樹猶如此 - 第2章
白先勇
我與王國祥十七歲結識，那時我們都在建國中學念高二，一開始我們之間便有一種異姓手足禍福同當的默契。高中畢業，本來我有保送台大的機會，因為要念水利，夢想日後到長江三峽去築水壩，而且又等不及要離開家，追尋自由，於是便申請保送台南成功大學，那時只有成大才有水利系。王國祥也有這個念頭，他是他們班上的高材生，考台大應該不成問題，他跟我商量好，便也投考成大電機系。我們在學校附近一個軍眷村里租房子住，過了一年自由自在的大學生活。後來因為興趣不合，我重考台大外文系，回到台北。國祥在成大多念了一年，也耐不住了，他發覺他真正的志向是研究理論科學，工程並非所好，於是他便報考台大的轉學試，轉物理系。當年轉學、轉系又轉院，難如登天，尤其是台大，王國祥居然考上了，而且只錄取了他一名。我們正在慶幸，兩人懵懵懂懂，一番折騰，幸好最後都考上與自己興趣相符的校系。可是這時王國祥卻偏偏遭罹不幸，患了這種極為罕有的血液病。
西醫治療一年多，王國祥的病情並無起色，而治療費用的昂貴已使得他的家庭日漸陷入困境，正當他的親人感到束手無策的時刻，國祥卻遇到了救星。他的親戚打聽到江南名醫奚復一大夫醫治好一位韓國僑生，同樣也患了「再生不良性貧血」，病況還要嚴重，西醫已放棄了，卻被奚大夫治癒。我從小看西醫，對中醫不免偏見。奚大夫開給國祥的藥方里，許多味草藥中，竟有一劑犀牛角，當時我不懂得犀牛角是中藥的涼血要素，不禁嘖嘖稱奇，而且小小一包犀牛角粉，價值不菲。但國祥服用奚大夫的藥後，竟然一天天好轉，半年後已不需輸血。很多年後，我跟王國祥在美國，有一次到加州聖地亞哥世界聞名的動物園去觀覽百獸，園中有一群犀牛族，大大小小七隻，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到這種神奇的野獸，我沒想到近距離觀看，犀牛的體積如此龐大，而且皮之堅厚，似同披甲戴鎧，鼻端一角聳然，如利斧朝天，神態很是威武。大概因為犀牛角曾治療過國祥的病，我對那一群看來兇猛異常的野獸，竟有一份說不出的好感，在欄前盤桓良久才離去。
我跟王國祥都太過樂觀了，以為「再生不良性貧血」早已成為過去的夢魘，國祥是屬於那百分之五的幸運少數。萬沒料到，這種頑強的疾病，竟會潛伏二十多年，如同酣睡已久的妖魔，突然甦醒，張牙舞爪反撲過來。而國祥畢竟已年過五十，身體抵抗力比起少年時，自然相差許多，舊病復發，這次形勢更加險峻。自此，我與王國祥便展開了長達三年，共同抵禦病魔的艱辛日子，那是一場生與死的搏鬥。
鑑於第一次王國祥的病是中西醫合治醫好的，這一次我們當然也就依照舊法，國祥把二十多年前奚復一大夫的那張藥方找了出來，並托台北親友拿去給奚大夫鑑定，奚大夫更動了幾樣藥，並加重分量，黃芪、生熟地、黨參、當歸、首烏等都是一些補血調氣的草藥，方子中也保留了犀牛角。幸虧洛杉磯的蒙特利公園市的中藥行這些藥都買得到。有一家叫「德成行」的老字號，是香港人開的，貨色齊全，價錢公道。那幾年，我替國祥去抓藥，進進出出，「德成行」的老闆夥計也都熟了。因為犀牛屬於受保護的稀有動物，在美國犀牛角是禁賣的。開始「德成行」的夥計還不肯拿出來，我們懇求了半天，才從一隻上鎖的小鐵匣中取出一塊犀牛角，拿來磨些粉賣給我們。但經過二十多年，國祥的病況已大不同，而且人又不在台灣，沒能讓大夫把脈，藥方的改動，自然無從掌握。這一次，服中藥並無速效。但三年中，國祥並未停用過草藥，因為西醫也並沒有特效治療方法，還是跟從前一樣，使用各種激素。我們跟醫生曾討論過骨髓移植的可能，但醫生認為，五十歲以上的病人，骨髓移植風險太大，而且尋找血型完全相符的骨髓贈者，難如海底撈針。
那三年，王國祥全靠輸血維持生命，有時一個月得輸兩次。我們的心情也就跟着他血紅素的數字上下而陰晴不定。如果他的血紅素維持在九以上，我們就稍寬心，但是一旦降到六，就得準備，那個周末，又要進醫院去輸血了。國祥的保險屬於凱撒公司（Kaiser
Permanente），是美國最大的醫療系統之一。凱撒在洛杉磯城中心的總部是一連串延綿數條街的龐然大物，那間醫院如同一座迷宮，進去後，轉幾個彎，就不知身在何方了。我進出那間醫院不下四五十次，但常常闖進完全陌生的地帶，跑到放射科、耳鼻喉科去。因為醫院每棟建築的外表都一模一樣，一整排的玻璃門窗反映着冷冷的青光。那是一座卡夫卡式超現代建築物，進到裡面，好像誤入外星。
因為輸血可能有反應，所以大多數時間王國祥去醫院，都是由我開車接送。幸好每次輸血時間定在星期六，我可以在星期五課後開車下洛杉磯國祥住處，第二天清晨送他去。輸血早上八點鐘開始，五百cc輸完要到下午四五點鐘了，因此早上六點多就要離開家。洛杉磯大得可怕，隨便到哪裡，高速公路上開一個鐘頭車是很平常的事，尤其在早上上班時間，十號公路塞車是有名的。住在洛杉磯的人，生命大部分都耗在那八爪魚似的公路網上。由於早起，我陪着王國祥輸血時，耐不住要打個盹，但無論睡去多久，一張開眼，看見的總是架子上懸掛着的那一袋血漿，殷紅的液體，一滴一滴，順着塑膠管往下流，注入國祥臂彎的靜脈里去。那點點血漿，像時間漏斗的水滴，無窮無盡，永遠滴不完似的。但是王國祥躺在床上，卻能安安靜靜的接受那八個小時生命漿液的挹注。他兩隻手臂彎上的靜脈都因針頭插入過分頻繁而經常淤青紅腫，但他從來也沒有過半句怨言。王國祥承受痛苦的耐力驚人，當他喊痛的時候，那必然已經不是一般人所能負荷的痛苦了。我很少看到像王國祥那般能隱忍的病人，他這種斯多葛（Stoic）式的精神是由於他超強的自尊心，不願別人看到他病中的狼狽。而且他跟我都了解到這是一場艱巨無比的奮鬥，需要我們兩個人所有的信心、理性，以及意志力來支撐。我們絕對不能向病魔示弱，露出膽怯，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似乎一直在互相告誡：要挺住，鬆懈不得。
事實上，只要王國祥的身體狀況許可，我們也儘量設法苦中作樂，每次國祥輸完血後，精神體力馬上便恢復了許多，臉上又浮現了紅光，雖然明知道只是人為的暫時安康，我們也要趁這一刻享受一下正常生活。開車回家經過蒙特利公園時，我們便會到平日喜愛的飯館去大吃一餐，大概在醫院裡磨了一天，要補償起來，胃口特別好。我們常去「北海漁邨」，因為這家廣東館港味十足，一道「避風塘炒蟹」非常道地。吃了飯便去租錄影帶回去看，我一生中從來沒看過那麼多大陸港台的「連續劇」，幾十集的《紅樓夢》、《滿清十三皇》、《嚴鳳英》，隨着那些東扯西拉的故事，一個晚上很容易打發過去。當然，王國祥也很關心世界大勢，那一陣子，東歐共產國家以及「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土崩瓦解，我們天天看電視，看到德國人爬到東柏林牆上喝香檳慶祝，王國祥跟我都拍手喝起彩來，那一刻，「再生不良性貧血」，真的給忘得精光。
