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 - 第2章
張宏傑
眼見之處，除了真正可稱是纖塵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綠的草坪。藍藍的天空如同剛剛水洗過了一般，潔淨清爽；白雲悠悠，似天馬行空。」同樣也說到了廁所：「漢城的公共設施很完備，最感慨的是公廁。不要說賓館飯店的廁所，就是小到幾有幾張餐桌的小店其廁所都十分乾淨。我從來沒有見過收費的廁所，但所有的公廁都提供衛生紙設備和鏡子，大單位的廁所還有供殘疾人用的專位，設計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們許多公眾場合的廁所簡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廁所叫做化妝間，真是名符其實，我在那總能看到韓國婦女在鏡前畫目描眉。」當然還有很多表現韓國人優於我們很多的素質的描寫這裡不一一列舉了。但有一點需要說明，那就是韓國人在富裕了之後既沒有丟棄任何傳統文化和道德習俗中寶貴的東西，而且還將它們發揚光大，這一點與中國的現實是截然相反的。從這些事例中我們的心理承受的是怎樣的衝擊？當年，現在。現在，當年。呵呵，如今，在統觀全局綜看歷史的人看來，這一切簡直太可笑太微妙了。如果說這時候面對這些問題的中國人心裡沒有一點羞恥哪怕是一點尷尬呢，我想都不是太正常。
韓國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者從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的淵源與中國作對比和探索，讓人較為清楚地明白兩個國家發展結果之所以有如此的不同，也是有其特點和根本性的。雖然明白了多災多難的中國在政權反覆更迭下，人性和文化被一次次奴化、宰割和掠奪有其必然的麻木冷漠自私的特點，但也不能就此成為中國應該成為一盤散沙的辯詞。而韓國的民族主義也是它走上世界強國的一個重要因素。很多成功的事例都跟這個國家人民的血性民族主義情緒有關。這讓我再次想起魯迅先生那句話：「中國人從來沒有爭取到人的價值，僅多是奴隸的價格。」比如金融危機時期韓國上下的獻金運動，足球賽上，包括2002年在韓國舉行的那屆世界盃賽上，最終能戰勝日本的事實這都跟他們的內心激情即民族主義情感有重要聯繫。而中國人的軟弱、自私，關鍵時刻無集體意識、無衝擊意志都是歷次失敗包括足球的不振興的最大因素。而在發展問題上，作者重點從韓國的政策策略的不同來論證兩國的差異。比如從教育的高度重視和教育投資比重的超強推行上，從環境保護的嚴格施行上，從反腐敗問題的執行方式和態度問題上給我們提供了足讓人驚訝羨嘆的範本。最精彩的關於腐敗的那部分，着實讓人看到一位用嚴謹態度嚴密事實和論據著文者的功夫。而腐敗問題卻是困擾任何一個國家經濟問題的大事，腐敗的不能治理，將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問題。問題是當一個國家面臨着近似經濟結構下的腐敗問題和相似的腐敗產生根源和性質時，人家是怎樣取得成功的。這是那些高層該認真一閱的。當然關於教育投入的問題亦是一個讓人再度警醒的問題。可以說，正是教育的高度重視才使韓國有可能迅速發展起來的關鍵，其施行方式和策略讓人深思。
西諺云：「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我想這正驗證了兩個同源民族的不同性情。不用多言，中國人的耍滑、投機、算計在世界上是很出名了，很多朋友都反映，接觸的很多外國人包括韓國人，都感到他們是那麼單純正直。這決無貶己褒人之意，前面說了，中國人性情發展到今天這地步實在有它苦不堪言的演變歷程。只是我們不能用那些無形的東西為我們今天的不足辯護，正如作者在書中最後所言「天底下並沒有『中國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絕症。因此，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種種『缺點毛病』並不可怕。適用於其他民族和社會的方子到了中國，大抵也會藥到病除。但是，如果我們非得堅持『中國特色』的診斷，採取『中國特色』的療法，只在家裡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麼『豬肉燉大棗』『糖水熬白梨』之類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險了。」
（100009 北京市東城區地外大街拐棒胡同10號）
韓國比中國少了什麼？
武建平
