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猶如此 - 第3章

我於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時離開桂林，就再沒有回過山尾村，算一算，五十六年。「四明狂客」賀知章罷官返鄉寫下他那首動人的名詩《回鄉偶書》：

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

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我的鄉音也沒有改，還能說得一口桂林話。在外面說普通話、說英文，見了上海人說上海話，見了廣東人說廣東話，因為從小逃難，到處跑，學得南腔北調。在美國住了三十多年，又得常常說外國話。但奇怪的是，我寫文章，心中默誦，用的竟都是鄉音，看書也如此。語言的力量不可思議，而且先入為主，最先學會的語言，一旦占據了腦中的記憶之庫，後學的其他語言真還不容易完全替代呢。我回到山尾村，村里兒童將我團團圍住，指指點點，大概很少有外客到那裡去。當我一開腔，卻是滿口鄉音，那些孩子首先是面面相覷，不敢置信，隨即爆笑起來，原來是個桂林老鄉！因為沒有料到，所以覺得好笑，而且笑得很開心。

村里通到祖母舊居的那條石板路，我依稀記得，迎面撲來嗆鼻的牛糞味，還是五十多年前那般濃烈，而且熟悉。那時父親帶我們下鄉探望祖母，一進村子，首先聞到的，就是這股氣味。村裡的宗親知道我要回鄉，都過來打招呼，有幾位，還是「先」字輩的，看來是一群老人，探問之下，原來跟我年紀不相上下，我心中不禁暗吃一驚。從前踏過這條石徑，自己還是「少小」，再回頭重走這一條路，竟已「老大」。如此匆匆歲月，心理上還來不及準備，五十六年，驚風飄過。

我明明記得最後那次下鄉，是為了慶祝祖母壽辰。父親領着我們走到這條石徑上，村里許多鄉親也出來迎接。老一輩的叫父親的小名「桂五」，與父親同輩的就叫他「桂五哥」。那次替祖母做壽，搭台唱戲，唱桂戲的幾位名角都上了台。那天唱的是《打金枝》，是出郭子儀上壽的應景戲。桂劇皇后小金鳳飾公主金枝女，露凝香反串駙馬郭曖。戲台搭在露天，那天風很大，吹得戲台上的布幔都飄了起來，金枝女身上粉紅色的戲裝顫抖抖的。駙馬郭曖舉起拳頭氣呼呼要打金枝女，金枝女一撒嬌便嚶嚶地哭了起來，於是台下村裡的觀眾都樂得笑了。晚上大伯媽給我們講戲，她說金枝女自恃是公主拿架子，不肯去跟公公郭子儀拜壽，所以她老公要打她。我們大伯媽是個大戲迷，小金鳳、露凝香，還有好幾個桂戲的角兒都拜她做乾媽。大伯媽是典型的桂林人，出口成章，妙語如珠，她是個徹頭徹尾的享樂主義者，她有幾句口頭禪：

酒是糯米湯，不吃心裡慌。

煙槍當拐杖，拄起上天堂。

她既不喝酒當然也不抽大煙，那只是她一個瀟灑的姿勢罷了。後來去了台灣，環境大不如前，她仍樂觀，自嘲是「戲子流落趕小場」。她坐在院中，會突然無緣無故拍起大腿迸出幾句桂戲來，大概她又想起她從前在桂林的風光日子以及她的那些乾女兒們來了。大伯媽痛痛快快地一直活到九十五。