王國祥直到八八年才在艾爾蒙特（El
Monte）買了一幢小樓房，屋後有一片小小的院子，搬進去不到一年，花園還來不及打點好，他就生病了。生病前，他在超市找到一對醬色皮蛋缸，上面有薑黃色二龍搶珠的浮雕，這對大皮蛋缸十分古拙有趣，國祥買回來，用電鑽鑽了洞，準備作花缸用。有一個星期天，他的精神特別好，我便開車載了他去花圃看花。我們發覺原來加州也有桂花，登時如獲至寶，買了兩棵回去移植到那對皮蛋缸中。從此，那兩棵桂花，便成了國祥病中的良伴，一直到他病重時，也沒有忘記常到後院去澆花。
王國祥重病在身，在我面前雖然不肯露聲色，他獨處時內心的沉重與懼恐，我深能體會，因為當我一個人靜下來時，我自己的心情便開始下沉了。我曾私下探問過他的主治醫生，醫生告訴我，國祥所患的「再生不良性貧血」，經過二十多年，雖然一度緩解，已經達到末期。他用「End
Stage」這個聽來十分刺耳的字眼，他沒有再說下去，我不想聽也不願意他再往下說。然而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問題卻像潮水般經常在我腦海里翻來滾去：這次王國祥的病，萬一恢復不了，怎麼辦？事實上國祥的病情，常有險狀，以至於一夕數驚。有一晚，我從洛杉磯友人處赴宴回來，竟發覺國祥臥在沙發上已是半昏迷狀態，我趕緊送他上醫院，那晚我在高速公路上起碼開到每小時八十英里以上，我開車的技術並不高明，不辨方向，但人能急中生智，平常四十多分鐘的路程，一半時間便趕到了。醫生測量出來，國祥的血糖高到八百單位（mg/dI），大概再晚一刻，他的腦細胞便要受損了。原來他長期服用激素，引發血糖升高。醫院的急診室本來就是一個生死場，凱撒的急診室比普通醫院要大幾倍，裡面的生死掙扎當然就更加劇烈，只看到醫生護士忙成一團，而病人圍困在那一間間用白幔圈成的小隔間裡，卻好像完全被遺忘掉了似的，好不容易盼到醫生來診視，可是探一下頭，人又不見了。我陪着王國祥進出那間急診室多次，每次一等就等到天亮才有正式病房。
自從王國祥生病後，我便開始到處打聽有關「再生不良性貧血」治療的訊息。我在台灣看病的醫生是長庚醫學院的吳德朗院長，吳院長介紹我認識長庚醫院血液科的主治醫生施麗雲女士。我跟施醫生通信討教並把王國祥的病歷寄給她，與她約好，我去台灣時，登門造訪。同時我又遍查中國大陸中醫治療這種病症的書籍雜誌。我在一本醫療雜誌上看到上海曙光中醫院血液科主任吳正翔大夫治療過這種病，大陸上稱為「再生障礙性貧血」，簡稱「再障」。同時我又在大陸報上讀到河北省石家莊有一位中醫師治療「再障」有特效方法，並且開了一家專門醫治「再障」的診所。我發覺原來大陸上這種病例並不罕見，大陸中西醫結合治療行之有年，有的病例療效還很好。於是我便決定親自往大陸走一趟，也許能夠尋訪到醫治國祥的醫生及藥方。我把想法告訴國祥，他說道：「那隻好辛苦你了。」王國祥不善言辭，但他講話全部發自內心。他一生最怕麻煩別人，生病求人，實在萬不得已。
一九九〇年九月，去大陸之前，我先到台灣，去林口長庚醫院拜訪了施麗雲醫師。施醫生告訴我她也正在治療幾個患「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病人，治療方法與美國醫生大同小異。施醫生看了王國祥的病歷沒有多說什麼，我想她那時可能不忍告訴我，國祥的病，恐難治癒。
我攜帶了一大盒重重一疊王國祥的病歷飛往上海，由我在上海的朋友復旦大學陸士清教授陪同，到曙光醫院找到吳正翔大夫。曙光是上海最有名的中醫院，規模相當大。吳大夫不厭其詳以中醫觀點向我解說了「再障」的種種病因及治療方法。曙光醫院治療「再障」也是中西合診，一面輸血，一面服用中藥，長期調養，主要還是補血調氣。吳大夫與我討論了幾次王國祥的病況，最後開給我一個處方，要我與他經常保持電話聯絡。我聽聞浙江中醫院也有名醫，於是又去了一趟杭州，去拜訪一位輩分甚高的老中醫，老醫生的理論更玄了，藥方也比較偏。有親友生重病，才能體會得到「病急亂投醫」這句話的真諦。當時如果有人告訴我喜馬拉雅山頂上有神醫，我也會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時，搶救王國祥的生命，對於我重於一切。
我飛到北京後的第二天，便由社科院袁良駿教授陪同，坐火車往石家莊去，當晚住歇在河北省政協招待所。那晚在招待所遇見了一位從美國去的工程師，原本也是台灣留美學生，而且是成大畢業，他知道我為了朋友到大陸訪醫特來看我。我正納悶，這樣偏遠地區怎會有美國來客，工程師一見面便告訴了我他的故事：原來他太太年前車禍受傷，一直昏迷不醒，變成了植物人。工程師四處求醫罔效，後來打聽到石家莊有位極負盛名的氣功師，開診所用氣功治療病人。他於是辭去了高薪職位，變賣房財，將太太運到石家莊接受氣功治療。他告訴我每天有四五位氣功師輪流替他太太灌氣，他講到他太太的手指已經能動，有了知覺，他臉上充滿希望。我深為他感動，是多大的愛心與信念，使他破釜沉舟，千里迢迢把太太護運到偏僻的中國北方來就醫。這些年來我早已把工程師的名字給忘了，但我卻常常記起他及他的太太，不知她最後恢復知覺沒有。幾年後我自己經歷了中國氣功的神奇，讓氣功師治療好暈眩症，而且變成了氣功的忠實信徒。當初工程師一番好意，告訴我氣功治病的奧妙，我確曾動過心，想讓王國祥到大陸接受氣功治療。但國祥經常需要輸血，又容易感染疾病，實在不宜長途旅行。但這件事我始終耿耿於懷，如果當初國祥嘗試氣功，不知有沒有復元的可能。
次晨，我去參觀那家專門治療「再障」的診所，會見了主治大夫。其實那是一間極其簡陋的小醫院，有十幾個住院病人，看樣子都病得不輕。大夫很年輕，講話頗自信，臨走時，我向他買了兩大袋草藥，為了便於攜帶，都磨成細粉。我提着兩大袋辛辣嗆鼻的藥粉，迴轉北京。那已是九月下旬，天氣剛入秋，是北京氣候最佳時節。那是我頭一次到北京，自不免到故宮、明陵去走走，但因心情不對，毫無遊興。我的旅館就在王府井附近，離天安門不遠。晚上，我信步走到天安門廣場去看看，那片全世界最大的廣場，竟然一片空曠，除了守衛的解放軍，行人寥寥無幾……那天晚上，我的心境就像北京涼風習習的秋夜一般蕭瑟。在大陸四處求醫下來，我的結論是，大陸也沒有醫治「再生不良性貧血」的特效藥。王國祥對我這次大陸之行，當然也一定抱有許多期望，我怕又會令他失望了。
