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第3章
吳曉波
如果說，鄧小平在年末的訪日頗有點「招商」意味的話，那麼，歐美的企業主也明顯嗅到了中國變革的氣息。特別是早在1972年就與中國恢復了正常關係的超級大國美國，它那家最著名的公司——可口可樂公司很早就把它的臨時辦事機構設在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飯店裡。當時在中國主管事務的是可口可樂亞太分部的一個叫亨達的美國中年人，接觸過他的人都記得他有一頭鐵灰色的頭髮。12月17日，中美雙方發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宣布「中美雙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第二天，亨達與中國糧油集團簽署了一份合同，獲准向中國出售第一批瓶裝可口可樂。根據當時的協議，可口可樂公司獲准以補償貿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辦法，向中國主要城市和遊覽區提供可口可樂制罐及罐裝設備，在中國設立專廠裝罐裝瓶，並在中國市場銷售。在罐裝廠建立之前，從1979年起，由中糧公司採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銷售可口可樂飲料。合同是在外貿部大院（與北京飯店斜斜相望，僅隔着一條長安街）簽訂的。外貿部長李強在批覆中加了一條：「僅限於在涉外飯店、旅遊商店出售。」儘管合作的姿態是審慎和小心翼翼的，但是可口可樂總部顯然是非常滿意的，因為幾乎所有人都知道，水閘一經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
▲第一批到達中國的可口可樂
美國和可口可樂的速度讓人嫉妒，似乎沒有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對打開國門的中國感興趣。當時的國際環境是，美國剛剛從越南戰爭中抽身，無力再干預其他地區事務；蘇聯也因為要插手阿富汗而無暇他顧，冷戰局勢處於低潮。在經濟方面，西方國家剛剛從經濟蕭條中走出，空閒資金較多，急需擴大海外市場。4月，國務院主管經濟的副總理谷牧率中國代表團出訪歐洲各國，所到之處，官員和商人都表現了願意同中國發展經濟合作的強烈意向。在和法國總統德斯坦會談時，法國駐華大使對谷牧說，「聽說你們要搞120個大項目，我們法國很願意有所貢獻，給我們10個行不行？」在聯邦德國，巴符州州長說可以貸款50億美元給中國，馬上可以簽字；北威州則表示100億美元也問題不大。這些資訊都刺激着中國領導人對引進持積極態度，因而形成了加快擴大對外引進的思想。9
6月22日，鄧小平在同餘秋里、谷牧等人的談話中指出，同國外做生意可以做大一點，搞它500億，形勢不可錯過，膽子大一點，步子也可以大一點。不要老是議論，看準了就干，從煤礦、有色、石油、電站、電子、軍工、交通運輸一直到飼料加工廠，都可以儘快開工。10一個不太為人所知的事實是，根據鄧小平的這段講話，中央政府曾經策划過一個龐大的10年引資計劃，計劃引進600億美元的外資，大大擴大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武器產品的生產，其中包括了120個大型項目，如礦山、鋼鐵聯合企業和石油化工設備。哈佛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日後評論說：「該目標不切實際，一年左右就不得不大幅度降低。許多與國外簽訂的合同被迫取消或推遲，因為中國缺乏付款能力。」這裡隱藏着一個事實，那就是，在改革開放的初年，鄧小平曾經嘗試用「巨額資本密集投入」的方式來迅速地拯救中國經濟，這仍然是一種強有力的國家經濟運動，與毛澤東發動群眾搞經濟的方式不同，鄧小平這一次是試圖借用資本主義的錢來造「中國大廈」。不過，他的這個浪漫藍圖很快就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在發現這一計劃無法實現的第一時間，鄧小平就迅速地改變了戰略，他開始把重點放在上萬家國有企業的改造上，期望通過對它們的放權改造激發出生產的積極性，與此同時，他還在地理位置比較偏遠、國有經濟實力不強的南方進行特區試驗，用窗口效應來吸納國外資本和技術。