滿族還沒入關，朝鮮就開始給滿洲奉表稱臣，遣使進貢，直到甲午戰爭之前，中國一直都是朝鮮的宗主國。雖說乾隆皇帝「皇恩浩蕩」，把朝鮮排在《皇清職供志》中「賓禮」的第一個，可朝鮮君主還是不斷地來朝進貢。據何偉亞統計，從17世紀30年代開始直到朝鮮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朝鮮總共遣使450次以上。也許朝鮮是對清帝國最恭敬的藩國了。
所以，要是眼下正每天在電視上甩着大辮子晃來晃去的乾隆皇帝知道，他子孫後輩們如今要說「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不知道他該要氣成什麼樣子。
自然，這事怪不得這本書的作者張宏傑先生。畢竟，無論是誰都得承認，自打甲午戰爭起，中國就早不是什麼馬戛爾尼眼中那個「世界上人最多也最富裕」的帝國了，連日本都打不過，還有什麼臉面充世界一流強國？於是乎，曾國藩李鴻章們嚷嚷說，中國器物不如人；康有為梁啓超們嚷嚷說，中國制度不如人；胡適之陳獨秀們嚷嚷說，中國文化不如人。到了19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健將們乾脆說，中國從老根子上就壞了，就不該生長在這麼大的大陸上。說來也是，要是中國本來生長的地方也像不列顛那樣在海洋上，指不定中國今天也是世界一流強國了呢。
可是，「不如人」那要看是跟誰比。「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都是跟歐美比較得出的結論。要說中國跟韓國比較，就我有限的閱讀視野而言，這還是生來頭一遭碰到。
可是，既然是比較，就得注意，比較的對象一定得跟自己有可比性。可是，我卻沒看出來韓國跟中國的可比性到底在哪兒。
是的，我們都得承認，中國足球逢韓必輸；李成延下了跪，趙薇至今沒有向國人謝罪；韓國人都斷了指頭，中國人連上個釣魚島都還有人在國內罵罵咧咧；韓國都要把端午節申請為世界文化遺產了，中國連放個假都不行。可是，這些能說明什麼呢？
我倒想建議張先生：在作這樣的比較之前，最好先比較一下韓國跟日本，看這兩個國家有多少相似之處，再來講什麼中國與韓國有多少不同之處。
張先生講了一個故事。漢城舉辦奧運會時，一些沿街的店面需要拆掉，只給不多的補償，店主蒙受了很大的損失。然而，所有的店主都積極配合政府的行動，沒有一個拖延時間，無理取鬧。他們說，這是為了韓國的面子。
可是張先生有沒有想過，要是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中國呢？我想，少不了的是無數人跳着腳罵這個人缺乏法律意識，不知道保衛私有財產。連弓琳交了個黨費，都至今餘音裊裊，徘徊不去，且不說某「新銳學者」的口誅筆伐，就是網上的議論也亂成了一窩蜂，誰還敢做這樣的傻事呢？這不是自討苦吃嗎。
說穿了，張先生的意思無非是啟蒙，啟無知大眾之蒙。
五四時代的啟蒙思想家們喜歡比較中西文化，那是因為他們或多或少都是進化論者，相信歷史進步，西方所發展出來的資本主義是具有歷史普遍意義的社會形態，相信「文化決定論」，所以，他們的問題意識始終是「中國為什麼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但是，既然韓國跟中國放在一起比較了，我們就得問，韓國的道路有沒有歷史普遍意義？如果有，比較就是有意義的；如果沒有，比較也就沒有意義。
以我的淺見，韓國的道路是沒有歷史普遍意義的。在很大程度上，韓國—也包括東亞四小龍—是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產物，是冷戰的產物。韓國沒有中國這樣沉重的歷史文化負擔，沒有中國這樣複雜的近現代歷史遭遇，也沒有這樣複雜的國情這樣多的人口。關於本書韓國比中國少了什麼？（2）
直到今天，韓國的經濟制度到底能不能算好，恐怕仍然有很值得再商榷的地方，這隻要想想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後中國學術界的反應就可以了。
至於說韓國的「新儒家」意識形態，用朱學勤喜歡說的話講，歷史不是這樣展開的，不是觀念影響歷史，而是歷史影響觀念，不是有了新儒家才有了東亞四小龍，而是有了東亞四小龍才有了新儒家。所謂的儒家資本主義，不外乎集權政治、儒家意識形態再加上經濟的飛速增長，而這在近幾年已經遭到了普遍的否定，這裡就不必再多說了。自從阿瑪蒂亞·森在中國走紅之後，這種所謂的發展遭遇的非難就更多了。因為在他們看來，發展應該以人們的生活中享有的自由的多少來衡量，而不是擁有的物質財富的多少。韓國離開集權政治到底有幾天，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總不能說李承晚、朴正熙這些軍事獨裁者對韓國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吧？