祖母的老屋還在那裡，只剩下前屋，後屋不見了。六叔、二姑媽的房子都還在。當然，都破舊得搖搖欲墜了。祖母一直住在山尾村老家，到湘桂大撤退前夕才搬進城跟我們住。祖母那時已有九十高齡，不習慣城裡生活。父親便在山尾村特別為她建了一幢樓房，四周是騎樓，圍着中間一個天井。房子剝落了，可是騎樓的雕欄仍在，隱約可以印證當年的風貌。父親侍奉祖母特別孝順，為了報答祖母當年持家的艱辛。而且祖母對父親又分外器重，排除萬難，供他念書。有時父親深夜苦讀，祖母就在一旁針線相伴，慰勉他。冬天，父親腳上生凍瘡，祖母就從灶里掏出熱草灰來替父親渥腳取暖，讓父親安心把四書五經背熟。這些事父親到了老年提起來，臉上還有孺慕之情。祖母必定智慧過人，她的四個媳婦竟沒說過她半句壞話，這是項了不起的成就。老太太深明大義，以德服人，頗有點賈母的派頭。後來她搬到我們桂林家中，就住在我的隔壁房。每日她另外開伙，我到她房間，她便招我過去，分半碗雞湯給我喝，她對小孩子這份善意，卻產生了沒有料到的後果。原來祖母患有肺病，一直沒有發覺。我就是那樣被染上了，一病五年，病掉了我大半個童年。

我臨離開山尾村，到一位「先」字輩的宗親家裡去小坐了片刻。「先」字輩的老人從米缸里掏出了兩隻瓷碗來，雙手顫巍巍地捧給我看，那是景德鎮製造的釉里紅，碗底印着「白母馬太夫人九秩榮壽」。那是祖母的壽碗！半個多世紀，歷過多少劫，這一對壽碗居然倖存無恙，在幽幽地發着溫潤的光彩。老人激動地向我傾訴，他們家如何冒了風險收藏這兩隻碗。他記得，他全都記得，祖母那次做壽的盛況。我跟他兩人搶着講當年追往事，我們講了許多其他人聽不懂的老話，老人笑得滿面燦然。他跟我一樣，都是從一棵榕樹的根生長出來的樹苗。我們有着共同的記憶，那是整族人的集體記憶。那種原型的家族記憶，一代一代往上延伸，一直延伸到我們的始祖伯篤魯丁公的基因里去。

香港電視台另一個拍攝重點是桂林市東七星公園小東江上的花橋，原因是我寫過《花橋榮記》那篇小說，講從前花橋橋頭一家米粉店的故事。其實花橋來頭不小，宋朝時候就建於此，因為江兩岸山花遍野，這座橋簇擁在花叢中，故名花橋。現在這座青石橋是明清兩朝幾度重修過的，一共十一孔，水橋有四孔，橋面蓋有長廊，綠瓦紅柱，頗具架式。花橋四周有幾座名山，月牙山、七星山，從月牙山麓的伴月亭望過去，花橋橋孔倒影在澄清的江面上，通圓明亮，好像四輪浸水的明月，煞是好看，是桂林一景。

花橋橋頭，從前有好幾家米粉店，我小時候在那裡吃過花橋米粉，從此一輩子也沒有忘記過。吃的東西，桂林別的倒也罷了，米粉可是一絕。因為桂林水質好，榨洗出來的米粉，又細滑又柔韌，很有嚼頭。桂林米粉花樣多：元湯米粉、冒熱米粉，還有獨家的馬肉米粉，各有風味，一把炸黃豆撒在熱騰騰瑩白的粉條上，色香味俱全。我回到桂林，三餐都到處去找米粉吃，一吃三四碗，那是鄉愁引起原始性的饑渴，填不飽的。我在《花橋榮記》里寫了不少有關桂林米粉的掌故，大概也是「畫餅充飢」吧。外面的人都稱讚雲南的「過橋米線」，那是說外行話，大概他們都沒嘗過正宗桂林米粉。