領導人的這種急迫心態，一層層地很快感染到了各級經濟幹部那裡。中國第一次引進外資的熱潮在這一年的下半年突然掀起。彭敏在他主編的《當代中國的基本建設》11一書中披露，1978年，全年簽訂了78億美元的外資引進協議，而其中有一半左右金額是12月20日到年底的短短10天裡搶簽的合同。
1978年8月，主管汽車行業的第一機械部向美國的通用、福特，日本的豐田、日產，法國的雷諾、雪鐵龍，德國的奔馳、大眾等著名企業發出邀請電，希望它們能夠來考察中國市場。很快，反饋回來了：繁忙的豐田公司以正在和台灣洽商30萬輛汽車項目為由婉拒，傲慢的奔馳公司則說不可能轉讓技術，除此之外其他公司都表示了興趣。
第一個來的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10月21日，通用派出由湯姆斯·墨菲帶隊的大型訪問團來洽談轎車和重型汽車項目。後來出任副總理的李嵐清接待了他們，在這次洽談中，墨菲第一次提出了「合資」的概念。他說：「你們為什麼只同我們談技術引進，而不談合資經營（joint
venture）？」
李嵐清後來對中央電視台記者回憶，儘管中方人員懂得一些英語，知道「joint」是「共同或共擔」，「venture」是「風險」，連在一起似乎應當是「共擔風險」，但對它的確切含義並不清楚。於是墨菲就讓他手下的一位經理向中方人員詳細介紹了「joint
venture」的含義：就是雙方共同投資，「合資經營」企業。這位經理還介紹了合資經營企業的好處，怎樣搞合資經營，以及他們與南斯拉夫建立合資經營企業的經驗等等。
這位經理介紹以後，墨菲還補充說：「簡單地說，合資經營就是把我們的錢包放在一起，合資共同辦個企業，要賺一起賺，要賠一起賠，是一種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說得通俗一點，合資經營就好比『結婚』，建立一個共同的『家庭』。」
聽了這番介紹後，李嵐清感到新鮮有趣，會後，李嵐清當即將談判做成簡報，上報給國務院和中央政治局，鄧小平批示：合資經營也可以談。12
有了鄧公的批示，第一機械工業部（以下簡稱「一機部」）與通用的談判進度立即加快。第二年的3月，一機部組團赴美與通用進行合資經營的談判。但意外的是，通用的董事會最後竟否決了董事長墨菲的這個合資提議，通用進入中國的步伐戛然而止。這家全球最大的汽車公司要在將近20年後的1997年才在上海打下它的第一根樁。而彼時，德國大眾已經在中國賺得盆滿缽滿了，大眾汽車的年銷量達到50萬輛。
幾乎就在通用汽車董事會對中國說「不」的同時，一批德國汽車專家考察上海，他們開始與上海的領導人談大眾汽車合資的項目，這個談判一直談了整整十年。中國方面在談判中唯一的堅持是：大眾汽車必須國產化。當時隨大眾公司來華的一行人中，有一位德國《明鏡》周刊的記者，他在考察了手工作坊一般落後的中國廠房後，略帶嘲諷地說：「大眾汽車將在一個孤島上生產，並且這裡幾乎沒有任何配件供應商。中國車間裡的葫蘆吊、長板凳、橡皮榔頭，都是我爺爺輩的生產方式。」當時，幾乎每一個到現場考察的德國人都不相信上海汽車製造業能在短期內改變如此落後的現狀。他們發現，在中國找不出一家零部件生產企業能與桑塔納汽車配套，甚至沒有一條生產線不需要改造。能用上的，只有輪胎、收音機、喇叭、車外天線和小標牌，而即使把這些零碎的東西全部加起來也只能占到零部件總量的2.7%。
儘管有抱怨和擔憂，但是中國接納世界和世界進入中國的熱情卻越點越熱。
這一年，一切似乎都已經水到渠成：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領導層得到了管理國家的領導權；在隨後的科學大會上確定了現代化建設的主旋律；在5月的「真理標準大討論」中，啟動了一場思想解放的運動，改革的思想取得了主導權；出訪日本及一連串的外資談判，讓沉重的國門一點一點地打開；11月，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場革命行動，「文革」期間受到迫害的革命家和群眾得到承諾將很快平反。就這樣，變革每天都在發生，中國的未來走向似乎日漸清晰，在年底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國當代史上最重要的會議之一——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