可是，張先生卻好像是很欣賞朴正熙的，化腐朽為神奇。做到這一點，張先生是通過對中韓兩國的民族主義的比較實現的。也剛好是在這一點上，張先生與其他的啟蒙主義者們顯得相當不同。在朱學勤看來，民族主義是五四留下的兩個病灶之一，而在張先生這裡，民族主義則似乎有可能被轉換為一種建設性的力量。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真考察近代世界歷史，就會發現，民族主義並不像朱先生說的那樣只是純粹的病灶，也不是張先生一廂情願地認為的那樣，而是一種同時兼具破壞性與建設性的意識形態力量。
即使在今天大多數啟蒙主義者那裡，雖然他們在嘴上對民族主義千般批判萬般指責，而事實上他們的出發點最後歸結起來，無非是一點，也就是民族主義對中國的「發展」不利。而這種潛意識恰好是典型的民族主義，與五四時期的啟蒙主義對傳統的攻擊一樣，一切都是看對中國的「發展」是不是有利。今天也許要稍微好一些，畢竟，有許多人把國家與個人分離了開來，把國家的發展與個人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分離了開來。
在《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中，杜贊奇考察了近代以來對中國歷史的書寫後得出的結論就是，對歷史的書寫剛好就是一個民族主體意識建構的過程，完全服從於現實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出於完全的學術研究。比如顧頡剛，早期是攻擊傳統最厲害的人，而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他也開始注意從另一個角度闡發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見解。千言萬語，都可以歸結為章太炎的一句老話：之所以研究歷史，就是要激發民族心。
那麼韓國呢？以2002年世界盃為例，許多人認為，韓國隊之所以能過關斬將，就是因為場外觀眾與場上的球員心中共有的愛國心。我們當然為這種精神感動，可是，我們也應該注意，剛好就是那一屆世界盃，讓真正的球迷們感到悲哀，因為它被從一種體育運動轉換成了一個全民族的政治性狂熱行為，甚至為了取得民族榮譽可以使用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關於本書韓國比中國少了什麼？（3）
民族主義是一種極具攻擊性的意識形態，它在各種意識形態中，最容易實現國家動員，使一個民族捲入集體的狂熱之中，完全忘卻別人正當的利益訴求。希特勒賴以發動德國人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正是這種力量，也是把民族主義從簡單的情緒變成一種理論言說的學術大師馬克斯·韋伯生前所最擔心的事。在韋伯看來，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情緒，往往是盲目的、幼稚的，易於被某種政治動機所利用，所以他始終呼籲德國成長為一個「政治成熟」的民族。也剛好是因為此，在1990年代《中國可以說不》式的民族主義情緒表達在中國形成了一個文化現象的時候，已經避居香港好幾年了的甘陽重新提出了韋伯的觀點：政治成熟。只可惜，「政治成熟」迄今在中國不但沒有絲毫進步，而且正在遭遇越來越多的質疑。
雖然張先生對中韓兩國的民族主義所做的比較只占全書的一節，然而，綜觀全書，不難發現，為張先生所讚嘆的那些韓國人的優秀之處幾乎都是出於民族主義情緒。比起韓國來，中國人是顯得狹隘，不團結，自私自利，然而，也正是因此，中國人才顯得比韓國人更符號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中庸的要求的。
這樣，我們似乎也跟着張先生到了全書的曲終奏雅之處：國民性。
張先生說，天底下並沒有「中國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絕症。因此，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種種「缺點毛病」並不可怕。適用於其他民族和社會的方子到了中國，大抵也會藥到病除。但是，如果我們非得堅持「中國特色」的診斷，採取「中國特色」的療法，只在家裡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麼「豬肉燉大棗」、「糖水熬白梨」之類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險了。
換句話說，張先生延續了五四那一代啟蒙思想家的一個基本信念，即國民性是可以通過文化啟蒙實現改造的。然而，朱學勤多次提到，正是這種信念導致了「文革」的發生。「文革」之所以為「文化大革命」，就在於它本身最重要的一點是「靈魂深處鬧革命」，即完成五四所未能完成的任務。同樣背負着啟蒙的潛意識，我不知道，為什麼張先生與朱先生得出的結論卻是如此之不同。
