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你身後 - 第2章
丹·西蒙斯
但我覺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就在我準備將《魔鬼在你身後》交給法蘭科的時候，我得知了兩件事：第一，我的第一部小說《迦梨之歌》入圍世界奇幻獎，成為最後六個候選作品之一；第二，藍鳥書店破產了。
「何時姊妹再相逢？」莎士比亞《麥克白》中的三個女巫之一問。女巫有可能說的是人類大腦的三個主要部分。
幾十年前，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腦進化和行為實驗室主任保羅·麥克萊恩提出了人類「三位一體腦」理論。這個理論引發了爭議，先是被認可，後來遭否定，但他提出的解剖學和進化論上的核心證據卻十分明確：我們的大腦是數億年進化的結果，今天我們的大腦由三個主要部分構成：最新發展出來、也最高級的、位於外層的新皮質，只有我們人類、高等靈長目、鯨魚和海豚擁有足夠複雜、足夠多的新皮質；邊緣系統——該部分控制我們的肢體動作——所有哺乳動物和一部分爬行動物都有邊緣系統；隱藏最深的，是爬行動物腦，這一部分早在幾億年前就進化出來了，早期爬行動物和恐龍的大腦中就只有這一部分。
這就相當於，一部iPod的基礎運行組件是一台古老的Commodore
64【11】，而Commodore
64的基礎運行組件是一把鏽跡斑斑的算盤。
爬行動物腦關心的是領地，是儀式和模仿，是打鬥和逃跑，是憤怒、暴力和侵害，是種群內部的等級。
它念念不忘的就是種群內部的等級。
卡爾·薩根提醒我們，「冷血殺手」這個詞十分精確，因為人類的極端暴力行為都是大腦底層的爬行動物腦所驅使的，其背後是充滿攻擊性的等級觀念，以及「要麼殺人，要麼被殺」的緊迫意識。正如馬基雅維利對王子的諫言，如果通過語言和其他高等大腦功能操縱他人失敗，就必須「有意地採用野獸的方式」。
古代希臘人從來沒有夢想過平等和博愛。他們認為，世界處在一刻不停的競爭（agon）當中——沒錯，agon就是agony（痛苦、掙扎）的詞根——世界上的每個人、每種東西都始終處在競爭中，競爭的結果將人和物分為三等：次等、高等，以及同等。
然而，爬行動物腦——我們所有人大腦中都有這一部分，而我們當中精神吸血鬼的大腦則被這部分所占據——卻沒有「同等」這一概念，它只知道「高等」和「次等」。恐龍這樣的原始掠食者就是這樣思維的，所以，如果有必要，它們會殺了你，讓自己進入「高等」之列。
在現代人類的大腦中，新皮質占了總質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但許多證據表明，我們的大部分個人行為——社會行為、政治行為、性行為、官僚行為，以及無休無止的戰爭——都是由爬行動物腦所操控的。
G.
K.
切斯特頓【12】曾寫道：「你雖然或可擺脫不兼容或偶發的規律，但……不要煽動三角形掙脫三邊的捆綁，這只會叫三角形死於非命。【13】」
作為教師（我接受過紐約州教育服務協作機構的培訓，有資格測試、診斷、矯正學習障礙），我曾教過近乎自閉的孩子，以及患有青春型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在我十八年的教學生涯中，我接觸過心智不健全的孩子，包括兩名反社會人格分子。
所有的孩子，特別是年紀不大的孩子，如果讓他們不受干擾地玩玩具，就經常會表現出重複性的行為。在那些精神有殘疾或心智不健全的孩子身上，這種重複性的行為會更嚴重。這在醫學上被稱為「持續重複症」，其表現是不能停下某種行為，比如在眼前揮手扇風，或者不斷搖晃、哼唱。在那些患有自閉症的孩子身上，這種重複性的行為會更複雜，比如，他們必須隨時隨地帶着自製的硬紙板「機器」和繩子做的「電線」，不然就會變得十分消沉。
在自然狀態下，所有孩子的重複性的行為——男孩身上最明顯，女孩身上更隱蔽——都是在對自己進行接納和包容，一旦這種嘗試失敗，孩子就會失魂落魄、孤獨無助。