「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句自古以來讚美桂林的名言，到現在恐怕還是難以駁倒的，因為桂林山水太過奇特，有山清、水秀、洞奇、石美之稱，是人間仙境，別的地方都找不到。這隻有嘆服造化的鬼斧神工，在人間世竟開闢出這樣一片奇妙景觀來。桂林環城皆山，環城皆水，到處山水縱橫，三步五步，一座高峰迎面拔地而起，千姿百態，每座殊異，光看看這些山名，鸚鵡山、鬥雞山、雉山、駱駝山、馬鞍山，就知道山的形狀有多麼戲劇性了。城南的象鼻山就真像一隻龐然大象臨江伸鼻飲水。小時候，母親率領我們全家夏天坐了船，在象鼻山下的灕江中徜徉游泳，從象鼻口中穿來穿去，母親鼓勵我們游泳，而且帶頭游。母親勇敢，北伐時候她便跟隨父親北上，經過槍林彈雨的，在當時，她也算是一位摩登女性了。灕江上來來往往有許多小艇子賣各種小吃，我記得唐小義那隻艇子上的田雞粥最是鮮美。

自唐宋以來，吟詠桂林山水的詩文不知凡幾，很多留傳下來都刻在各處名山的石壁上，這便是桂林著名的摩崖石刻，僅宋人留下的就有四百八十多件，是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產。在象鼻山水月洞裡，我看到南宋詩人范成大的名篇《復水月洞銘》，范成大曾經到廣西做過安撫使，桂林到處都刻有他的墨跡。洞裡還有張孝祥的《朝陽亭詩並序》。來過桂林的宋朝大詩人真不少：黃庭堅、秦少游，他們是被貶到嶺南來的。其實唐朝時就有一大批逐臣遷客被下放到廣西，鼎鼎大名的當然是柳宗元，還有宋之問、張九齡，以及書法家褚遂良。這些唐宋謫吏到了桂林，大概都被這裡的一片奇景懾住了，一時間倒也忘卻了宦海浮沉的兇險惡苦，都興高采烈地為文作詩歌頌起桂林山水的絕頂秀麗。貶謫到桂林，到底要比流放到遼東塞北幸運多了。白居易說「吳山點點愁」，桂林的山看了只會叫人驚喜，絕不會引發愁思。從桂林坐船到陽朔，那四個鐘頭的灕江舟行，就如同觀賞南宋大畫家夏珪的山水手卷一般，橫幅緩緩展開，人的精神面便跟着逐步提升，四個多鐘頭下來，人的心靈也就被兩岸的山光水色洗滌得乾乾淨淨。香港電視台的攝影師在船上擎着攝影機隨便晃兩下，照出來的風景，一幅幅「畫中有詩」。灕江風光，無論從哪個角度來拍，都是美的。

晚上我們下榻市中心的榕湖賓館，這個榕湖也是有來歷的，宋朝時候已經有了。北岸榕樹樓前有千年古榕一棵，樹圍數人合抱，至今華蓋亭亭，生機盎然，榕湖因此樹得名。黃庭堅謫宜州過桂林曾繫舟古榕樹下，後人便建榕溪閣紀念他。南宋詩人劉克莊曾撰《榕溪閣詩》述及此事：

榕聲竹影一溪風，遷客曾來系短篷。

我與竹君俱晚出，兩榕猶及識涪翁。

榕湖的文採風流還不止於此。光緒年間，做過幾日「台灣大總統」的唐景崧便隱居榕湖，他本來就是廣西桂林人，回到故鄉興辦學堂。康有為到桂林講學，唐景崧在榕湖看棋亭上，招待康有為觀賞桂劇名旦一枝花演出的《芙蓉誄》。康有為即席賦詩：「萬玉哀鳴聞寶瑟，一枝濃艷識花卿。」傳誦一時。想不到「百日維新」的正人君子也會作艷詩。

