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 - 第4章

　　當西方人駕駛着蒸汽輪船出現在亞洲東部海岸時，使他們驚訝的事有兩件：一件是傳說中的強大帝國中國的反應遲鈍，不堪一擊。另一件是日本在危機面前表現出的明智和敏捷。

　　沒有一個國家能象日本人那樣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脅面前做出反應。通過專心致志地學習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就從一個蕞爾小國搖身一變為世界性大國。而老大帝國中國卻陷入失敗的泥沼，現代化進程經歷了重重挫折和艱辛，直到一百年後的1949年才擺脫了政治上的混亂狀態，而經濟上仍處於前工業化時期。

　　日本的成功和中國的失敗形成了如此鮮明的對比，以至於向日本學習在不久以後就成了中國人的共識。1898年，康有為對光緒皇帝說，日本與中國同文同種，國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國人當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異道。我朝變法，但采鑑於日本一切已足。」1907年，出使日本的大臣達壽對光緒的敵人慈禧也說了類似的話：「中國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勢與日本當日正復相似，故於各國得一借鏡之資，實不啻於日本得一前車鑒，事半功倍，效驗昭然。」孫中山在日本的橫濱剪掉了辮子，起了日本名字，穿上了日本人裁製的西服，發誓要把中國變得和日本一樣強大。至於留日學生蔣介石，更是把從日本得來的經驗作為自己重要的精神財富，終生不改在日本養成的生活習慣。及至中國再度打開國門的1980年代，介紹日本經濟建設經驗，號召中國人向日本學習的書籍連篇累牘，日本再度成為中國改革的頭號老師。

　　然而，百年學習的效果卻差強人意。康有為的變法迅速失敗，除了幫助光緒皇帝發布上百道空疏無用的詔書，對中國社會並無改變。慈禧皇太后學習日本的憲政，亦步亦趨，「期與日本比隆」，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立憲運動最後成了一場鬧劇。孫中山蔣介石兩代人的努力，也並沒有使中國真正統一和強大起來，反而在一九四五年以後，讓中國再次陷入腐敗和混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再度開始向西方學習，所走路線卻與日本大相徑庭，而是更接近美國。

　　一系列的願望與結果的擦肩而過，說明把日本經驗嫁接移植到中國，技術難關還沒有攻破。

　　原因就在於中國和日本的水土條件並不相同。

　　一提起日本，中國人腦海里習慣出現的詞句就是「一衣帶水」、「同文同種」。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國的學生，從中國搬去了長安城、搬去了四書五經，搬去了三國志、茶道與和服。所以，一百年來，中國人形成了一種錯覺，以為中日兩國國情相同，日本經驗自然最容易學習掌握。

　　其實大謬。

　　日本人從來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民族。他們似乎與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這種不同並不是很容易表述。本尼·迪克特曾深有感觸地說：「在美國曾經全力以赴地與之戰鬥的敵人中，日本人的脾氣是最琢磨不透的。」李光耀則說得很直接：「日本不是一個普通正常的國家，它很特別，有必要記住這一點。」

　　在西方人看來，日本象一個被複製的小型中國。事實上，日本的社會結構與中國差別很大，而更接近於西歐。中國實行的是官僚統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產。而日本則實行類似於西歐的莊園領主制。日本的長子繼承制，世襲等級制，天皇和幕府兩個權力中心制，武士制這些特徵，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封建時期的西歐驚人的相似，而與一衣帶水的中國迥然不同。學習日本還是學習韓國？

　　學術性的解釋不那麼直觀，那麼舉幾個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國的皇帝握有全權，實行一言堂，一人說了算。而日本由高員們進行權力共享和集體決策。日本的天皇則很可憐，只是名義上的最高首長，實際上連吃飯都靠別人。據說某一時代的天皇甚至窮得拿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賣錢。（賴肖爾《日本人》）

　　中國獨尊儒術，實行思想專制，儒家思想成為控制每個社會成員的僵化教條。而日本的統治階層是世襲的武士，他們都是理性主義者，知識分子們主要是參謀和幕僚，所以整個社會注重實際。鴉片戰爭後，魏源寫了《海國圖志》，介紹外國形勢。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僚對此書不加理睬，不久此書就在中國絕版，而日本人則視如珍寶，不斷翻印。

　　中國歷代貪污腐敗之風盛行。而日本統治階層歷來十分清廉，似乎根本不懂什麼叫貪污。所以，日本人的現代化過程中從來沒有遇到過腐敗的困擾。

　　中國人古來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以馬爾薩斯人口論前就自覺進行人口控制了。據說，德川時代的日本農民常用殺死嬰兒的方式來減少人口。中國人極端重視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視效忠集體。所以近代化以後日本人很快團結起來，一致對外，而中國人一直被指責為一盤散沙。