在書中，張先生的憂患意識躍然紙上。然而，憂患意識過於強烈的人往往過於相信自己的理性了，以為自己所知道的是別人所不具備的，所以就總是試圖以一種未免譫妄的啟蒙者的姿態教導其他人。而這一點早在魯迅那裡就已經開始反思了，夏榆的死不僅沒有完成啟蒙的任務，而且成了被啟蒙者們的「血饅頭」。
為什麼會這樣？當五四過去已經80多年，新啟蒙運動也已過去20多年了的時候，我們是該認真地重新思考康德的那個問題了：什麼是啟蒙？
（310006 杭州市浣紗路159號 武孝武）
模式代表了一種發展方向
張曉波
《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試圖回答韓國模式成功的原因
近年來，時常聽見「韓流」一詞，這股韓國風，夾着電影、偶像電視劇、歌曲的威力，把我國觀眾吹得神魂顛倒。VCD套裝電視劇、ASTRO的鳳凰衛視頻道的韓國電視劇場等，更使觀眾們廢寢忘食（在電視機前吃飯，食不知味，是為忘食；校好鬧鐘，凌晨起床看重播，是為廢寢）。「韓流」在中國的風頭正勁已是不爭的事實。安在旭、HOT、NRG、劉承峻、李政賢們在工人體育館、首都體育館、中華世紀壇乃至大江南北高歌狂舞，引來哈韓族們尖聲喝彩；金喜善、張東健、崔真實、沈銀河、安聖基們在銀幕與熒屏空間演繹浪漫的愛情故事，令我們徹夜難眠，揮之不去。
從表面上看，我們似乎又一次陷入了從國外漂來的流行文化的漩渦之中，就好像八十年代初日本的電視連續劇風靡大陸，九十年代好萊塢席捲中國，而現在，新的流行是「韓流」。而且是以更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出現，真讓人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之嘆。那麼，追問一句，為什麼韓國流行文化在今日中國如此走紅？本雅明早就把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定位於一種文化生產，文化是生產系統中的一員，試問今日好萊塢的電影難道不是文化生產？而文化生產背後的現代化圖景又是什麼？—這似乎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張宏傑先生的文化隨筆集《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試圖為我們回答韓國模式成功的原因。
韓國現代化的文化模式
從文化角度看，東北亞6國（中、日、韓、朝、蒙、俄）的現代化道路，從模式上劃分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為「物質強國型」（即「工業強國型」，以俄國為代表），一種為「文化強國型」（以韓國為代表）。韓國以突出文化（包括教育），以文化趨動經濟的現代化道路，走出了與西方及前蘇東國家很是不同的現代化模式，被西方稱之為「第三種工業文明」。那麼，韓國的現代化模式有什麼主要特徵，它與「工業強國型」模式有什麼不同，這種模式具有什麼優勢或劣勢？馬克斯·韋伯所創立的文化學（「韋伯學」）對當代世界最大的貢獻，是發現了國家現代化與文化的關係。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著作中闡述了這樣一個原理，即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都必須有一種「核心精神」（價值取向），作為經濟發展的「動源」，也作為一種「利益驅動」的節制或平衡，沒有這樣一種「精神」，便無法克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那些「發自人本性的欲望」，當然，也就無法實現現代化。「韋伯學」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這也正是「文化」被當代人越來越重視的原因。文化不僅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因，也是國家現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張宏傑先生從文化視角發掘出韓國現代化動力要素中傳統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儘管這並不是張宏傑先生的原創性見解，早在九十年代之初，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就引起了大陸學術界關於「儒家資本主義」的廣泛探討，時至今日，仍舊是學術界一個長盛不衰的熱點。但在《中國人比韓國人少什麼》一書之中，張宏傑先生的討論與論述卻不是空泛而談，張先生詳細舉證了韓國人對傳統文化的保護與發揚，及此種傳統文化在現代化之中的動力因素，最後，他認為：「韓國人向我們證明了，傳統文化和現代化並不是你死我活的關係。傳統文化更主要的不是一個民族前進的阻礙，而是這個民族現代化的重要動力。