孩子大腦里的新皮質還在發育之中，這一部分對他們行為的控制力還很弱。
相反，爬行動物腦反而十分活躍。有時候，這部分大腦會驅使他們做出可怕的行為。
蒙田在他的《隨筆集》第十卷中寫道：「……經常，事情是逆向而行的；我們對孩子的喧鬧、遊戲和稚拙，仍然較之他們長大後循規蹈矩的行為更感到興趣，仿佛我們愛他們只是把他們當作消遣，當作小猴，而不是當作人。【14】」
但以專業的眼光觀察，孩子自己玩耍時不像猴子，而更像迅猛龍。
精神吸血鬼是大腦新皮質先天被抑制的進化案例，他們的額葉罕見地發達，導致神經元的自轉軸垂直於物理極性磁場軸，所以他們的大腦成了一種簡陋的全息影像發生器，而不是波前坍塌干擾儀——我們的大腦是後一種情況。換言之，精神吸血鬼的爬行動物腦可以將純粹的意志力「投射」到其他人腦中相對比較被動的新皮質、邊緣系統和爬行動物腦中，儘管目前還不知道這種「投射」是通過電磁波譜進行的，還是某種其他範圍的能量。
精神吸血鬼的大腦雖然也有高等新皮質，但那只是一種附屬物。精神吸血鬼可以流利地說話，或者偽裝出利他主義行為和社交禮儀，但精神吸血鬼（就像反社會人格者）真正關心的，只有打鬥和逃跑、優勢和劣勢、等級和控制。
還有暴力。他們永遠都熱衷暴力。
用暴力將他們的意志強加在你的意志之上。他們活着就是為了操控你。
1986年10月，我去羅得島的普羅維登斯參加第十二屆世界奇幻大會。在此之前，我很少參加科幻或奇幻大會，一方面是因為沒有時間，另一方面是因為囊中羞澀。
1986年，卡倫和我其實也無法負擔從科羅拉多到羅得島的機票，但幾個星期以來，大會相關人士都在「強烈建議」我參加，我的經紀人和其他作家解釋說，這可能意味着我的小說贏得了世界奇幻獎，所以組織者希望我去現場領獎。我之前還從未親自領取過寫作方面的大獎。（我曾經在《迷離境界雜誌》短篇小說大賽中與人共同獲獎，我在電視上看見羅德·塞林的老友傑克·克盧格曼替我從主持人麥克·道格拉斯手上領取了羅德·塞林紀念獎獎狀。頒獎儀式前三十分鐘左右，雜誌社的人才打電話讓我打開電視。大約一個月後，我終於收到了郵寄回來的獎狀，但獎狀包裝得不好，鍍金邊框的一邊都被撞掉了。因為長時間暴露在陽光下，獎狀上評委的簽名也都看不清了。這些評委是：哈蘭·埃利斯、卡羅爾·塞林、羅伯特·布洛赫、理查德·馬西森——其中三人被我奉為寫作偶像）
1986年10月，我們想去普羅維登斯，但我們無法負擔兩個人的費用。於是，儘管非常不情願，但卡倫只好同四歲的簡留在家裡，我則請了一天假，飛到那裡參加周末舉行的活動。
我將《魔鬼在你身後》的終稿帶在身上，它比我的行李箱還重。
藍鳥書店破產之後，我的手稿——儘管藍鳥里沒有一個人讀過——成了藍鳥的「資產」，被打包交給了債權人，就像辦公家具和打字機一樣。我寧願相信，吉姆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給包括《魔鬼在你身後》在內的未能出版的文學資產尋找新東家。
總而言之，一個大出版社——現在姑隱其名，原因很快就會揭曉——得到了尚待出版的《魔鬼在你身後》。我的經紀人安慰我這是好事，因為大出版社的印量會更高，發行也會更好。他還告訴我，參加世界奇幻獎的頒獎宴會對我來說是一次機會，我可以認識我的新出版商——更重要的是，認識我的新編輯。
一念及此，我就十分興奮。法蘭科是《迦梨之歌》的出版人和臨時編輯，但他的編輯和修改很少很潦草。當然，這主要是我的責任。1986年之前，我發表的都是短篇小說，與我搭檔的都是十分優秀的編輯，比如《全知》雜誌的埃倫·達特洛，《阿西莫夫科幻雜誌》的肖娜·麥卡錫。但我還沒有同圖書編輯合作過，我很期待能有這樣的經歷。
到了普羅維登斯之後，我仍然不相信《迦梨之歌》真的能獲獎，儘管活動舉辦者是那麼急切地要求我到場。在世界奇幻獎的歷史上，還沒有處女作能得獎。何況，同時被提名的作品全都來頭不小，有克萊夫·巴克的《詛咒遊戲》、彼得·凱里的《騙子》、麗莎·戈爾茨坦的《夢想年代》、保羅·黑茲爾的《冬王》，以及安妮·賴斯的《吸血鬼萊斯特》。《迦梨之歌》只出版發行了幾千本精裝書，又有幾個人會真的讀過呢？