回到美國後，我與王國祥商量，最後還是決定服用曙光醫院吳正翔大夫開的那張藥方，因為藥性比較平和。石家莊醫生的兩大袋藥粉我也扛了回來，但沒有敢用。而國祥的病，卻是一天比一天沉重了。頭一年，他還支撐着去上班，但每天來回需開兩小時車程，終於體力不支，而把休斯的工作停掉。幸虧他買了殘障保險，沒有因病傾家蕩產。第二年，由於服用太多激素，觸發了糖尿病，又因長期缺血，影響到心臟，發生心律不整，逐漸行動也困難起來。
一九九二年一月，王國祥五十五歲生日，我看他那天精神還不錯，便提議到「北海漁邨」，去替他慶生。我們一路上還商談着要點些什麼菜，談到吃我們的興致又來了。「北海漁邨」的停車場上到飯館有一道二十多級的石階，國祥扶着欄杆爬上去，爬到一半，便喘息起來，大概心臟負荷不了，很難受的樣子。我趕忙過去扶着他，要他坐在石階上休息一會兒，他歇了口氣，站起來還想勉強往上爬。我知道，他不願掃興，我勸阻道：「我們不要在這裡吃飯了，回家去做壽麵吃。」我沒有料到，王國祥的病體已經虛弱到舉步維艱了。回到家中，我們煮了兩碗陽春麵，度過王國祥最後的一個生日。星期天傍晚，我要回返聖芭芭拉，國祥送我到門口上車，我在車中反光鏡里，瞥見他孤立在大門前的身影，他的頭髮本來就有少年白，兩年多來，百病相纏，竟變得滿頭蕭蕭，在暮色中，分外怵目。開上高速公路後，突然一陣無法抵擋的傷痛襲擊過來，我將車子拉到公路一旁，伏在方向盤上，不禁失聲大慟。我哀痛王國祥如此勇敢堅忍，如此努力抵抗病魔咄咄相逼，最後仍然被折磨得形銷骨立。而我自己亦盡了所有力量，去回護他的病體，卻眼看着他的生命一點一滴耗盡，終至一籌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勝天，常常逆數而行，然而人力畢竟不敵天命，人生大限，無人能破。
夏天暑假，我搬到艾爾蒙特王國祥家去住，因為隨時會發生危險。八月十三日黃昏，我從超市買東西回來，發覺國祥呼吸困難，我趕忙打九一一叫了救護車來，用氧氣筒急救，隨即將他扛上救護車揚長鳴笛往醫院駛去。在醫院住了兩天，星期五，國祥的精神似乎又好轉了。他進出醫院多次，我對這種情況已習以為常，以為大概第二天，他就可以出院了。我在醫院裡陪了他一個下午，聊了些閒話，晚上八點鐘，他對我說道：「你先回去吃飯吧。」我把一份《世界日報》留給他看，說道：「明天早上我來接你。」那是我們最後一次交談。星期六一早，醫院打電話來通知，王國祥昏迷不醒，送進了加護病房。我趕到醫院，看見國祥身上已插滿了管子。他的主治醫生告訴我，不打算用電擊刺激國祥的心臟了，我點頭同意，使用電擊，病人太受罪。國祥昏迷了兩天，八月十七日星期一，我有預感恐怕他熬不過那一天。中午我到醫院餐廳匆匆用了便餐，趕緊回到加護病房守着。顯示器上，國祥的心臟愈跳愈弱，五點鐘，值班醫生進來準備，我一直看着顯示器上國祥心臟的波動，五點二十分，他的心臟終於停止。我執着國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霎時間，天人兩分，死生契闊，在人間，我向王國祥告了永別。
一九五四年，四十四年前的一個夏天，我與王國祥同時匆匆趕到建中去上暑假補習班，預備考大學。我們同級不同班，互相併不認識，那天恰巧兩人都遲到，一同搶着上樓梯，跌跌撞撞，碰在一起，就那樣，我們開始結識，來往相交，三十八年。王國祥天性善良，待人厚道，孝順父母，忠於朋友。他完全不懂虛偽，直言直語，我曾笑他說謊舌頭也會打結。但他講究學問，卻據理力爭，有時不免得罪人，事業上受到阻礙。王國祥有科學天才，物理方面應該有所成就，可惜他大二生過那場大病，腦力受了影響。他在休斯研究人造衛星，很有心得，本來可以更上一層樓，可是天不假年，五十五歲，走得太早。我與王國祥相知數十載，彼此守望相助，患難與共，人生道上的風風雨雨，由於兩人同心協力，總能抵禦過去，可是最後與病魔死神一搏，我們全力以赴，卻一敗塗地。
我替王國祥料理完後事迴轉聖芭芭拉，夏天已過。那年聖芭芭拉大旱，市府限制用水，不准澆灌花草。幾個月沒有回家，屋前草坪早已枯死，一片焦黃。由於經常跑洛杉磯，園中缺乏照料，全體花木黯然失色，一棵棵茶花病懨懨，只剩得奄奄一息，我的家，成了廢園一座。我把國祥的骨灰護送返台，安置在善導寺後，回到美國便着手重建家園。草木跟人一樣，受了傷須得長期調養。我花了一兩年工夫，費盡心血，才把那些茶花一一救活。退休後時間多了，我又開始到處蒐集名茶，愈種愈多，而今園中，茶花成林。我把王國祥家那兩缸桂花也搬了回來，因為長大成形，皮蛋缸已不堪負荷，我便把那兩株桂花移植到園中一角，讓它們入土為安。冬去春來，我園中六七十棵茶花競相開花，嬌紅嫩白，熱鬧非凡。我與王國祥從前種的那些老茶，二十多年後，已經高攀屋檐，每株盛開起來，都有上百朵。春日負暄，我坐在園中靠椅上，品茗閱報，有百花相伴，暫且貪享人間瞬息繁華。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總看見園中西隅，剩下的那兩棵意大利柏樹中間，露出一塊楞楞的空白來，缺口當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雲，那是一道女媧鍊石也無法彌補的天裂。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聯合報》
第六隻手指
紀念三姊先明以及我們的童年
明姊終於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去世了，她患的是惡性肝炎，醫生說這種病例肝炎患者只占百分之二、三，極難救治。明姊在長庚醫院住了一個多月，連她四十九歲的生日也在醫院裡度過的。四十九歲在醫學昌明的今日不算高壽，然而明姊一生寂寞，有幾年還很痛苦，四十九歲，對她來說，恐怕已經算是長的了。明姊逝世後，這幾個月，我常常想到她這一生的不幸，想到她也就連帶憶起我們在一起時短短的童年。
有人說童年的事難忘記，其實也不見得，我的童年一半在跟病魔死神搏鬥，病中歲月，並不值得懷念，倒是在我得病以前，七歲的時候，在家鄉桂林最後的那一年，有些瑣事，卻記得分外清楚。那是抗戰末期，湘桂大撤退的前夕，廣西的戰事已經吃緊，母親把兄姊們陸續送到了重慶，只留下明姊跟我，還有六弟、七弟。兩個弟弟年紀太小，明姊只比我大三歲，所以我們非常親近。雖然大人天天在預備逃難，我們不懂，我們在一起玩得很開心。那時候我們住在風洞山的腳下，東鎮路底那棟房子裡，那是新家，搬去沒有多久。我們老家在鐵佛寺，一棟陰森古舊的老屋，長滿了青苔的院子裡，猛然會爬出半尺長的一條金邊蜈蚣來，牆上壁虎虎視眈眈，堂屋裡蝙蝠亂飛。後來聽說那棟古屋還不很乾淨，大伯媽搬進去住，晚上看到窗前赫然立着一個穿白色對襟褂子的男人。就在屋子對面池塘邊的一棵大樹下，日本人空襲，一枚炸彈，把個泥水匠炸得粉身碎骨，一條腿飛到了樹上去。我們住在那棟不太吉祥的古屋裡，唯一的理由是為了躲警報，防空洞就在鄰近，日機經常來襲，一夕數驚。後來搬到風洞山下，也是同一考慮，山腳有一個天然岩洞，警笛一鳴，全家人便倉皇入洞。我倒並不感到害怕，一看見黑洞山頂掛上兩個紅球——空襲訊號——就興奮起來：因為又不必上學了。