這次會議的唯一議題是，「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與此相關，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重新確立了黨的組織路線，反對突出宣傳個人，審查和解決了歷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這無疑是一次十分具有象徵意義的會議，它意味着從此開始，「政治生活」已不再成為中國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中國重新回到了世界和平競爭的大舞台上，這個經歷了百年激盪的東方國家將以經濟發展的方式走向更遠的明天。因而，儘管在兩年前，執行極左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直到兩年後的這一天，中國才真正進入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13
在全會結束的兩天後，一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工程在上海開工了。12月24日，日後成為中國鋼鐵業支柱的寶鋼公司在上海北郊的一片海灘上打下了第一塊基石，國務院批准國家計委、建委等部門報告，決定從日本引進成套設備，在上海寶山新建一個年產鐵650萬噸、鋼670萬噸的大型鋼鐵廠，總投資214億元，其中外匯48億美元，國內投資70億元人民幣。媒體對寶鋼的定位是——「我國第一個新型的、現代化的大型鋼鐵基地」，很顯然，它代表了當年度中國政府經濟發展和引進外資的最大舉措，舉國上下對之的期盼可見一斑。
▲12月24日，寶鋼打下第一根樁
1978年實在是一個如此遙遠而模糊的從前。那一年，美國頒布了《破產改革法》，在此之前，即便是這個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在企業破產方面也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法律闡述（中國將在五年後出現第一家破產企業）。那一年，偉大的微軟公司才剛剛兩歲，比爾·蓋茨決定給自己發工資，他鼓足了勇氣對合伙人說，「我今年的年薪絕對不能太低，它應該是1.6萬美元」。那一年，福特汽車公司的傳奇總裁艾柯卡被亨利·福特出於嫉妒而開除了，時年54歲的他轉而受聘於瀕臨破產邊緣的克萊斯勒公司，六年後他竟奇蹟般地使其扭虧為盈，並將公司的年盈利提升至令人咋舌的24億美元，他成了美國英雄，也成了中國企業家最早崇拜的偶像之一。那一年在美國芝加哥，世界上的第一個移動電話通信系統悄然開通了，很多人都不看好這項新技術，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會是全球化信息時代的開端。
1978年的中國與世界，彼此是那麼的陌生，而它們各自面對的生活和話題又是那麼的遙遠。當美國家庭的電視普及率已經超過70%的時候，在一向不苟言笑的《人民日報》上，才第一次出現了與電視機有關的漫畫。7月份，在這家報紙上出現了第一個廣告，從10月開始，還偶爾會刊登中央電視台的節目預報。政府呼籲人民要節儉辦事，特別是看到廢棄的水泥包裝袋一定要把它回收利用起來。一個北京人到上海，發現當地的書店居然在「開架賣書」，他覺得十分新鮮，便給報社寫信，希望在全國推廣這種好辦法。
「如果在1978年，我們就清楚地知道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居然差那麼遠，我不知道我們是否還有追趕的勇氣。」日後有人曾經這樣小心翼翼地求證。
的確，你會發現，在一開始，中國與世界似乎生存在兩個完全不相干的時空中，它們有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思維方式、話語體系和發展脈絡，要找出兩者之間的相通點竟是那麼的困難。但是漸漸地，你會發現它們開始出現奇妙的逼近，再逼近，許多年後，它們終於真正地融為一體，難分彼此。
1978年12月26日，西方的聖誕節期間——中國大概要過15年才開始有人將此當作節日。第一批50名赴美留學的訪問學者在夜幕中乘飛機離開了北京，他們年齡最小的32歲，最大的49歲，學期為兩年。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特別在臨行前接見了他們，全國科協主席周培源及教育部副部長李琦親自到機場把他們送上了飛機。