韓國人告訴我們，一個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須有自己的深厚底氣，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尊重自己的祖先。韓國人向我們說明，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絕不僅僅是物質上的進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豐富和滿足。」我認為，這種由事實舉證，進而達到結論的論證手法是科學且實證的，也是頗能令人信服的。由此，可以進而得出結論，韓國的現代化圖景是一種儒家文化的現代化努力，並是一種成功的努力，儘管韓國的現代化之中仍然存在巨大的問題，但他確實是一種儒家現代化的成功典型。
韓國經驗可能是中國現代化的未來圖景？關於本書模式代表了一種發展方向（2）
在本書的序言中，張宏傑先生就提出了一個頗為尖刻的問題：中國的現代化，應該「學習日本還是學習韓國」？他認為：「日本的社會結構與中國差別很大，而更接近於西歐。中國實行的是官僚統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產。而日本則實行類似於西歐的莊園領主制。日本的長子繼承制，世襲等級制，天皇和幕府兩個權力中心制，武士制度這些特徵，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封建時期的西歐驚人的相似，而與一衣帶水的中國迥然不同。」因此，百年來中國以為的日本經驗其實是不足取的，正因為傳統建制的不同，使得日本經驗無法在中國獲得共融性。對於作者的這一觀點，筆者認為有一定的啟發性見解。
張宏傑先生提出的更重要的觀點是韓國經驗問題，也就是為什麼韓國經驗可能是中國現代化的未來圖景。基於對韓國傳統問題的探討與分析，他認為：「朝鮮在統治集團『一切為了穩定』，『千年萬代享福』的政治目標下，方方面面學習中國，形成了比中國還要牢固和保守的專制社會。這種制度成功地達到了穩定的目標，使李朝維持了近五百年。然而這種體制存在着嚴重的缺點，那就是很難做制度上的變革。由於任何改革都要破壞舊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滿血腥的權力鬥爭，即使面臨外來威脅，國難當頭時也是如此。」正因此，「在西方的衝擊來臨之前，朝鮮社會存在着一切中國社會存在的弊端。惟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頑固。阻礙中國社會前進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鮮拷貝過去，並且發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國現代化路上，韓國無疑是一面最好的鏡子。觀察韓國是如何破除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了解韓國如何把傳統文化中的有益因素與現代化變革的要求結合起來，借鑑韓國在化蛹為蝶過程中的悲歡苦樂，吸取她的經驗，知道她的教訓，對中國無疑是有益的。」平心而論，張宏傑先生的這些論述還是基於儒家資本主義的範疇之中，亦即認為儒家文化能開闢獨立的資本主義，並實現儒家資本主義。正因為日本的傳統文化以及制度模式不在儒家範疇之中，所以日本經驗不足取，而韓國正是比中國更儒家的儒家文化，因此，韓國經驗當為比中國更足取的資本主義範式。有幸的是。張宏傑先生作此論述，並不是空口宏論，他作了很多有益的文化比較研究與及對韓國文化的深入考察，但儒家資本主義的論述是否真正是中國現代化的未來圖景，此一論題尚值得深入論證。
模式代表了一種發展方向
總之，韓國的現代化模式，具有兼收其他模式優點的性質，並能從躋身世界市場後的地位，從發揮自身經濟優勢的角度出發來制定自己的現代化戰略，其中也包括如何發揮傳統文化的優勢。因此，韓國現代化模式不僅頗具特點，也代表了世界現代化中一種高於前兩種，處於優勢地位的思路或模式。當然，我們肯定韓國現代化模式，並不是說它完美無缺，盡如人意，相反，它有許多缺欠，20世紀90年代中期爆發的金融危機證明了這一點。從模式上說，如家族式企業制度、壓制青年及政企垂直領導等，都是弊病。在模式實施中，過分依靠和資助大企業，形成大企業章魚式的發展模式，對大企業過度投資等的結果造成高負債和倒閉等等都是證明。因忽視中小企業，又造成國家經濟基礎不牢固，而且，權威主義的主導經濟又直接造成各種腐敗等等。韓國模式弊病不少，仍需不斷修補完善。在這裡之所以肯定韓國模式，主要是因為韓國模式是世界現代化中「文化模式」的代表，在知識經濟時代來臨之際，這種模式代表了一種發展方向。
（100055 北京市宣武區馬連道路11號一商大廈二層卓越網）
中國人少了什麼
石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