新家的花園就在山腳下，種滿了芍藥、牡丹、菊花，不知道為什麼，還種了一大片十分笨拙的雞冠花。花園裡養了雞，一聽到母雞唱蛋歌，明姊便拉着我飛奔到雞棚內，從雞窩裡掏出一枚餘溫猶存的雞蛋來，磕一個小孔，遞給我說道：「老五，快吃。」幾下我便把一隻雞蛋吮乾淨了。現在想想，那樣的生雞蛋，蛋白蛋黃，又腥又滑，不知怎麼咽下去的，但我卻吮得津津有味，明姊看見我吃得那麼起勁，也很樂，臉上充滿了喜悅。幾十年後，在台灣，有一天我深夜回家，看見明姊一個人孤獨的在廚房裡摸索，煮東西吃，我過去一看，原來她在煮糖水雞蛋，她盛了兩隻到碗裡，卻遞給我道：「老五，這碗給你吃。」我並不餓，而且也不喜歡吃雞蛋了，可是我還是接過她的糖水蛋來，因為實在不忍違拂她的一片好意。明姊喜歡與人分享她的快樂，無論對什麼人，終生如此，哪怕她的快樂並不多，只有微不足道的那麼一點。
我們同上一間學校中山小學，離家相當遠，兩人坐人力車來回。有一次放學歸來，車子下坡，車夫腳下一滑，人力車翻了蓋，我跟明姊都飛了出去，滾得像兩隻陀螺，等我們驚魂甫定，張目一看，周圍書冊簿子鉛筆墨硯老早灑滿一地，兩人對坐在街上，面面相覷，大概嚇傻了，一下子不知該哭還是該笑。突然間，明姊卻咯咯的笑了起來，這一笑一發不可收拾，又拍掌又搓腿，我看明姊笑得那樣樂不可支，也禁不住跟着笑了，而且笑得還真開心，頭上磕起一個腫瘤也忘了痛。我永遠不會忘記明姊坐在地上，甩動着一頭短髮，笑呵呵的樣子。父親把明姊叫蘋果妹，因為她長得圓頭圓臉，一派天真。事實上明姊一直沒有長大過，也拒絕長大，成人的世界，她不要進去。她的一生，其實只是她童真的無限延長，她一直是坐在地上拍手笑的那個小女孩。
沒有多久，我們便逃難了。風洞山下我們那棟房子以及那片種滿了雞冠花的花園，轉瞬間變成了一堆劫灰，整座桂林城燒成焦土一片。離開桂林，到了那愁雲慘霧的重慶，我便跟明姊他們隔離了，因為我患了可惡的肺病，家裡人看見我，便嚇得躲得遠遠的。那個時候，沒有特效藥，肺病染不起。然而我跟明姊童年時建立起的那一段友誼卻一直保持着，雖然我們不在一起，她的消息，我卻很關心。那時明姊跟其他兄姊搬到重慶鄉下西溫泉去上學，也是為了躲空襲。有一次司機從西溫泉帶上來一隻幾十斤重周圍合抱的大南瓜給父母親，家裡的人都笑着說：是三姑娘種的！原來明姊在西溫泉鄉下種南瓜，她到馬棚里去拾新鮮馬糞，給她的南瓜澆肥，種出了一隻黃澄澄的巨無霸。我也感到得意，覺得明姊很了不起，耍魔術似的變出那樣大的一隻南瓜來。
抗戰勝利後，我們回到上海，我還是一個人被充軍到上海郊外去養病，我的唯一玩伴是兩條小獅子狗，一白一黑，白獅子狗是我的醫生林有泉送給我的，他是台灣人，家裡有一棵三尺高的紅珊瑚樹，林醫生很照顧我，是我病中忘年之友。黑獅子狗是路上撿來的，初來時一身的虱子，毛髮盡摧，像頭癩皮犬。我替它把虱子捉乾淨，把它養得胖嘟嘟，長出一身黑亮的捲毛來。在上海郊外囚禁三年，我並未曾有過真正的訪客，只有明姊去探望過我兩次，大概還是偷偷去的。我喜出望外，便把那隻黑獅子狗贈送了給她，明姊叫它米達，後來變成了她的心肝寶貝，常常跟她睡在一床。明姊憐愛小動物，所有的小生命，她一視同仁。有一次在台灣，我們還住在松江路的時候，房子裡常有老鼠——那時松江路算是台北市的邊陲地帶，一片稻田——我們用鐵籠捉到了一隻大老鼠，那隻碩鼠頭尾算起來大概長達一尺，老得尾巴毛都掉光了，而且兇悍，齜牙咧齒，目露凶光，在籠子裡來回奔竄，並且不時啃齧籠子鐵線，冀圖逃命。這樣一個醜陋的傢伙，困在籠中居然還如此頑強，我跟弟弟們登時起了殺機，我們跑到水龍頭那邊用鉛桶盛了一大桶水，預備把那隻碩鼠活活溺死，等到我們抬水回來，卻發覺鐵籠籠門大開，那隻碩鼠老早逃之夭夭了。明姊站在籠邊，滿臉不忍，向我們求情道：「不要弄死人家嘛。」明姊真是菩薩心腸，她是太過善良了，在這個殺機四伏的世界裡，太容易受到傷害。
民國三十七年我們又開始逃難，從上海逃到了香港。那時明姊已經成長為十五六歲的亭亭少女了，而我也病癒，歸了隊，而且就住在明姊隔壁房。可是我常常聽到明姊一個人鎖在房中暗自哭泣。我很緊張，但不了解，更不懂得如何去安慰她。我只知道明姊很寂寞。那時母親到台灣去跟隨父親了，我的另外兩個姊姊老早到了美國，家中只有明姊一個女孩子，而且正臨最艱難的成長時期。明姊念的都是最好的學校，在上海是中西女中，在香港是聖瑪麗書院，功課要求嚴格出名，然而明姊並不是天資敏捷的學生，她很用功，但功課總趕不上。她的英文程度不錯，發音尤其好聽，寫得一手好字，而且有藝術的才能，可是就是不會考試，在聖瑪麗留了一級。她本來生性就內向敏感，個子長得又高大，因為害羞，在學校里沒有什麼朋友，只有卓以玉是她唯一的知交，留了級就更加尷尬了。我記得那天她拿到學校通知書，急得簌簌淚下，我便慫恿她去看電影，出去散散心。我們看的是一出古諾的歌劇《浮士德與魔鬼》拍成的電影。「魔鬼來了！」明姊在電影院裡低聲叫道，那一刻，她倒是真把留級的事情忘掉了。
明姊是十七歲到美國去的，當時時局動亂，另外兩個姊姊已經在美國，父母親大概認為把明姊送去，可以去跟隨她們。赴美前夕，哥哥們把明姊帶去參加朋友們開的臨別舞會。明姊穿了一襲粉紅長裙，腰間繫着藍緞子飄帶，披了一件白色披肩，長身玉立，裙帶飄然，儼然麗人模樣。其實明姊長得很可愛，一雙鳳眼，小小的嘴，笑起來，非常稚氣。可是她不重衣着，行動比較拘謹，所以看起來，總有點羞赧失措的樣子。但是那次赴宴，明姊脫穎而出，竟變得十分瀟灑起來，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明姊如此盛裝，如此明麗動人。
明姊在美國那三年多，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或者逐漸起了什麼變化，我一直不太清楚。卓以玉到紐約見到明姊時，明姊曾經跟她訴苦（她那時已進了波士頓大學），學校功課還是趕不上。她漸漸退縮，常常一個人躲避到電影院裡，不肯出來，後來終於停了學。許多年後，我回台灣，問起明姊還想不想到美國去玩玩。明姊搖頭，嘆了一口氣說道：「那個地方太冷嘍。」波士頓的冬天大概把她嚇怕了。美國冰天雪地的寂寞，就像新大陸廣漠的土地一般，也是無邊無垠的。在這裡，失敗者無立錐之地。明姊在美國那幾年，很不快樂。