這是一個開始。據英國《觀察家報》披露，中國已請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和日本分別派出500名留學生，而美國則被希望接納5000人。《觀察家報》說，「這些年輕人不僅將充分地接觸英語，而且要接觸一切民主政體下的東西，從炸魚條到帶髒字眼兒的政治評論。他們不久就會認識到，雨果和狄更斯早就死了，他們一直被灌輸的那個景象悲慘的英國可能需要重新畫了。而這一切，對他們，以及對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又意味着什麼？」
很顯然，這是一個真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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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前的中國格局可能是最糟糕的局面。」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教授陳志武這樣評論說，它在某種意義上是經濟學界的一個共識。
1978年之前的中國是十分純粹的計劃經濟成長模型。在1952年前後，中國對私人資本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清理，所有的私人企業在這段時期內收歸國有。此後直到1978年，中國境內所有的企業都為國營或集體所有制企業。所有的物資生產和分配全由國家來調控，當時的年度計劃會議要開幾個月，擔任過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綜合司司長的朱之鑫回憶說：「那時候搞計劃可以說像騾馬大會，非常的厲害。你比如說一個煤礦，我採掘多少煤，需要多少坑木要報上來，坑木怎麼辦呢？我又要去林業部門看它有多少木材，採集這個可以分給煤炭行業多少，然後再到鐵路部門跑運輸，就這樣做計劃。」很顯然，這是一整套非常嚴密的計劃生態鏈，它在一個高度集中、全面封閉的體系內運行，全國的企業就像一個個車間，國務院總理相當於廠長，計劃委員會則是一個調度室，計劃點菜，財政撥款，銀行數錢，看上去是那麼的井井有條。但是，這種計劃經濟對效率的排斥和漠視卻已經是一件不需要來論證的事情了。
整個國家的產業布局以重工業為絕對優先。在1953～1979年期間，重工業增長相比於輕工業增長的領先係數達到1.47，甚至在一段時期竟高達6.00。出於政治目標和國家生存戰略的需要，軍工產業被放到了最首要的地位上，鋼鐵、石油等重工業則與之配套，因此，重工業的產品並非像正常經濟的運行體制那樣流入國民經濟的擴大再生產循環之中，這直接造成了輕工業及國民生活必需品生產的嚴重短缺。人們購買糧食、日用品等都需要憑限制性的票據供應。
此外，全國企業的布局也很不合理。為了免於在戰爭中處於被動地位，工業企業並沒有被放置在處於經濟地理優勢的沿海地區，而是採取了放置內地也就是大後方的策略。由於重要的工業企業都被設置在交通成本高昂的山區，並不計經濟合理性而分散在廣泛的地區，從而喪失了規模優勢，使得經濟效率非常低下。
在金融體系上，1978年前的中國，只有一家銀行，沒有保險公司及其他任何金融性企業，國營企業存款和財政存款之和為1089.9億元，占銀行存款總額的83.8%。國家是儲蓄主體，也是投資主體，因而不需要金融中介。國有固定資產投資主要來自財政撥款，銀行貸款主要作為流動資金。
1978年以前，中國是一個封閉自守的經濟體，與世界經濟體系基本「絕緣」。高度集中的經濟列車在運行了20多年後，終於在20世紀70年代末陷入了空前的泥潭。從1958年到1978年，20年間中國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元，農民則不到2.6元，全社會的物資全面緊缺，企業活力蕩然無存。
1979 新的轉機和閃閃的星斗14
我的時代在背後，突然敲響大鼓。
——北島：《崗位》，1979年
1979年，一個在芝加哥大學研究制度經濟學的香港青年學者張五常到廣州遊歷。