榕湖遍栽青菱荷花，夏季滿湖清香。小時候我在榕湖看過一種水禽，雞嘴鴨腳，叫水雞，荷花叢中，突然會衝出一群這種黑壓壓的水鳥來，翩翩飛去，比野鴨子靈巧得多。

榕湖賓館建於六〇年代，是當時桂林最高檔的賓館，現在前面又蓋了一座新樓。榕湖賓館是我指定要住的，住進去有回家的感覺，因為這座賓館就建在我們西湖莊故居的花園裡。抗戰時我們在桂林有兩處居所，一處在風洞山下，另一處就在榕湖，那時候也叫西湖莊。因為榕湖附近沒有天然防空洞，日機常來轟炸，我們住在風洞山的時候居多。但偶爾母親也會帶我們到西湖莊來，每次大家都歡天喜地的，因為西湖莊的花園大，種滿了果樹花樹，橘柑桃李，還有多株累累的金桔。我們小孩子一進花園便七手八腳到處去採摘果子。橘柑吃多了，手掌會發黃，大人都這麼說。一九四四年，湘桂大撤退，整座桂林城燒成了一片劫灰，我們西湖莊這個家，也同時毀於一炬。戰後我們在西湖莊舊址重建了一幢房子，這所房子現在還在，就在榕湖賓館的旁邊。

那天晚上，睡在榕湖賓館裡，半醒半睡之間，朦朦朧朧我好像又看到了西湖莊花園裡，那一叢叢綠油油的橘子樹，一隻只金球垂掛在樹枝上，迎風招搖，還有那幾棵老玉蘭，吐出成千上百夜來香的花朵，遍地的梔子花，遍地的映山紅，滿園馥郁濃香引來成群結隊的蜜蜂蝴蝶翩躚起舞——那是另一個世紀、另一個世界裡的一番承平景象，那是一幅永遠印在我兒時記憶中的歡樂童畫。

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世界日報》

上海童年

我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戰勝利後第二年初次到達上海的，那時候我才九歲，在上海住了兩年半，直到四八年的深秋離開。可是那一段童年，對我一生，卻意義非凡。記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鏡」面前，看到鏡里反映出扭曲變形後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的奇形怪狀，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概就像「哈哈鏡」折射出來的印象，誇大了許多倍。上海本來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戰後的上海是個花花世界，像只巨大無比的萬花筒，隨便轉一下，花樣百出。

國際飯店當時號稱遠東第一高樓，其實也不過二十四層，可是那時真的覺得飯店頂樓快要摩到天了，仰頭一望，帽子都會掉落塵埃。我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的高樓大廈聚集在一個城裡，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對峙，高樓大廈密集的地方會提升人的情緒，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時代的一段興奮經驗。永安公司里一層又一層的百貨商場，琳琅滿目，彩色繽紛，好像都在閃閃發亮。那是個魔術般變化多端層出不窮的童話世界，就好像永安公司的「七重天」，連天都有七重。我踏着自動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樣的電動扶梯，那時全國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載着我童年的夢幻伸向大新遊樂場的「天台十六景」。

當年上海的電影院也是全國第一流的，「大光明」的紅絨地毯有兩寸厚，一直蜿蜒鋪到樓上，走在上面軟綿綿，一點聲音都沒有。當時上海的首輪戲院「美琪」、「國泰」、「卡爾登」專門放映好萊塢的西片，《亂世佳人》在「大光明」上演，靜安寺路擠得車子都走不通，上海人的洋派頭大概都是從好萊塢的電影裡學來的。「卡爾登」有個英文名字叫Carlton，是間裝飾典雅小巧玲瓏的戲院，我在那裡只看過一次電影，是「玉腿美人」蓓蒂葛蘭寶主演的《甜姐兒》。「卡爾登」就是現在南京西路上的長江劇院，沒想到幾十年後，一九八八，我自己寫的舞台劇《遊園驚夢》也在長江劇院上演了，一連演十八場，由上海「青話」胡偉民導演執導。

那時上海灘頭到處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圓花好》，戶戶《鳳凰于飛》，小時候聽的歌，有些歌詞永遠也不會忘記：上海沒有花，大家到龍華，龍華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大概是受了周璇這首《龍華的桃花》的影響，一直以為龍華盛產桃花，一九八七年重返上海，游龍華時，特別注意一下，也沒有看見什麼桃花，周璇時代的桃花早就無影無蹤了。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個不夜城。

