的俄國流亡者們勤勞能幹，能忍受同階級英國人無法忍受的厄運。自然也有例外。鮑里斯給我講過他遇到的一個流亡的俄國公爵，他經常出入收費昂貴的餐廳。吃飯時，公爵就在侍應中找出做過俄軍士官的人，吃完飯就友好地叫他過來。
「啊，」公爵會說，「所以說你像我一樣是個老兵？那些日子可真苦啊。唉，唉，俄國軍人無所畏懼。你是哪個團的？」
「某某團，先生。」侍應回答說。
「那是個英勇無比的團啊！1912年我去視察過。順便說一句，我不幸把皮夾落在家裡了。我知道，一個俄國軍人肯定會借我三百法郎的。」
如果侍應有三百法郎，他會如數奉上，當然這筆錢以後再也要不回來。公爵就這樣弄到不少錢。或許侍應們並不在乎被騙。即使是在流亡，公爵就是公爵。
鮑里斯從一個俄國流亡者那兒聽說了個法子，似乎很有希望掙到錢。當掉大衣後，過了兩天，他神神秘秘地對我說：
「告訴我，我的朋友，你有什麼政治立場嗎？」
「沒有。」我說。
「我也沒有。當然，人總是愛國的，不過——摩西不是還說過掠奪埃及人的話嗎[1]？作為英國人，你肯定讀過《聖經》。我的意思是，你不會反對掙共產黨人的錢吧？」
「不，當然不會。」
「嗯，巴黎好像有個俄國秘密社團，也許他們多少能幫到咱們。他們是共產黨人；事實上是布爾什維克的代表。他們表面上是個聯誼社團，與流亡的俄國人保持聯繫，想讓他們加入布爾什維克。我的朋友加入了他們社團，他覺得如果咱們過去找他們，他們會幫忙。」
「但他們能怎麼幫咱們？不論如何他們都不會幫我，因為我不是俄國人。」
「重點就是這個。他們似乎是莫斯科一家報紙的通訊員，他們需要寫有關英國政治的文章。如果我們現在去找他們，或許他們會雇你寫文章。」
「我？但我對政治一竅不通。」
「他媽的！他們也不懂。誰懂政治呀？那很容易。你只要從英文報紙上抄下來就行。不是有《每日郵報》嗎？抄它就行。」
「但是《每日郵報》是保守黨的報紙。他們討厭共產黨。」
「哦，那就照《每日郵報》的內容反着寫，那樣就沒問題了。我們絕對不能放過這個機會，我的朋友。也許能掙幾百法郎呢。」
我不喜歡這個主意，因為巴黎警察對共產黨盯得很緊，尤其是外國來的，而且我已經被懷疑了。幾個月前，一個密探看到我從一家共產黨的周報的辦公室里出來，於是警察給我找了不少麻煩。如果給他們逮到我去了這個秘密社團，我可能會被驅逐出境。可是這個機會很好，不容錯過。那天下午，鮑里斯的朋友——也是個侍應，帶我們去了集會地。我不記得街名了，不過那是一條破落的街道，從塞納河岸邊向南延伸，離下議院不遠。鮑里斯的朋友要我們加倍小心。我們假裝隨意在街上閒逛，記住了我們要進的那個門——那是家洗衣店——然後再逛回來，密切留意所有窗口和咖啡館。如果這裡被發現有共產黨出沒，很有可能會被監視，我們打算一旦看見任何可能是密探的人就回家。我很害怕，但是鮑里斯很享受幹這些鬼鬼祟祟的事，完全忘記了他將要跟殺死他父母的人做生意。
確認安全無事後，我們迅速鑽進門。洗衣店裡有個法國女人在熨衣服，她告訴我們那些「俄國紳士」在天井對面的樓梯上。我們登上幾段黑暗的樓梯來到一處樓梯平台。一個體格強壯、一臉陰沉的年輕人站在樓梯上端，他頭上發線很低。我上去的時候他狐疑地盯着我，伸開雙臂攔住去路，用俄語說了些什麼。
「口令！」看到我沒應聲，他嚴厲地說道。
我停下腳步，心裡很害怕。我沒想到還有口令。
「口令！」那俄國人重複了一遍。
鮑里斯的朋友原來走在後面，現在走上前說了幾句俄語，可能是在說口令或解釋情況。這樣一來，一臉陰沉的年輕人似乎很滿意，帶我們進入一間又小又破的屋子，裡面的窗戶是毛玻璃窗。這裡看起來是個破舊的辦公室，牆上釘着俄語的宣傳海報和一張粗製濫造的巨幅列寧像。桌旁坐着一個只穿襯衫、沒刮鬍子的俄國人，他面前放着一堆報紙做的包裝紙，他正朝上面寫地址。我進門時他對我說法語，口音很怪。
「你們這樣太不小心了！」他大驚小怪地叫着，「你們怎麼不帶包要洗的衣服來？」
「要洗的衣服？」
「每個人來的時候都帶着要洗的衣服。這樣看起來他們像要去樓下的洗衣店。下次記得帶一大捆衣服來。我們可不想被警察盯上。」
這比我所預料的還要鬼鬼祟祟。鮑里斯坐在唯一的一張空椅子上，他們不停用俄語交談。只有那個沒刮鬍子的人在講話，一臉陰沉的年輕人只是靠在牆上瞪着我，好像還在懷疑我。這很古怪，我站在一個貼滿革命海報的小密室里，聽着他們用我完全不懂的語言交談。俄國人說話又快又急，有時微笑有時聳肩。我想知道他們在說什麼。我想，他們會彼此稱呼「小爸爸」「小鴿子」「伊萬·亞歷山大諾維奇」，就像俄國小說里的人物一樣。他們應該是在談革命的事。那個沒刮鬍子的男人應該會堅定地說：「我們從不爭吵。爭吵是資本家的消遣。我們用行動證明。」然後我就覺得他可能不會這麼說。他們要二十法郎，顯然是入會費，鮑里斯答應支付（我們總共只有十七法郎）。最後鮑里斯拿出我們寶貴的積蓄，交了五法郎。
這時候那個一臉陰沉的男人看起來不那麼懷疑我了，他在桌邊坐下來。沒刮鬍子的男人開始用法語問我問題，並在紙上做記錄。他問我答。——是共產黨員嗎？——算同情者吧，我從未加入過任何組織。——了解英國的政治形勢嗎？——哦，當然。我提了幾個大臣的名字，又批評了工黨幾句。——那《體育報》呢？能在《體育報》上寫東西嗎？（在歐洲大陸，足球和社會主義有種神秘的聯繫。）——哦，當然了。那兩個人嚴肅地點點頭。沒刮鬍子的人開口說話：
「顯然，你對英國的情況有着全面的了解。你能為一家莫斯科周報寫一系列文章嗎？我們之後會告訴你詳情。」
「當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