他是一個很善於從細節里發現真理的人。在住的酒店裡，他見到兩個女工每天都在幾百方尺大小的地上掃樹葉，這似乎就是她們的全職工作；同時，修補牆上的一個小洞需要三個人——一個人拿着一盤灰泥，另一個人將灰泥往洞裡塗，第三個人則在旁指着那個洞；早餐的供應只有一個小時，但在半小時之後，已經沒有人工作，20多個年輕的女服務員聚在餐廳的一角，任意閒聊。一位土木工程師聲稱他知道有關送中國學生到美國念書的手續，但他供給的資料卻完全與事實不符；即使是廣州的高級官員，對簽證與護照的分別也不清楚；被委派來與香港商人進行商務談判的人「無知透頂」，使一切洽商都白費力氣；更有甚者，中國官員的職銜五花八門，外國人要憑幹部的到場先後來辨別他們的官階高低。
這位青年學者因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現代化不管走哪一條路，都會遇上一個極大的障礙。以其他國家的標準來衡量，整個中國也找不到幾個45歲以下，稱得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結果就出現了一群散漫的勞動人口和無知的官員。在這方面所造成的障礙，會較一般人所說的外資外匯問題，遠為嚴重。」15
▲3月，皮爾·卡丹走在北京大街上
1979年1月，56歲的香港商人霍英東開始與廣東省政府接觸，他提出要在廣州蓋一家五星級賓館——白天鵝賓館，他投資1350萬美元，由白天鵝賓館再向銀行貸款3631萬美元，合作期為15年（以後又延長5年），這是建國後第一家中外合資的高級酒店，也是第一家五星級酒店。後來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的霍英東回憶說：「當時投資內地，就怕政策突變。那一年，首都機場出現了一幅體現少數民族節慶場面的壁畫16，其中一個少女是裸體的，這在國內引起了很大一場爭論。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這幅畫還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較踏實。」
霍英東建酒店，首先面臨的就是計劃體製造成的物資短缺問題，「一個大賓館，需要近10萬種裝修材料和用品，而當時內地幾乎要什麼沒什麼，連澡盆軟塞都不生產，只好用熱水瓶塞來替代。更要命的是，進口任何一點東西，都要去十來個部門蓋一大串的紅章」。後來，被折磨得「脫去人形」的霍英東終於想出了一個絕招，他先把開業請柬向北京、廣東及港澳人士廣為散發，將開業日子鐵板釘釘地定死了，然後，他就拿着這份請柬到各個環節的主管部門去催辦手續，這一招居然還是生效了，工程進度大大加快。1983年2月，白天鵝賓館正式開業，當日酒店湧進了一萬多個市民。
跟霍英東相比，法國人皮爾·卡丹受到的歡迎程度似乎要更高一點，3月他來到了中國，他是第一位來到這裡的國際級服裝大師，這位兼具藝術家和商人雙重氣質的法國人率領12個服裝模特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舉辦了一場服裝表演會。
當日中國，涌動街頭的還是一片「藍色的海洋」，當時的流行服裝是有着肥大的袖口、帶着油膩的棉大衣。然而，細心的人不難發現，愛俏愛美的姑娘們已經披起粉紅色紗巾或在灰藍色罩衣下擺露出花布內襖。有一張美聯社記者拍到的照片保留到今天：皮爾·卡丹穿着一件黑色大衣，雙手插在上衣口袋裡行走在北京的大街上，他的左前方一個拎着皺巴巴皮袋的老年農民轉頭好奇地張望這個長相奇異的洋人，他的帽子和對襟棉襖與皮爾·卡丹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儘管很彆扭，但是兩個世界總算走到了一起。服裝表演會的入場券被嚴格控制，只限於外貿界與服裝界的官員與技術人員參與「內部觀摩」。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臨時搭起的一個「T」型台上，八名法國模特和四名日本模特的颱風流暢自然，表現出一種隨意性。穿梭往返的男女模特彼此眉目傳情，勾肩搭背，表現出當時被中國人視為頗不莊重的親密。
在後台更衣處，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細心的中國人扯了一塊大篷布，把房間一分為二，原因是模特有男有女，表演服裝又貼身，男女混雜，諸多不便。但皮爾·卡丹卻固執地要把篷布撤掉，「我們一直是男女模特在一個房間裡換衣服，這沒有什麼不方便的。作為一個服裝設計師，要像外科醫生一樣，了解我的模特的形體。對不起，請把篷布拿掉，這是工作。」中方的接待人員面面相覷，最後還是聽從了大師的意見，但這個細節作為「紀律」絕對不能走漏風聲。