不過，無論能不能得獎，只要能見到我的新編輯，將《魔鬼在你身後》的完整手稿交給它的新主人，也就算不枉此行了。
頒獎宴會舉行前一天，我和我的編輯在普羅維登斯比爾特莫酒店的酒吧中見面了。我之前已經見過了我的新出版商，對他很有好感。
我還記得我吃力地搬出裝手稿的大箱子的樣子。那一幕像極了斯波爾丁·格雷那部令人又哭又笑的獨角戲電影《箱中怪物》。電影裡，他的桌上也擺着一隻大箱子，裡面裝着他永遠都寫不完的小說。
我的新編輯是個女人，剛滿二十一歲，剛被出版社任命為「恐怖小說」部門的主編。我也姑隱其名吧。
在普羅維登斯比爾特莫酒店的酒吧中，我頭一個小時幾乎沒有說話。我的新編輯問我除了寫作還幹什麼，我告訴她我的職業是教師，還介紹了正在進行的APEX項目。
「哦，天才/神童培訓項目啊。」她輕蔑地揮了揮蒼白的手，「我參加過很多次。」
我解釋說，我們從不給任何孩子貼「天才」的標籤，只是為他們提供學習能力超前的孩子需要的諸多領域的高水平指導。
「我很小的時候，他們就告訴我母親我是個天才。」我的編輯又揮了下手，「但我們天才知道自己是天才。」
我不回應，只是聽她說。「我不會做被動的編輯，」我的新編輯說，「我也不會做好好先生。我們會把這看成是你的第一本小說。你會收到我寫的詳細修改意見，每一頁都是單倍行距。我不會漏過任何一處改動。」
「太——」我說。我本來還要說「好了」兩字，但我剛說出一個「太」，就又得聽她說了。
「我會在我們公司締造一個恐怖小說的新王朝，」我的編輯說，「或者說帝國。我將把整個行業的水平提升到新高度。我還沒有讀你的這本書，我們還沒有買你的這本書，但通過我的編輯，它會達到我們的標準，否則根本就進不了待出版名單。」
「太——」我說。
「我知道，你的這本書……有點兒像是剽竊了羅賓森【15】的《念控力》的創意……但我不相信這個設定撐得起那麼長的故事。」她向我的大箱子投去惡意而挑剔的目光。
我沒有接話。
「總之先看它能不能改出來吧。」她說。然後我只是默默地喝可樂，聽她講述她讀書時參加的天才培訓項目，以及她在出版業迅速成名的傳奇經歷。
第二天，《迦梨之歌》贏得世界奇幻獎的時候，我的妻子卡倫竟然出現在了晚宴上。原來，在我走後，她找她哥哥借錢買了機票。當主持人宣布《迦梨之歌》獲獎時，我很開心她能在場。
下面我要寫的東西，可能會讓卡倫掄拳打我。
我給自己定了一個規矩，絕不寫別人的負面形象（尤其是女人的），即便在小說中也不寫（除了個別大反派）。我知道，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對自己的面貌、體重都無能為力，還會不時穿錯衣服。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證明。
然而，在1986年的那場頒獎宴會上，和我們坐在一起的新編輯卻真的很奇葩，她的奇葩着裝暗喻了我以後十八個月的生活——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一段時期——所以我覺得有必要講講她有多奇葩。
我的新編輯又矮又胖，而且非常非常蒼白，這些都無關緊要。但她那天下午的穿着實在讓人無語。她只穿着黑色比基尼小內褲和黑色胸罩，沒有穿其他內衣。我之所以看得到這些，是因為她的「長袍」不過是菱形大網眼黑色連體絲襪，讓我不禁聯想到漁網。我小時候和父親去伊利諾伊河或明尼蘇達州的湖泊上捕魚時，用的就是這種網。（有一次，我抓住的一條大鰻魚大網眼中溜走了，但我沒有發現，因為我覺得自己網到了一條大蛇，嚇得轉身就朝反方向全速逃跑。爸爸一把拽住我的皮帶，把我甩回了船上，而那條鰻魚已經穿過網眼溜回河裡了）
總而言之，連體絲襪這種服裝穿在身上，本來就讓觀者很不舒服，而她那天穿的這套又太小了，渾身上下的菱形網眼裡都是鼓出來的白花花的肉。成年之後，為了避免成為最性感的怪胎，我學會了與女人保持禮貌的目光接觸，不管對方的長相或穿着如何。但她這身黑色網眼蜘蛛網「長袍」讓我着實不忍直視。這身穿着根本談不上性感。我的新編輯看上去就像是被纏進了蜘蛛網裡。蜘蛛網不斷收縮、閉合、勒緊、擠壓，似乎要將它的獵物置於死地。我當時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穿這身肯定很不舒服吧。