明姊一九五五年終於回到台灣的家中，是由我們一位堂嫂護送回國的。回家之前，在美國的智姊寫了一封長信給父母親，敘述明姊得病及治療的經過情形，大概因為怕父母親着急，說得比較委婉。我記得那是一個冬天，寒風惻惻，我們全家都到了松山機場，焦慮的等待着。明姊從飛機走出來時，我們大吃一驚，她整個人都變了形，身體暴漲了一倍，本來她就高大，一發胖，就變得龐大臃腫起來，頭髮剪得特別短，梳了一個娃娃頭。她的皮膚也變了，變得粗糙蠟黃，一雙眼睛目光呆滯，而且無緣無故發笑。明姊的病情，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嚴重，她患了我們全家都不願意、不忍心、懼畏、避諱提起的一個醫學名詞——精神分裂症。她初回台灣時已經產生幻覺，聽到有人跟她說話的聲音。堂嫂告訴我們，明姊在美國沒有節制的吃東西，體重倍增，她用剪刀把自己頭髮剪缺了，所以只好將長發修短。
明姊的病，是我們全家一個無可彌補的遺憾，一個共同的隱痛，一個集體的內疚。她的不幸，給父母親晚年帶來最沉重的打擊。父母親一生，於國於家，不知經歷過多少驚濤駭浪，大風大險，他們臨危不亂，克服萬難的魄力與信心，有時到達驚人的地步，可是面臨親生女兒遭罹這種人力無可挽回的厄難時，二位強人，竟也束手無策了。我家手足十人，我們幼年時，父親馳騁疆場，在家日短，養育的責任全靠母親一手扛起。兒女的幸福，是她生命的首要目標，在那動盪震撼的年代裡，我們在母親卵翼之下，得以一一成長。有時母親不禁慶幸，嘆道：「終算把你們都帶大了。」感嘆中，也不免有一份使命完成的欣慰。沒料到步入晚境，青天霹靂，明姊歸來，面目全非。那天在松山機場，我看見母親面容驟然慘變，驚痛之情，恐怕已經達到不堪負荷的程度。生性豁達如母親，明姊的病痛，她至終未能釋懷。我記得明姊返國一年間，母親雙鬢陡然冒出星星白髮，憂傷中她深深自責，總認為明姊幼年時，沒有給足她應得的母愛。然而做我們十個人的母親，談何容易。在物質分配上，母親已經儘量做到公平，但這已經不是一件易事，分水果，一人一隻橘子就是十隻，而十隻大小酸甜又怎麼可能分毫不差呢？至於母愛的分配，更難稱量了。然而子女幼年時對母愛的渴求，又是何等的貪婪無饜，獨占排他。親子間的情感，有時候真是完全非理性的。法國文學家《追憶似水年華》的作者普魯斯特小時候，有一次他的母親臨睡前，忘了親吻他，普魯斯特哀痛欲絕，認為被他母親遺棄，竟至終身耿耿於懷，成年後還經常提起他這個童年的「創傷」。明姊是我們十人中最能忍讓的一個，擠在我們中間，這場母愛爭奪戰中，她是註定要吃虧的了。明姊是最小的女兒，但排行第六，不上不下。母親生到第五個孩子已經希望不要再生，所以三哥的小名叫「滿子」，最後一個。偏偏明姊又做了不速之客，而且還帶來四個弟弟。母親的勞累，加倍又加倍，後來她晚年多病，也是因為生育太多所致。明姊的確不是母親最鍾愛的孩子，母親對女兒的疼愛遠在明姊未出世以前已經給了兩個才貌出眾的姊姊了。明姊跟母親的個性了不相類，母親熱情豪爽，堅強自信，而明姊羞怯內向，不多言語，因此母女之間不易親近。可是在我的記憶里，母親亦從未對明姊疾言厲色過，兩個姊姊也很愛護幼妹，然而明姊掩蓋在家中三個出類拔萃的女性陰影之下，她們的光芒，對於她必定是一種莫大的威脅，她悄然退隱到家庭的一角，扮演一個與人無爭的乖孩子。她內心的創痛、懼畏、寂寞與彷徨，母親是不會知道，也注意不到的。明姊掩藏得很好，其實在她羞怯的表面中，卻是一顆受了傷然而卻凜然不可侵犯的自尊心。只有我在她隔壁房，有時深夜隱隱聽得到她獨自飲泣。那是一個兵荒馬亂的時代，母親整日要籌劃白、馬兩家幾十口的安全生計，女兒的眼淚與哭泣，她已無力顧及了。等到若干年後，母親發覺她無心鑄成的大錯，再想彌補已經太遲。明姊得病回家後，母親千方百計想去疼憐她，加倍的補償她那遲來十幾二十年的母性的溫暖。可是幼年時心靈所受的創傷，有時是無法治癒的。明姊小時候感到的威脅與懼畏仍然存在，母親愈急於向她示愛，她愈慌張，愈設法躲避，她不知道該如何去接納她曾渴求而未獲得的這份感情。她們兩人如同站在一道鴻溝的兩岸，母親拼命伸出手去，但怎麼也達不到彼岸的女兒。母親的憂傷與悔恨，是與日俱增了。有一天父母親在房中，我聽見父親百般勸慰，母親沉痛的嘆道：「小時候，是我把她疏忽了。那個女孩子，都記在心裡了呢。」接着她哽咽起來：「以後我的東西，統統留給她。」
因為明姊的病，後來我曾大量閱讀有關精神病及心理治療的書籍。如果當年我沒有選擇文學，也許我會去研究人類的心理，在那幽森的地帶，不知會不會探究出一點人的秘密來。可是那些心理學家及醫學個案的書，愈讀卻愈糊塗，他們各執一詞，真不知該信誰才好。人心唯危，千變萬化，人類上了太空，征服了月球，然而自身那塊方寸之地卻仍舊不得其門而入。我們全家曾經討論過明姊的病因：小時候沒有受到重視，在美國未能適應環境，生理上起了變化——她一直患有內分泌不平衡的毛病。先天、後天、遺傳、環境，我們也曾請教過醫學專家，這些因素也許都有關係，也許都沒有關係。也許明姊不喜歡這個充滿了虛偽、邪惡、激烈競爭的成人世界，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她自己那個童真世界裡去了。明姊得病後，完全恢復了她孩提時的天真面目。她要笑的時候就笑了，也不管場合對不對。天氣熱時，她把裙子一撈便坐到天井的石階上去乘涼去，急得我們的老管家羅婆婆——羅婆婆在我們家到現在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追在明姊身後直叫：「三姑娘，你的大腿露出來了！」明姊變得性格起來，世俗的許多瑣瑣碎碎，她都不在乎了，乾脆豁了出去，開懷大吃起來。明姊變成了美食家，粽子一定要吃湖州粽，而且指定明星戲院後面那一家。開始我們擔心她變得太胖，不讓她多吃，後來看到她吃東西那樣起勁，實在不忍剝奪她那點小小的滿足，胖一點，又有什麼關係呢？回到台灣明姊也變成了一個標準影迷，她專看武俠片及恐怖片，文藝片她拒絕看，那些哭哭啼啼的東西，她十分不屑。看到打得精彩的地方，她便在戲院裡大聲喝起彩來，左右鄰座為之側目，她全不理會。她看武俠片看得真的很樂，無論什麼片子，她回到家中一定稱讚：「好看！好看！」