作為一個浪漫的藝術大師，皮爾·卡丹對他在中國大陸掀起的衝擊波非常滿意——從這一年到1994年，這個法國服裝師前後來了中國20次。在此後的20年裡，他一直為那次表演會而感到萬分的慶幸。因為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皮爾·卡丹」是中國消費者心目中知名度第一的外國服裝品牌，它一度還成為高檔服裝和奢侈消費的代名詞。「先入為主」的品牌效應，在它身上得到了最極致的體現。
1979年對中國來說，是經濟細胞的復甦之年，各種現代經濟的元素開始被一一啟動和復用。
中國政府成立了外匯管理總局，全面管理人民幣和外匯的交易業務；3月，中國企業管理協會成立，中國中央電視台則組建了廣告部，20年後它將成為中國最強勢的廣告播出商。5月1日，北京烤鴨店的和平門分店開張了，它的建築面積有1.5萬平方米，餐廳使用面積近4000平方米，內設各種規格宴會廳40餘間，全店可接待2000多位賓客同時就餐，是全世界最大的烤鴨店。而最新鮮的是，這個店恢復了「全聚德烤鴨店」的金字招牌，開業於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全聚德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烤鴨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它跟全國所有的老字號一樣都被當成「四舊」給廢棄掉了，現在，它的復出很清晰地傳達了一個信號：老字號們都可以復活了。
在上海，一些老工商人士和部分境外公民以民間集資方式創建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辦愛國建設公司」的企業，它後來被認定為中國第一家民營企業。第一家廣告公司也在這個有着百年商業傳統的城市出現，在3月15日的《文匯報》上刊出了第一個外國品牌的廣告，捷足先登的是瑞士的雷達牌手錶，同一天，雷達表還在上海電視台播出了第一個電視廣告，由於時間和操作上的原因，這條廣告片甚至是用英文解說，只是配上了中文字幕，雖然當時中國懂英文的人並不多，但是在3天內，到黃浦區商場詢問這個品牌手錶的消費者超過了700人。
在廣州等地則出現了一些服務公司，旅遊業也開始起步，報紙上開始討論賓館是不是也可以進行企業化管理。國民經濟開始向輕工業轉型，國務院出台了鼓勵輕工業發展的文件，在稅收、招工等六個方面進行適度的傾斜。在上海，一個鋼鐵廠把自己的廠房轉讓給了上海服裝公司，國營企業之間的這種產權轉讓在當時是一件很轟動的新聞。
關於保險業是否應該恢復的討論也被提上了日程，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從1959年到1979年期間，中國國內所有的保險業務都停辦了，企業和家庭被認為不需要這種「資本主義的剝削工具」。到1980年，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恢復成立，隨後進入了長達六年的獨家壟斷時期，1986年才發放了第二張保險執照，要再過六年，外資保險公司才被允許進入。保險業的梯次開放進度，幾乎是中國所有壟斷型行業的縮影。
在國際上，已經有人在思考中國經濟的崛起對世界到底意味着什麼。
就在《時代周刊》、《新聞周刊》還在為中國打開國門而大呼小叫的時候，一向嚴謹而不事聲張的《經濟學人》卻已經在思考更深層面的事情了，它提出一個很有前瞻性的問題：中國的崛起會不會對現有的國際市場構成致命的衝擊？要知道，這個問題在20年後才真正成為一個「問題」。從現有的資料看，《經濟學人》是第一家提出這個疑問的媒體，就憑這一點，它稱得上是真正的預言家。
在1979年3月3日發表的《中國有多少可以出口？》文章中，《經濟學人》分析說，「作為一個與美國和蘇聯類似的大陸型國家，中國的長期出口增長率可能維持在4%～5%，足夠使中國在1990年前後成為中等規模的貿易國。中國擁有的是土地、能源、勞動力，而現在所缺少的是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意識。」
《經濟學人》大膽地預言說，儘管從眼前看，中國需要大量的進口，這將刺激工業發達國家的生產，但是長遠而言，「洪水猛獸般的中國出口品會成為必然」。