後來我才知道，她當天那身黑網是一個比喻。這張網網住的不是她，而是我。在未來的十幾個月里，這張網將纏在我身上，越勒越緊。
卡倫和我那年秋天從普羅維登斯回來之後，我告訴她，我的書稿將面臨大規模的編輯和修改。我們決定，我將盡其所能地協助編輯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
1987年1月開學後，那個學期，我每天仍然要花很長時間為APEX項目工作，但每天的最後幾小時，我可以去拜訪由我們監督其項目進展的十九所學校中的一所或幾所，所以我可以每天只坐班半天——當然，這也意味着，我的收入會減半。雖然我每天仍然有八小時、每周仍然有八十小時為APEX項目工作，但在工作日的下午，我可以抽出幾個小時出來。我的新出版商和編輯將在1986年聖誕節前把修改建議反饋給我，我打算用擠出來的這幾個小時處理他們的反饋。
說實話，我收入減半後，卡倫和我的生活將十分拮据——我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依然是我的工資，我們還有一個四歲的女孩要養，房貸也才剛還兩年。當初我們之所以敢於貸款，就是因為我們覺得寫小說可能會提高收入。何況我們還被告知，如果我的修改令新編輯滿意，就能拿到剩下一半預付金的一半，並在出版之後拿到另一半——儘管我的書離出版那天似乎還遙遙無期。
於是，我做出了令教師同事和學區管理者驚訝的舉動：拿着一半的薪水，卻幹了百分之九十該乾的工作，為的僅僅是每個工作日下午能抽出兩三個小時來。我的編輯承諾說，她的「詳細修改建議」將在感恩節前發給我。
可是，1986年的感恩節前，我並沒有收到她的建議，直到聖誕節都沒有。
我繼續拿着一半的薪水干着全天的活兒，望眼欲穿地等着。
直到1987年的復活節，她的修改建議都不見蹤影。四月過去了，五月上旬也過去了。我仍在等待。
就在正常學年就快結束的時候（這一學年，我只拿了一半的薪水，但幾乎幹完了全部工作），我的編輯的信件終於雪片般飛來（那時候還沒有電子郵件這種東西）。
她兌現了承諾——她的信寫了很多頁，全是單倍行距。第一份修改建議信長達十六頁。
但我幾乎無法理解她的修改建議。它們是相互矛盾的。我很快就明白，她的主要意圖是，《魔鬼在你身後》必須大幅縮減字數，我當然知道出版商提出這種要求的原因。這本書太長了，很不適合出版。不過，我大概就在那時同羅伯特·里克·麥卡蒙談了談——他的暢銷恐怖小說《天鵝之歌》也是大部頭——里克說，一本書只要上了五百頁，其單位成本就會降下來。他說出版商只是習慣性地對大部頭持謹慎態度，除非是斯蒂芬·金寫的（就連金，出版商也讓他把《末日逼近》刪了六萬字）。
不管怎樣，我硬着頭皮開始刪改《魔鬼在你身後》，同時儘量完整地保留本書的靈魂。但這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這邊還沒改完，她那邊又寄來了二十頁的修改。這一次，我的編輯告訴我：「刪掉大屠殺的情節。這同故事核心沒有關係，只會拖慢情節。」
同故事核心沒有關係？
在我看來，大屠殺這部分就是小說的核心。
自從高中以來，我就對大屠殺倍感興趣——就算說「着迷」也並不過分。讀大學的時候，我曾查閱德語文獻，對特別行動隊進行了獨立研究。這支隊伍的大部分成員是前警察、公務員，甚至還有教師，負責對東線的猶太人進行集體槍決。
現代發達國家的一群文明程度應該最高的人，為什麼會變得如此野蠻殘暴？
德國將現代工業國家的力量同行政和技術手段結合起來，用於達到種族滅絕的目的，這就是大屠殺。在我看來，大屠殺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對邪惡的登峰造極的崇拜。毫無疑問，大屠殺是二十世紀最慘痛的歷史教訓。
它也是《魔鬼在你身後》的內涵、血肉和靈魂。「刪掉它。」我對編輯解釋的時候，她斬釘截鐵地說。