　　中國幾千年來不變的小農經濟使得政治制度越來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經濟程度很高，商人們甚至在經濟上控制了諸侯，影響到決策。所以，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經濟很容易實現了轉型，而中國小農經濟的影響到現在依然根深蒂固。

　　中國自古自認為是天朝上國，對周圍國家不屑一顧。而日本自古以來對外界的風吹草動非常敏感，非常善於向別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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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能夠迅速走上現代化的坦途，與這個國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關。由於社會結構與現代化前的西歐相似，它在進行現代化轉型的時候，遇到的阻力遠比中國為小。日本經驗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範圍內對中國有效。中國象一個衰弱的老人，被壓覆在沉重而僵硬的價值觀念之下，套在僵化的專制政制之中，依靠着腐敗、疲沓的官僚隊伍，牽曳着小農經濟的龐大人群，艱難跋涉在社會轉型的痛苦過程中。

　　在中國身邊，還跟着一個小同伴，她的身影看上去更加單薄和病弱。那就是朝鮮。

　　比中國更中國的朝鮮

　　很久以來，朝鮮就被中華帝國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為中國最忠誠的屬邦為榮。它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舉一動都一絲不苟地向中國看齊，成了中國最教條的學生。韓鮮驕傲地自稱「小中華」。朝鮮人長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國皇帝一樣自稱為「皇」，並且對中國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尊重。

　　朝鮮學習中國是如此徹底，以致於它和中國的唯一區別是它比中國更頑固地堅持從中國學來的一切教條。

　　朝鮮李朝開國太祖李成桂學習宋朝太祖趙匡胤，發動兵變篡奪了王位。為了一家一姓統治萬代，他照搬中國皇帝的統治術，重文輕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專制。

　　李朝也通過科舉選拔官僚。李朝的科舉和明朝一樣，完全為束縛讀書人的思想而設，規定讀書人只能讀四書五經，不許發表自己的見解。這種考試與其說是選擇官員，不如說是選拔專制制度的維護者。中舉者擅長的只是四書五經中的道德教條，這些倫理教條對社會發展無益，對統治階級卻十分有用。李朝的官僚們和中國的情況一樣，「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卻壟斷着政治權力、社會榮譽和物質財富。不勞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們成為最保守的集團。」（尹保云：《儒教國家的現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樣，不斷陷入權臣、太后、外戚、太監們盤根錯節的政治鬥爭中，形成一個又一個既得利益集團。李朝的官場和明朝一樣腐敗。人們做官就是為了發財，當官前拼命跑官買官，當了官後拼命搜刮。官場腐敗一直蔓延到監獄。

　　連朋黨鬥爭都學得惟妙惟肖。官員們在朝廷上結黨營私，爭權奪利。象明朝的東林黨和閹黨的黨爭一樣，朝鮮朝廷「東人」和「西人」，「老論」和「少論」之間的朋黨鬥爭也是愈演愈烈。無論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動不動就是滿門抄斬，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為朋黨鬥爭亡了國，朝鮮則因為朋黨鬥爭，在16世紀日本入侵時也沒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為了束縛人民，把老百姓編成里甲，規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證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開具的通行證，否則就以逃犯論處。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徹底，乾脆就把老百姓當成了囚徒，實行號牌制度，每個人身上都得掛着號牌，上面寫着自己的姓名、年齡、出身和住址，衙役們可以隨時翻看行人的號牌。學習日本還是學習韓國？

　　李朝和明朝一樣，以穩定為最高目標，用官僚系統把社會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點點亂子。為了怕老百姓集會妨礙社會穩定，李朝甚至不允許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場。李朝初期，「湖南」地區曾出現了由逃荒農民自發成立的永久性市場，朝廷認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締。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鮮的思想專制。由於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鮮民族的嚴格專一性格，朝鮮讀書人比中國的知識分子更加頑固不化地堅守程朱理學教條。他們類似於宗教中的原教旨主義者，不把中國的程朱理學作為一門學問，而是作為萬古不變的放之四海而皆準對絕對真理。他們要求全朝鮮對程朱理學的貫徹必須一絲不苟，一點也不能走樣。正如韓國學者黃秉泰所說，韓國儒學的「目的不是滿足韓國社會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韓國社會制度和人民必須遵循的永恆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準則」。理學甚至在中國也沒有受到這樣崇高的禮遇。所以，朝鮮古代的知識分子比中國明朝的那些用禮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極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們主導下的朝廷的朋黨鬥爭就比中國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協。朝鮮統治階級不遺餘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絕對統一和專制，對任何異端邪說都毫不留情。所以，朝鮮儒學將社會各個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塊鐵板，對任何變遷的衝擊，最基本的反應就是排斥。

　　總而言之，朝鮮在統治集團「一切為了穩定」，「千年萬代享福」的政治目標下，方方面面學習中國，形成了比中國還要牢固和保守的專制社會。這種制度成功地達到了穩定的目標，使李朝維持了近五百年。然而這種體制存在着嚴重的缺點，那就是很難做制度上的變革。由於任何改革都要破壞舊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滿血腥的權力鬥爭，即使面臨外來威脅，國難當頭時也是如此。