華燈起，車聲響，歌舞昇平。

這首周璇最有名的《夜上海》，大概也相當真實的反映了戰後上海的情調吧。當時霞飛路上的霓虹燈的確通宵不滅，上海城開不夜。

其實頭一年我住在上海西郊，關在虹橋路上一幢德國式的小洋房裡養病，很少到上海市區，第二年搬到法租界畢勛路，開始復學，在徐家匯的南洋模範小學念書，才真正看到上海，但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機，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來，存檔在記憶里。雖然短短的一段時間，腦海里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個即將結束的舊時代，最後的一抹繁華，匆匆拍攝下來。後來到了台灣上大學後，開始寫我的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寫的就是上海故事。後來到了美國，開始寫我的小說集《台北人》，頭一篇《永遠的尹雪艷》，寫的又是上海的人與事，而且還把「國際飯店」寫了進去。我另外一系列題名為「紐約客」的小說，開頭的一篇《謫仙記》，也是寫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國留學的點點滴滴，這篇小說由導演謝晉改拍成電影《最後的貴族》，開始有個鏡頭拍的便是上海的外灘。這些恐怕並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漸醞釀發酵，那些存在記憶檔案里的舊照片拼拼湊湊，開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歡離合的人生百相來，而照片的背景總還是當年的上海。

一九九九年二月上海《收穫》雜誌

石頭城下的冥思

山圍故國周遭在，

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東邊舊時月，

夜深還過女牆來。

——石頭城　劉禹錫

南京石頭城遺址位於清涼山麓，下臨長江，依山築城，形勢險要，有「石城虎踞」之稱。公元二二九年東吳孫權建都建業，築石頭城，奠下了現代南京城的根基，距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城牆下有一礫岩，色赭紅，常年因江水沖刷，風化剝落，凹凸不平，形成了一張巨大的面具，南京人把這座城又稱為「鬼臉城」。這張巨型鬼臉，就那麼冷冷的懸在峭壁上，潮漲潮落，宋、齊、梁、陳，足足閱盡了十一朝興亡——如果把「太平天國」和「汪政權」也算上的話。

辛亥革命成功，孫中山先生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定都南京，可是只有九十五天，國都就被北洋軍閥遷到北京去了。要等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民國十六年打回南京，才又還都。然而十年後，南京卻慘遭日本人屠城，三十萬軍民肝腦塗地，於是南京又被敵偽統治了八年。抗戰勝利，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再次還都，那真是一個舉國歡騰的好日子，那時誰也沒有料到，不足三年，中共兵已渡江。國民政府在南京的時間不長，斷斷續續，前後不過十四年，但也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痕，紫金山上迤邐而下的中山陵，早已深深的刻在這個千年古都的輿圖上，成為現代南京最偉岸的歷史標誌。還有，我看就是那些法國梧桐了。南京綠化，為人稱道。其實通往中山陵那條道路上，兩側的梧桐在民國時代早已栽下，而今樹已合抱，枝葉蔽天，搭成了一條數里相接的綠蔭長廊。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憂愁風雨，樹猶如此。」

作為帝王之宅的文化古都而言，南京矜貴，北京霸氣；南京含蓄，北京炫耀。而作為現代都市，南京也算是保存得比較完善的，人文與自然互不侵犯。上海變成了一個大破落戶，北京卻現代化得面目全非了。

我是民國三十七年冬天離開南京的，在中山碼頭上的船，滾滾長江，一別就是三十九年。一九八七年再回大陸，上海蘇杭，訪舊有之，更多的是賞心樂事。可是重返故都，心情不同，火車才一進站，眼底江山，已經感到滿目淒涼起來。

找到了南京舊居，大悲巷雍園一號的房子依然無恙，連附近的巷陌、比鄰的梅園新村也沒多大的變動。雍園一號的新主人是一位「人大」委員，恐怕已近八十高齡了，老先生十分客氣，請我進去用茶，還談了一些民國時代的往事。陪同的人告訴我，那一帶現在住的都是高幹，梅園新村周恩來的舊居卻改成了一個對外開放的紀念館。