明姊剛回台灣，病情並不樂觀，曾經在台大醫院住院，接受精神病治療，注射因素林，以及電療，受了不少罪。台大的精神病院是個很不愉快的杜鵑窩，裡面的病人，許多比明姊嚴重多了。有一個女人一直急切的扭動着身子不停在跳舞，跳得很痛苦的模樣。他們都穿了綠色的袍子，漫無目的蕩來蕩去，或者坐在一角發呆，好像失掉了魂一般。護士替明姊也換上了一襲粗糙黯淡的綠布袍，把明姊關到了鐵閘門的裡面去，跟那一群被世界遺忘了的不幸的人鎖在一起。那天走出台大醫院，我難過得直想哭，我覺得明姊並不屬於那個悲慘世界，她好像一個無辜的小女孩，走迷了路，一下子被一群怪異的外星人捉走了一般。我看過一出美國電影叫《蛇穴》，是奧麗薇·哈佛蘭主演的，她還因此片得到金像獎。她演一個患了精神分裂的人，被關進瘋人院裡，瘋人院種種恐怖悲慘的場面都上了鏡頭，片子拍得逼真，有幾場真是驚心動魄而又令人感動。最後一幕是一個遠鏡頭，居高臨下鳥瞰瘋人病室全景，成百上千的精神病患者一起往上伸出了他們那些求告無援的手肢，千千百百條擺動的手臂像一窩蛇一般。我看見奧麗薇·哈佛蘭關進「蛇穴」里驚惶失措的樣子，就不禁想起明姊那天入院時，心裡一定也是異常害怕的。
明姊出院後，回到家中休養，幸好一年比一年有起色，醫生說過，完全恢復是不可能的了，不惡化已屬萬幸。明姊在家裡，除了受到父母及手足們額外的關愛外，親戚們也特別疼惜。父母親過世後，他們常來陪伴她，甚至父母親從前的下屬家人，也對明姊分外的好，經常回到我們家裡，帶些食物來送給明姊。親戚舊屬之所以如此善待明姊，並不完全出於憐憫，而是因為明姊本身那顆純真的心，一直有一股感染的力量，跟她在一起，使人覺得人世間，確實還有一些人，他們的善良是完全發乎天性的。父親曾說過，明姊的字典里，沒有一個壞字眼。確實，她對人，無論對什麼人，總是先替人家想，開一罐水果罐頭，每個人都分到，她才高興，倒也不是世故懂事的體貼，而是小孩子辦家家酒，排排坐吃果果大家分享的樂趣。這些年來，陪伴過她的大貴美、小貴美、余嫂——明姊叫她「胖阿姨」——都變成了她的朋友，她對她們好，出去買兩條手巾，她一定會分給她們一條。她們也由衷的喜愛她，大貴美嫁人多年，還會回來接明姊到她基隆家去請她吃魷魚羹。父親從前有一個老衛兵老羅，也是離開我們家多年了，他有一個女兒羅妹妹，自小沒有母親，明姊非常疼愛這個女孩子，每逢暑假，就接羅妹妹到家裡來住，睡在她的房裡，明姊對待她，視同己出，百般寵愛。明姊這一生，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利，她的母性全都施在那個女孩子的身上了。羅妹妹對明姊，也是滿懷孺慕之情，不勝依依。每年明姊生日，我們家的親戚、舊屬及老家人們都會回來，替明姊慶生，他們會買蛋糕、鮮花，以及各種明姊喜愛的零食來，給明姊作生日禮物。明姊那天也會穿上新旗袍，打扮起來，去接待她的客人。她喜歡過生日，喜歡人家送東西給她，雖然最後那些蛋糕食物都會裝成一小包一小包仍舊讓客人帶走。明姊的生日，在我們家漸漸變成了一個傳統。父母親不在了，四處分散的親戚、舊屬以及老家人都會藉着這一天，回到我們家來相聚，替明姊熱鬧，一塊兒敘舊。明姊過了四十歲也開始怕老起來，問她年紀，她笑而不答，有時還會隱瞞兩三歲。事實上明姊的年齡早已停頓，時間拿她已經無可奈何。她生日那天，最快樂的事是帶領羅妹妹以及其他幾個她的小朋友出去，請她們去看武俠電影，夾在那一群十幾歲歡天喜地的小女孩中間，她也變成了她們其中的一個，可能還是最稚氣的一個。
然而明姊的生活終究是很寂寞的，她回到台灣二十多年，大部分的時間，仍然是一個人孤獨的度過。我看見她在房裡，獨自坐在窗下，俯首彎腰，一針又一針在勾織她的椅墊面，好像在把她那些打發不盡的單調歲月一針針都勾織到椅墊上去了似的。有時我不免在想，如果明姊沒有得病，以她那樣一個好心人，應該會遇見一個愛護她的人，做她的終身伴侶。明姊會做一個好妻子，她喜歡做家務，愛乾淨到了潔癖的地步。廚房裡的炊具，羅婆婆洗過一次，她仍不放心，總要親自下廚用去污粉把鍋鏟一一擦亮。她也很顧家，每個月的零用錢，有一半是用在買肥皂粉、洗碗巾等日常家用上面，而且對待自己過分節儉，買給她的新衣裳，掛在衣櫥里總也捨不得穿，穿來穿去仍舊是幾件家常衣衫。其他九個手足從電視、冷氣機、首飾到穿着擺設——大家拼命買給她，這大概也是我們幾個人一種補贖的方式。然而明姊對物質享受卻並不奢求，只要晚上打開電視有連續劇看，她也就感到相當滿足了。當然，明姊也一定會做一個好母親，疼愛她的子女，就好像她疼愛羅家小妹一樣。
明姊得病後，我們在童年時建立起的那段友誼並沒有受到影響，她幼時的事情還記得非常清楚，有一次她突然提起我小時候送給她的那隻小黑獅子狗米達來，而且說得很興奮。在我們敦化南路的那個家，明姊臥房裡，台子上她有一個玩具動物園：有貝殼做的子母雞、一對大理石的企鵝、一隻木雕小老鼠——這些是我從墾丁、花蓮，及日月潭帶回去給她的，有一對石獅子是大哥送的，另外一隻瓷鳥是二哥送的。明姊最寶貝的是我從美國帶回去給她的一套六隻玻璃燒成的滑稽熊，她用棉花把這些滑稽熊一隻只包起來，放在鐵盒裡，不肯拿出來擺設，因為怕碰壞。有一次回台灣，我帶了一盒十二塊細紗手帕送給明姊，每張手帕上都印着一隻獅子狗，十二隻只只不同，明姊真是樂了，把手帕展開在床上，拍手呵呵笑。每次我回台灣，明姊是高興的。頭幾天她就開始準備，打掃我的住房，跟羅婆婆兩人把窗簾取下來洗乾淨，羅婆婆說是明姊親自爬到椅子上去卸下來的。她怕我沒有帶梳洗用品，老早就到百貨公司去替我買好面巾、牙膏、肥皂等東西——明姊後幾年可以自己一個人出去逛街買東西了，那也變成了她消遣的方式之一。大部分的時間，她只是到百貨公司去蹓躂蹓躂，東摸摸西弄弄，有時會耗去三四個鐘頭，空手而歸，因為捨不得用錢。她肯掏腰包替我買那些牙膏肥皂，羅婆婆說我的面子算是大得很了。其實我洗臉從來不用面巾，牙膏用慣了一種牌子。但明姊買的不能不用，因為她會查詢，看見她買的牙膏還沒有開盒，就頗為不悅，說道：「買給你你又不用！」
然而我每次返台與明姊相聚的時間並不算多，因為台灣的朋友太多，活動又頻繁。有時整天在外，忙到深夜才返家，家裡人多已安息，全屋暗然，但往往只有明姊還未入寢，她一個人坐在房中，孤燈獨對。我走過她房間，瞥見她孤獨的身影，就不禁心中一沉，白天在外的繁忙歡愉，一下子都變得虛妄起來。我的快樂明姊不能分享絲毫，我的幸福更不能拯救她的不幸，我經過她的房門，幾乎躡足而過，一股莫須有的歉疚感使得我的歡愉殘缺不全。有時候我會帶一盒順成的西點或者采芝齋的點心回家給明姊消夜，那也不過只能稍稍減輕一些心頭的負擔罷了。眼看着明姊的生命在漫長歲月中虛度過去，我為她痛惜，但卻愛莫能助。