　　在西方的衝擊來臨之前，朝鮮社會存在着一切中國社會存在的弊端。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頑固。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鮮拷貝過去，並且發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國現代化路上，韓國無疑是一面最好的鏡子。觀察韓國是如何破除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了解韓國如何把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因素與現代化變革的要求結合起來，借鑑韓國在化蛹為蝶過程中的悲歡苦樂，吸取她的經驗，知道她的教訓，對中國無疑是有益的。

　

　

領先與落後：三百年間三篇遊記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鮮使臣隊伍從平壤出發，奔赴承德，代表國王去祝賀乾隆皇帝七十大壽。行走在隊伍中的一個叫朴趾源的讀書人使這次出使被歷史記住。秀才朴趾源文筆優美，學識豐富。他對中國文化充滿了興趣。回國後，他把所見所聞寫成了《熱河日記》一書。這本書從一個朝鮮人的視角，觀察了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熱河日記》的心態和現在出遊歐美日本的某些中國遊客的心態驚人地相似。那就是毫無保留地讚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朴趾源的眼裡，當時的中國就如同現在的美國和日本，先進發達得無以復加。

　　剛剛跨出國門，朴趾源就對邊境對面的中國城鎮大為羨慕。「屋脊穹崇，門戶整齊，街巷平直。兩沿若引繩然，牆垣皆磚築。乘車及載車縱橫道中，擺列器皿皆畫瓷，已見其制度絕無村野氣。」

　　朴趾源突然心情大壞，竟想立刻轉身回國。「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徑還，不覺腹背沸烘。」原來，他受不了先進的中國與落後的朝鮮的巨大反差。他怕自己再繼續前行，會更為自己國家的落後而痛心。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過是中國的一個邊境小鎮，「天下之東盡頭」，再往前，讓他驚訝的東西會更多。

　　路上遇到普通農家，也要讚美一番：「周視鋪置，皆整飭端方，無一事苟且彌縫之法，無一物委頓雜亂之形，雖牛欄豬柵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糞

亦精麗如畫。」

　　恐怕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人會用「精麗如畫」這個詞來形容「柴堆糞

」吧。

　　住在小鎮上，他抓緊時間出門遊覽，結論是這個小鎮「繁華富麗，雖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國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連互輝耀，比雕窗綺戶，畫棟朱欄，碧榜金匾，所居物皆內地奇貨」。

　　這個敏銳觀察者的結論是中國處處完美，幾乎每一點都比當時的朝鮮半島優秀。在當代知識分子看來到處繁文縟節陳規陋習的清代在他看來卻是「中國萬事莫不簡便而無一冗費」。他認為朝鮮必須迅速全面地學習中國，才能改變落後面貌。

　　而１１３年之後的１８９３年，中國已經陷入極度衰弱之中，在列強的凌辱之下毫無還手之力。然而此時比起朝鮮半島，仍然領先很多。那一年秋天，中國的武官聶士成考察東三省，順路入朝鮮境。他把所見所聞也寫了一本日記，筆下所記幾乎全是朝鮮的落後面貌。

　　一入朝鮮，當地知府就率衛隊出來迎接。「其隊伍仍古制，用火槍，尚遜中國鳥槍兵，衣較笨。府城牆高不過八尺，皆亂石堆砌，樓堞頹壞，內無街道，民居錯雜，住低小草房，門前污穢。」

　　看了這段描寫，我們就能明白為什麼百年前朴趾源對中國城鎮那樣驚慕了。

　　不久，知府擺宴相請，「人一小桌，器用銅質，腥聞不能入咽。」

　　幾天後，他到了富寧府。「城內荒陋至極，民苦可知。朝鮮民情太惰，種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積，遇事尤泥古法，不敢變通，讀書幾成廢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筆談數十句，多半費解……。」

　　朝鮮之游給聶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鮮的貧窮，朝鮮上層社會的拘泥古法，不思進取，不敢變通。那個時候，中國人的觀念已有所變動，開始向西方學習，興起洋務運動。而當時的朝鮮半島還實行閉關鎖國，對外界不聞不問。

　　幾乎所有的觀察者都和聶士成一樣，認為這個國家毫無希望。在中日甲午戰爭開始後不久，英國駐朝總領事希利爾在一封信中寫道：「我的觀點，可以說同對這個國家有任何體驗者的觀點一樣，設計任何計劃留給朝鮮人去貫徹都是白費時間。腐敗太泛濫，以至於沒有絲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１９６１年，韓國看上去仍然是個「沒有希望的國家」，處於世界上最貧窮和政治最腐敗的國家之列。那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而韓國比中國還要窮。美國人說，他們看到的韓國是個「無底的，無希望的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