特地去參觀了江東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西部江東門是當年大屠殺的殺戮場之一。紀念館是一九八五年興建的，設計別出心裁，像一座巨大的石砌墳場，色調灰白，十分悲肅。陳列室的櫥窗里枯骨滿布，都是江東門「萬人坑」挖掘出來受難者的遺骸。成千上百的骷髏頭上還有彈痕累累，景象極其恐怖，每一個骷髏似乎都在無聲吶喊，等待申冤。如此鐵證，日本政府竟仍然企圖竄改歷史。難道日本人至今還不明了，除非他們誠心懺悔，他們的民族靈魂，將永無得到洗滌救贖的一日。

經過舊日的國府路，國民政府時期的公家機關外交部、經濟部都給冠上了「人民」的頭銜，連往日的總統府也駐進了人民政協，國民大會堂就當然換成了人民大會堂了，上面圓頂也早已插上了頗為怵目的五星紅旗。我進到大會堂里，拍下了一些照片。就在這個圓頂建築物里，民國三十七年四月間，在遍地烽火中，第一屆國大代表選出了中華民國的總統與副總統來。當年的選舉是如此的紛爭擾攘，而終於導致了中樞無可彌補的分裂。而今大會堂中一片靜悄，三千個座位都空在那裡，一瞬間，歷史竟走了天旋地轉的三十九年。

抗戰勝利，還都南京的那一年，我隨了父親登紫金山謁中山陵，春回大地，江山如畫。爬上那三百多級石階，是一種頂禮膜拜的朝聖經驗，即便是那樣幼小的年紀，也還體驗得到還都謁陵的莊嚴意義。三十九年後重登中山陵，又值暮春，那天細雨霏霏，天色陰霾，因為右足痛風，一顛一拐，真是舉步維艱。蹭蹬到國父陵前，猛抬頭，看到國父手書「天下為公」四個大字，一陣悲痛，再也按捺不住，流下了幾十年海外飄零的遊子淚。想想國父當年締造民國的崇高理想，想想我們數十年坎坷顛躓的命運，面對着眼前龍蟠虎踞一水中分的大好河山，怎不教人愴然而涕下。

然而閱盡興亡的石頭城仍舊矗立在那裡，人世間數十年的風波轉折，在這座千年古城的歷史長河中，恐怕也不過是一個隨生隨滅的泡沫罷了。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四日《聯合報》