去年我返台製作舞台劇《遊園驚夢》，在國內住了半年，那是我出國後返台逗留最長的一次，陪伴明姊的時間當然比較多些，但是一旦《遊園驚夢》開始動工，我又忙得身不由己，在外奔走了；偶爾我也在家吃晚飯，飯後到明姊房中跟她一同分享她一天最快樂的一刻：看電視連續劇。明姊是一個十足的「香帥」迷，《楚留香》的每一段情節，她都記得清清楚楚，巨細無遺，有幾節我漏看了，她便替我補起來，把楚留香跟石觀音及無花和尚鬥法的情景講給我聽，講得頭頭是道。看電視縱有千萬種害處，我還是要感謝發明電視的人，電視的確替明姊枯寂的生活帶來不少樂趣。每天晚上，明姊都會從七八點看到十一點最後報完新聞為止。如果沒有電視，我無法想象明姊那些年如何能捱過漫漫長夜。白天明姊跟着羅婆婆做家務，從收拾房間到洗衣掃地，羅婆婆年事已高，跟明姊兩人互相扶持，分工合作，把個家勉強撐起。到了晚上，兩人便到明姊房間，一同觀賞電視，明姊看得聚精會神，而羅婆婆坐在一旁，早已垂首睡去。前年羅婆婆患肺炎，病在醫院裡，十幾天不省人事，我們都以為她大限已到，沒料到奇蹟一般她又醒轉過來，居然康復。羅婆婆說她在昏迷中遇見父母親，她認為是父母親命令她迴轉陽間的，因為她的使命尚未完成，仍須照顧三姑娘。我們時常暗地擔心，要是羅婆婆不在了，誰來陪伴明姊？有一次我跟智姊談起，明姊身體不錯，可能比我們幾個人都活得長，那倒不是她的福，她愈長壽，愈可憐，晚年無人照料。沒想到我們的顧慮多餘，明姊似乎並不想拖累任何人，我們十個手足，她一個人卻悄悄的最先離去。
七月中，有一天，我突然發覺明姊的眼睛眼白髮黃。我自己生過肝炎，知道這是肝炎病徵，馬上送她到中心診所，而且當天就住了院。然而我們還是太過掉以輕心了，以為明姊染上的只是普通的B型肝炎，住院休養就會病癒。那幾天《遊園驚夢》正在緊鑼密鼓的排演，我竟沒能每天去探望明姊，由大嫂及六弟去照顧她，而中心診所的醫生居然沒看出明姊病情險惡，住院一星期後竟讓明姊回家休養。出院那天下午，我在巷子口碰見明姊一個人走路回家，大吃一驚，趕緊上前去問她：「三姑娘，你怎麼跑出來了？」明姊手裡拿着一隻小錢包，指了一指頭髮，笑嘻嘻的說：「我去洗了一個頭，把頭髮剪短了。」她的頭髮剪得短齊耳根，修得薄薄的，像個女學生。明姊愛乾淨，在醫院裡躺了一個禮拜，十分不耐，一出院她竟偷偷的一個人溜出去洗頭去了，一點也不知道本身病情的危險，倒是急壞了羅婆婆，到處找人。明姊回到家中休養，毫無起色，而且病情愈來愈嚴重，雖然天天到中心診所打針，常常門診，皆不見效。後來因為六弟認識長庚醫院張院長，我們便把明姊轉到長庚去試一試，由肝膽科專家廖醫生主治。明姊住入長庚，第三天檢查結果出來，那晚我正在一位長輩家作客，突然接到六弟電話，長庚來通知明姊病情嚴重，要家屬到醫院面談。我連夜趕到林口，六弟也趕了去，醫生告訴我們，明姊患的肝炎非B型，亦非A型，是一種罕有病例。治癒的機會呢？我們追問，醫生不肯講。
那天晚上回到家中，心情異常沉重，徹夜未能成眠，敦化南路那個家本來是為明姊而設，明姊病重入院，家中突然感到人去樓空，景況淒涼起來。那一陣子，《遊園驚夢》演出成功，盛況空前，我正沉醉在自己勝利的喜悅中，天天跟朋友們飲酒慶功。那種近乎狂熱的興奮，一夕之間，如醍醐灌頂，頓時冰消，而且還感到內疚，我只顧忙於演戲，明姊得病，也未能好好照料。本來我替明姊及羅婆婆留了兩張好票的，明姊不能去，她始終沒有看到我的戲。如果她看了《遊園驚夢》，我想她也一定會捧場喝彩的。那時我在美國的學校即將開學，我得趕回去教書，然而明姊病情不明，我實在放不下心，便向校方請了一個星期假，又打電話給香港的智姊。智姊馬上趕到台灣，一下飛機便直奔林口長庚醫院去探望明姊去了。智姊心慈，又是長姊，她對明姊這個小妹的不幸，分外哀憐。我記得有一回智姊從香港返台探親，明姊將自己的房間讓出來給智姊睡——她對智姊也是一向敬愛的——還親自上街去買了一束鮮花插到房間的花瓶里，她指着花羞怯的低聲向智姊道：「姊姊，你喜不喜歡我買給你的花？」智姊頓時淚如雨下，一把將明姊擁入了懷裡。那幾天，我幾個在台的手足，大姊、大哥、六弟、七弟我們幾個人天天輪流探病，好像啦啦隊一般，替明姊加油打氣，希望她度過危機。明姊很勇敢，病中受了許多罪，她都不吭聲，二十四小時打點滴，兩隻手都打腫了，血管連針都戳不進去，明姊卻不肯叫苦，頑強的躺在病床上，一副凜然不可侵犯的模樣。她四十九歲生日那天，親戚朋友、父母親的老部下、老家人還是回到了我家來，替三姑娘慶生，維持住多年來的一個老傳統，家裡仍舊堆滿了蛋糕與鮮花。大家儘量熱鬧，只當明姊仍舊在家中一般。那天我也特別到街口順成西點鋪去訂了一個大蛋糕，那是明姊平日最喜愛的一種，拿到醫院去送給她。我們手足幾個人又去買了生日禮物，大家都費了一番心機，想出一些明姊喜愛的東西。我記得明姊去忠孝東路逛百貨公司時，喜歡到一家商場去玩弄一些景泰藍的垂飾，我選了幾件，一件上面鏤着一隻白象，一件是一隻白鶴，大概這兩種鳥獸是長壽的象徵，下意識里便選中了。這倒選對了，明姊看到笑道：「我早想買了，可惜太貴。」其實是只值幾百塊錢的東西。智姊和七弟都買了各式的香皂——這又是她喜愛的玩意兒，那些香皂有的做成玫瑰花，有的做成蘋果，明姊也愛得不忍釋手。同去醫院的還有父親的老秘書楊秘書、表嫂、堂姊等人。明姊很樂，吃了蛋糕，在床上玩弄她的禮物，一直笑呵呵。那是她最後一個生日，不過那天她的確過得很開心。
我離開台灣，並沒有告訴明姊，實在硬不起心腸向她辭行。我心裡明白，那可能是最後一次跟她相聚了。回到美國，台北來的電話都是壞消息，明姊一天天病危，長庚醫院盡了最大的努力救治，仍然乏術回天。十月二十三號的噩耗傳來，其實心理早已有了準備，然而仍舊悲不自勝，我悲痛明姊的早逝，更悲痛她一生的不幸。她以童貞之身來，童貞之身去，在這個世上孤獨的度過了四十九個年頭。智姊說，出殯那天，明姊的朋友們都到了，親戚中連晚輩也都到齊。今年二月中我有香港之行，到台灣停留了三天。我到明姊墓上，墳墓已經砌好，離父母的墓很近。去國二十年，這是我頭一次在國內過舊曆年，大年夜能夠在家中吃一次團圓飯，但是總覺得氣氛不對，大家強顏歡笑，卻有一股說不出的蕭瑟。明姊不在了，家中最哀傷的有兩個人，六弟和羅婆婆。六弟一直在台灣，跟明姊兩人可謂相依為命。羅婆婆整個人愣住了，好像她生命的目標突然失去了一般，她吃了晚飯仍舊一個人到明姊房中去看電視，一面看一面打瞌睡。
我把明姊逝世的消息告訴她學生時代唯一的好友卓以玉。卓以玉嚇了一跳，她記得八〇年她回台灣開畫展，明姊還去參觀，並且買了一隻小花籃送給她。卓以玉寫了一篇文章紀念明姊，追憶她們在上海中西女中時的學生生涯。卓以玉說，明姊可以說是善良的化身。她寫了一首詩，是給明姊的，寫我們一家十個手足寫得很貼切，我錄了下來：
十隻指兒——懷先明