那年夏天，我都在改寫、刪減《魔鬼在你身後》，在不傷害或閹割小說精華的前提下平衡編輯的出版要求和我的創作理念。但無論我怎麼做，我的編輯都不滿意。苦苦掙扎九個月後，我感覺自己落入了一張越縮越緊的蜘蛛網中。
編輯的修改建議紛至沓來。
到1987年夏天，我收到的最新修改建議是：「分成兩本書重寫。」
但我做不到這一點。分拆為上下冊的做法會顯得太做作，就像我之前看過的那種古老的星期六系列電影，總是故意留一個所謂的懸念。我做不出這樣的事。
1987年夏天結束的時候，我的職業生涯遭遇了新的轉折。為了表示「所有的教師都是可以交換崗位的」「不需要天才來教育天才兒童」，校區管理者宣布，他們將把APEX項目的設計者/課程編寫者/協調者/教師調回針對普通學生的教學中，然後隨機挑選他們的繼任者。
我熱愛教學。我也熱愛針對普通學生的教學。但我知道一個校區管理者不知道的小秘密：教育天才兒童（以及為他們編寫合適的課程）確實需要天才。APEX是我當時從事過的最富創造性和最成功的項目，而一旦那些沒有能力或意願為APEX項目奉獻時間和創造力的老師接手負責，這個項目的生命力就終止了。
於是，卡倫和我做出了我們生命中也許是最危險也最大膽的決定：我將辭去教職，全職寫作。不錯，和一年前一樣，《魔鬼在你身後》依然沒有被出版商接納，那六千五百美元也依然是鏡花水月。而且，為了取悅我那難以取悅的編輯，我不得不經常重寫，從而無法着手創作別的長篇小說，甚至連寫短篇小說的機會也少得可憐。但如果我全職寫作的話……
這是個瘋狂的決定。但我們還是邁出了這一步。那年秋天，自從1953年去上幼兒園之後，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沒有在九月去學校。實事求是地說，與學校的分別讓我的心靈備受創傷。
時間進入九月和十月，我依然在等待明確的修改指示。我漸漸意識到，我的新出版商對《魔鬼在你身後》根本就沒有興趣。他們沒有將其列入出版計劃，沒有支付預付金，他們只是將其作為欠他們債的破產了的短命出版社的一份資產接收過來。我的那位在過去十四個月里寄來如此之多（無法理解、無從着手的）單倍行距修改信的編輯也對《魔鬼在你身後》沒有多少興趣。她的工作是重塑整個恐怖小說行業，將她的出版社打造成這個行業的傑出承包商，而不是「修改」由名不見經傳的作家創作的這部冗長而凌亂的作品。
1987年10月下旬，我陷入了恐慌。雖然兩個多月前學校就開學了，但我還是飛到馬薩諸塞州——這是少數幾個認真對待天才/神童培訓計劃的州之一——在波士頓地區尋找一份天才/神童培訓計劃協調員的工作。這種工作的競爭異常激烈，參與競爭的老師和行政人員往往都有博士學位。
我拿到了波士頓附近地區的三份錄取通知書，但我最終選擇返回科羅拉多。卡倫和我認為，既然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獲得比之前的教職更好的工作，那我就應該暫時放棄登上這艘救生船，轉而集中精力促成《魔鬼在你身後》的出版，並創作更多長篇小說。
我們開始靠微薄的積蓄和教師退休金度日。我還記得，那年初冬，我在密蘇里和紐約的教師養老金賬戶里發現還有幾百美元之後，我們跳着舞大肆慶祝了一番，就像又賣出了一部小說一樣高興。
毫不誇張地說，我們已經在寅吃卯糧了。
1988年初，在我同我的編輯相識十八個月之後，她給我提出了最後一條修改建議：「保留《魔鬼在你身後》這個書名，把其他的都推倒重來。」
我受夠了。
我浪費了一年半時間來修改小說，損失了一半的教師薪水，還放棄了正式的工作，結果卻一無所獲。
我給我的經紀人理查德·柯蒂斯打了個電話，說我想從這個出版商手裡將我的小說買回來。我當時沒有錢，我打算賣掉房子，把小說買回來，然後……
理查德解釋說，我用不着賣房子。他會去同這個出版商磋商贖回《魔鬼在你身後》，爭取讓他們同意，在我找到新的出版商買這本書之後，再償還他們預支的一萬兩千五百美元。
我暫時鬆了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