豈容青史盡成灰

一九八二年日本文部省修改日文教科書，企圖掩飾洗刷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侵略亞洲各國的罪行。此舉引起亞洲各國政府強烈抗議，尤其是全世界的中國人更感憤慨，因為中日戰爭，中國人民傷亡最慘重，死亡於戰亂者達一千五百萬，國家元氣消耗殆盡，戰後劫難旋踵而至。日本政府估計錯誤，以為三十多年，日軍暴行造成的創傷在亞洲人民記憶中已經消褪。近年來許多跡象顯示，日本人對「大東亞共榮」的美夢並未忘情：國內放映「大日本帝國」影片，尤有甚者，竟修建「滿洲國紀念碑」；日本名導演大島渚最近的一部影片《聖誕快樂，勞倫斯先生》（國內譯為《俘虜》）中，主角日本軍官自稱曾到滿洲「平亂」——意指盧溝橋事變，日本軍國主義的心態畢露無遺，難怪亞洲人民對日本政府修改教科書的意圖無限疑慮了。日本右派分子從未停止鼓吹日本重整軍備，並且公開尊奉紀念「戰死的英雄」，把頭號戰犯東條英機牌位送進「靖國神社」。相形之下，德國人對納粹暴行所持態度，迥然不同。前西德總理施密特，曾在猶太人被害者墓前下跪，代表全體德意志民族向猶太人懺悔致歉。也許我們可以結論畢竟條頓民族比大和民族有良心良知，勇於認錯——日本人竄改歷史到底是一種怯懦的行為。但事實上德國人即使想竄史也不可能，因為這幾十年來猶太人一直鍥而不捨，把納粹罪行的證據，點點滴滴，全部搜集存檔，有關這場浩劫的書籍、電影、戲劇，林林總總，可謂汗牛充棟，鐵證如山，而且不斷向全世界公布。猶太人不容許他們的後代子孫忘卻這場滅種的悲劇，更不容許德國人翻案竄史。直到今天他們還在追緝納粹戰犯，每年集中營倖存者都會約同從全世界回到以色列追思被納粹殘害的親友。作為日本軍國主義最大的受害者，我們的努力比起猶太人真是相差太遠。雖然國內已經出版不少有關抗戰的史料，但尚未能影響國際，尤其未能影響日本人民，使他們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軍國政府所造成的滔天大禍。事實上戰後「遠東軍事法庭」有關日軍暴行之證據文件共有七百冊，現存日本法務省。當然日本政府不會把這些文件公開，讓日本人民知道他們政府的野蠻行為。倒是一九七二年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了該社記者本多勝一所著《中國之行》一書，在日本曾引起相當大的震撼。本多勝一於一九七一年到中國大陸訪問了中日戰爭期間日軍在東北及南京、上海幾次大屠殺的倖存者，並揭發了日軍在東北慘無人道的暴行。瀋陽「滿洲醫科大學」的日本醫生把中國人用作細菌試驗，注射斑疹傷寒菌到人體內，人還活着便予以解剖，研究體內情況。本多在書中列出當時的實驗報告並附詳細表格。讀到日本醫生所寫的這些完全客觀、絲毫不帶人類感情的科學報告，不禁令人毛骨悚然。本多並參觀了三個東北「萬人坑」，這些「萬人坑」為埋葬中國礦工所設，不少礦工因生病體弱無法勞動，便被活活扔入坑中任其瘐斃，迄今照片上仍可看到坑中累累白骨。至於「南京大屠殺」那些慘聞，就更加驚心動魄了。幾周內，三十餘萬南京市軍民慘遭屠殺。這本書一出，日本知識界頗為震驚，但也有些反應聲稱：「當時並不知情。」果真如此，日本政府的愚民政策十分成功，難怪文部省要大膽竄史了。希特勒殘殺猶太人，然而今日六百萬猶太冤魂聲討正義的呼聲在世界上何等響亮，而一千五百萬中國亡魂又是何等的沉默。我們當然不能靠外國人來替我們申冤，外國人的報導倒是曲解事實的居多。美國學界一直流傳着一個荒謬的說法：國民黨沒有抗日。前《時代》雜誌名記者懷特（Theodore

White）報導抗戰，把國軍說得一文不值。他那本《來自中國的雷聲》對國民政府的國家形象損害頗大。他報導當時的狀況：士兵營養不良，徵兵制度不合理，少數官員腐敗顢頇。在抗戰後期容或有其真實性，但抗戰前期中國軍民英勇抗敵的事跡呢？民國二十七年「台兒莊之役」國軍以少擊眾，一舉殲滅敵軍勁旅磯谷、坂垣師團二萬精兵，成為抗戰第一大捷。二十八年「崑崙關之役」消滅中村正雄旅團，使敵軍五年不敢再犯桂南。第一、二、三次「長沙會戰」亦是同樣激烈，戰果輝煌。這些著名戰役都應寫成專書，推往國際。事實上在西方，許多有關二次大戰的書籍也是近幾年才剛問世。美國公共電視台最近推出一系列二次大戰紀錄片，頗有教育價值。如果我們即將成立的公共電視台也能仿造美國，將中國戰史製成紀錄片，相信對台灣的觀眾，尤其是青年觀眾教育意義重大。記得我在台灣中學念中國歷史，教科書上中日史一筆帶過，這場民族災禍交代得何等草率，紀錄片正可補教科書的不足。