大哥會飛 常高翔
二姊能唱 音韻揚
你呢
你有那菩薩心腸
最善良 最善良
大姊秀俊 又端莊
二哥 三哥 名祿 交遊廣
你呢
你有那菩薩心腸
最善良 最善良
四弟工程 魁異邦
五弟文墨 世世傳
你呢
你有那菩薩心腸
最善良 最善良
六弟忠厚 七弟精
爹媽心頭手一雙
十隻指兒 有短長
疼你那
菩薩心腸
最善良 最善良
明姊彌留的時刻，大嫂及六弟都在場。他們說明姊在昏迷中，突然不停的叫起「媽媽」來，母親過世二十年，明姊從來沒有提起過她。是不是在她跟死神搏鬥最危急的一刻，她對母愛最原始的渴求又復甦了，向母親求援？他們又說明姊也叫「路太遠——好冷——」或者母親真的來迎接明姊，到她那邊去了，趁着我們其他九個人還沒有過去的時候，母親可以有機會補償起來，她在世時對明姊沒有給夠的母愛。
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七日《聯合報》
少小離家老大回
我的尋根記
去年一月間，我又重返故鄉桂林一次，香港電視台要拍攝一部關於我的紀錄片，要我「從頭說起」。如要追根究底，就得一直追到我們桂林會仙鎮山尾村的老家去了。我們白家的祖墳安葬在山尾村，從桂林開車去，有一個鐘頭的行程。一月那幾天，桂林天氣冷得反常，降到攝氏二度。在一個天寒地凍的下午，我與香港電視台人員，坐了一輛中型巴士，由兩位本家的堂兄弟領路，尋尋覓覓開到了山尾村。山尾村有不少回民，我們的祖墳便在山尾村的回民墓園中。走過一大段泥濘路，再爬上一片黃土坡，終於來到了我們太高祖榕華公的祖墓前。
按照我們族譜記載，原來我們這一族的始祖是伯篤魯丁公，光看這個姓名就知道我們的祖先不是漢人了。伯篤魯丁公是元朝的進士，在南京做官。元朝的統治者歧視漢人，朝廷上任用了不少外國人，我們的祖先大概是從中亞細亞遷來的回族，到了伯篤魯丁公已在中國好幾代了，落籍在江南江寧府。有些地方把我的籍貫寫成江蘇南京，也未免扯得太遠，這要追溯到元朝的原籍去呢。
從前中國人重視族譜，講究慎終追遠，最怕別人批評數典忘祖，所以祖宗十八代盤根錯節的傳承關係記得清清楚楚，尤其喜歡記載列祖的功名。大概中國人從前真的很相信「龍生龍，鳳生鳳」那一套「血統論」吧。但現在看來，中國人重視家族世代相傳，還真有點道理。近年來遺傳基因的研究在生物學界颳起狂飆，最近連「人類基因圖譜」都解構出來，據說這部「生命之書」日後將解答許多人類來源的秘密，遺傳學又將大行其道，家族基因的研究大概也會隨之變得熱門。其實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好的壞的，不知負載了多少我們祖先代代相傳下來的基因。據我觀察，我們家族，不論男女，都隱伏着一脈桀驁不馴、自由不羈的性格，與揖讓進退、循規蹈矩的中原漢族，總有點格格不入，大概我們的始祖伯篤魯丁公的確遺傳給我們不少西域遊牧民族的強悍基因吧，不過我們這一族，在廣西住久了，薰染上當地一些「蠻風」，也是有的。我還是相信遺傳與環境分庭抗禮，是決定一個人的性格與命運的兩大因素。
十五世，傳到了榕華公，而我們這一族人也早改了漢姓姓白了。榕華公是本族的中興之祖，所以他的事跡也特別為我們族人津津樂道，甚至還加上些許神話色彩。據說榕華公的母親一日在一棵老榕樹下面打盹，有神仙託夢給她，說她命中應得貴子，醒後便懷了孕，這就是榕華公命名的由來。後來榕華公果然中了乾隆甲午科的進士，當年桂林人考科舉中進士大概是件天大的事，長期以來，桂林郡都被中原朝廷目為「遐荒化外」之地，是流放謫吏的去處。不過桂林也曾出過一個「三元及第」的陳繼昌，他是清廷重臣陳宏謀的孫子，總算替桂林人爭回些面子。
我們這一族到了榕華公大概已經破落得不像樣了，所以榕華公少年時才會上桂林城，到一位本家開的商店裡去當學徒，店主看見這個後生有志向肯上進，便資助他讀書應考，一舉而中。榕華公曾到四川出任開縣的知縣，調署茂州，任內頗有政績。榕華公看來很有科學頭腦，當時茂州農田害蟲甚多，尤以螞蝗為最，人畜農作都被齧傷，耕地因而荒蕪，人民生活困苦。榕華公教當地人民掘土造窯燒石灰，以石灰撒播田中，因發高熱，螞蝗蔓草統統燒死，草灰作為肥料，農產才漸豐收，州民感激，這件事載入了地方志。榕華公告老還鄉後，定居在桂林山尾村，從此山尾村便成了我們這一族人的發祥地。
榕華公的墓是一座長方形的石棺，建得相當端莊厚重，在列祖墓中，自有一番領袖群倫的恢宏氣勢。這座墓是父親於民國十四年重建的，墓碑上刻有父親的名字及修建日期。山尾村四周環山，舉目望去，無一處不是奇峰秀嶺。當初榕華公選擇山尾村作為終老之鄉是有眼光的，這個地方的風水一定有其特別吉祥之處，「文革」期間破四舊，許多人家的祖墳都被剷除一空，而榕華公的墓卻好端端的，似有天佑，絲毫無損，躲過了「文革」這一浩劫。
從小父親便常常講榕華公的中興事跡給我們聽。我想榕華公苦讀出頭的榜樣，很可能就是父親心中勵志的模範。我們白家到了父親時，因為祖父早歿，家道又中落了，跟榕華公一樣，小時進學都有困難。有一則關於父親求學的故事，我想對父親最是刻骨銘心，恐怕影響了他的一生。父親五歲在家鄉山尾村就讀私塾，後來鄰村六塘圩成立了一間新式小學，師資較佳，父親的滿叔志業公便帶領父親到六塘父親的八舅父馬小甫家，希望八舅公能幫助父親進六塘小學。八舅公家開當鋪，是個嫌貧愛富的人，他指着父親對滿叔公說道：「還讀什麼書？去當學徒算了！」這句話對小小年紀的父親，恐怕已造成「心靈創傷」（trauma）。父親本來天資聰敏過人，從小就心比天高，這口氣大概是難以下咽的。後來得滿叔公之助，父親入學後，便拼命念書，發憤圖強，雖然他日後成為軍事家，但他一生總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在家裡，逼我們讀書，絕不鬆手，在前線打仗，打電話回來給母親，第一件事問起的，就是我們在校的成績。大概父親生怕我們會變成「紈絝子弟」，這是他最憎惡的一類人，所以我們的學業，他抓得緊緊的。到今天，我的哥哥姊姊談起父親在飯桌上考問他們的算術「九九」表還心有餘悸，大家的結論是，父親自己小時讀書吃足苦頭，所以有「補償心理」。
父親最愛惜的是一些像他一樣家境清寒而有志向學的青年。他曾幫助過大批廣西子弟及回教學生到外國去留學深造。我記得我大姊有一位在桂林中山中學的同學，叫李崇桂，就是因為她在校成績特優，是天才型的學生，而且家裡貧寒，父親竟一直盤送她到北京去念大學，後來當了清華的物理教授。李崇桂現在應該還在北京。
會仙鎮上有一座東山小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