文學和歷史都反映時代，如果說歷史是理性客觀的記錄，那麼文學便是感性主觀的投射，二者相輔相成。抗戰文學正反映了苦難的中國，苦難中中華民族拼死抵禦外族入侵的悲憤與辛酸。抗戰文學史料的整理，實在是當今一件刻不容緩的大事。近來國際上對這段期間的文學也漸重視，一九八〇年巴黎首次舉行「抗戰文學」會議，去年香港中文大學又舉行第二次，可惜兩次台灣都沒有派代表去參加，中國大陸倒派出不少作家學者，形成一邊倒的局勢……

《現代文學》同仁有鑑於抗戰文學對中國近代歷史研究的重要性，於二十一期1推出「抗戰文學專號」。這個專輯只是一個初步的嘗試。因為抗戰文學篇幅浩繁，史料不易搜集。而且格於客觀形勢的禁忌，抗日期間有些思想左傾的文人作品無法納入。因此這個專輯的方針乃採取從有限的角度，來反映抗戰中國的一斑。已經廣為流傳的作品，我們沒有採用。專輯中的文章多為一些真情畢露的精品，有些是成名的前輩作家，如胡秋原、王藍、陳紀瀅、謝冰瑩、卜少夫、劉以鬯、何容、鐘鼎文等如今尚在台灣、香港。看了他們的文章，我們了解到這些前輩作家抗日期間的愛國情操。王藍先生的《第一封家信》、謝冰瑩女士的《台兒莊》、陳紀瀅先生給女兒的信、胡秋原先生對青年軍的報導，都曾使我深深感動。我們特別感謝夏志清教授賜給我們的長文，這是一篇重要論文，給予端木蕻良以及他的天才之作《科爾沁旗草原》應有的文學評價。這個專輯由鄭樹森教授主編，他為此花費了驚人的時間與精力。專輯一共四百一十一頁，遠景出版社不惜工本促成其事。希望這個專輯能夠拋磚引玉，引起更多同好研究抗戰文學的興趣，更希望戰後一代的青年讀者，能夠從專輯的文學作品中，去體認我們國家苦難的歷史。

中日戰爭，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大悲劇。兩個文化、文字如此相近的民族竟至互相殘殺。雖然這場戰爭的歷史背景異常複雜，但是這場劫難的教訓我們不能不銘記於心：「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設若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中國人能夠團結一致，復國建國，日本人何敢輕舉妄動。不幸中原大戰，兄弟鬩牆，遂予日本軍閥可乘之機，狂言三月征服中國。歷史的演變真是莫大的諷刺。戰敗的日本在烽火廢墟上建立起一等的經濟大國，而我們卻「贏得了戰爭，失去了和平」……猶記一九六六年返國，首次停留日本，看見東京高樓大廈高聳入雲，到處車水馬龍，一片繁榮，東京街上戰後的一代，個個衣履光鮮，神采奕奕，戰後的創痛在那些沒有記憶的日本青年身上似乎並未留下任何痕跡。我當時心情異常複雜，感觸良多，不禁深深覺到歷史的無情、不平。中日戰爭以及台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使得我們對待日本心理矛盾重重。日本的精緻文化及物質文明，使得我們羨慕嚮往，情不自禁；然而歷史的傷痕又時常隱隱作痛，使得我們疑懼滿腹。仇日媚日都非正途，理性的考察與了解仍屬首要。甲午戰爭，中國敗北，清廷尚且派遣成千上萬的留學生到日本去學習他們富國強兵之道。今年八月《天下》雜誌出了一個日本專訪特輯，從各種角度深入報導。恪於形勢，我們跟日本相生相剋的複雜關係，恐怕還會無限延長下去。然而在我們引進日本大汽車廠工業技術之際，我們必須心存警惕：日本軍國主義曾經帶給我們國家民族無窮災禍，那一段痛史，毋容竄改，毋容抹煞。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聯合報》

注

1．《現代文學》新刊第二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