作者在文章中說：
「中國的出口增長可能更快嗎？在原油方面，抑制擴張的最重要因素是供給，但他們在一段時間內可能還相當強勢。利潤取決於加工出口。目前南韓的人均出口額是中國大陸的25倍，而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地區是大陸的100倍。中國在一些簡單製造業領域已經開始市場化，比如紡織、鞋類、珠寶、玩具和旅行用具，等等。電子業和輕型機械工業不久就會跟上來。
「中國缺乏市場常識的障礙之一是，對市場需要怎樣的產品、設計和質量規範缺乏經驗。一個方法是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照搬，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這樣做，它稱之為『三來一補』。
「中國提供土地、能源、勞動力以及原材料，而國外提供設備、原始技術、管理和市場經驗（比如有海外華人已經在中國大陸建立了工廠，一年向中國香港出口200輛巴士車）。最終，最大的出口區是中國台灣。
「另一個大的障礙是貿易保護主義。美國人已經試圖在同中國就紡織品問題進行『市場秩序安排』談判。不過，中國處於極具議價能力的位置。它馬上就會成為新的利潤空間極大的供應商，同時還有新的、極具吸引力的市場。在不久的將來，洪水猛獸般的中國出口品會成為必然。中國大陸到1990年將翻4倍的出口額才比今天日本年出口額的1/3多一點（相當於今天韓國、中國台灣出口額總和的兩倍多）。10年的高速增長，加上其所需要的原材料和原油，將意味着中國將開始被視做同今天英國地位相當的中等貿易國家。西方應該努力忍受這一現實。」
這是當年度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復甦最具有遠見性的報道。
忙碌的鄧小平在全世界尋找振興中國企業的榜樣。1月，他按原先的安排出訪美國。鄧小平結束訪美後，2月7日抵達東京，同老朋友大平正芳在日本首相官邸會談。
去美國訪問，鄧小平最重要的任務是政治性的。在佐治亞州的州長官邸，他與16位前來拜訪他的州長共進晚宴。鄧小平不厭其煩地介紹中國走向開放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希望中美正常外交關係得到美國人民的認同。而到日本去，他則帶有更多的學習的意味。
在這裡，我們也許可以簡短地回顧一下1979年的世界。不誇張地說，那是一個不太平的年份。4月，巴基斯坦總統布托被處死；烏干達獨裁者阿明被推翻並流亡國外。5月，美國發生244人死亡的大空難。8月，霍梅尼統治伊朗，為了報復美國支持伊朗舊國王，霍梅尼宣布石油禁運，油價從每桶15美元上漲至35美元，因此引起第二次石油危機17。9月，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因腐敗和散布謠言罪被逮捕。10月，韓國總統朴正熙被射殺。11月，波利維亞發生政變。12月，蘇聯出兵阿富汗，聯合國宣布對伊朗實行經濟制裁。這些事件讓20世紀70年代的最後一年充滿了神經質般的緊張。
跟這些動盪的政治事件相比，在商業領域，全世界的話題卻只有一個，那就是日本的崛起。這個二戰的戰敗國以其倔強的國民性和現實的公司成長戰略實現了一個不可思議的經濟奇蹟。1945年，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從菲律賓來到日本，他拒絕去皇宮會見裕仁天皇，而是要求後者到美國大使館向他致意，他叼着煙斗對《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說，「日本已經淪為第四流的國家，再也不可能東山再起、成為世界強國了。」1955年，中國的國民收入占世界的6.5%，而日本只有2.5%，到1960年，日本已經與中國並駕齊驅。日本復興的象徵性事件發生於1970年3月，當時，世界博覽會在大阪舉辦，日本政府史無前例地拿出20億美元舉辦這場空前的商品交易會，全球77個國家蜂擁而至，未來學派創始人之一赫爾曼·康恩首次在25年前麥克阿瑟發表過言論的《芝加哥論壇報》上預言：「日本已經進入世界經濟強國的行列，21世紀將是日本的世紀。」在整個70年代，日本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1979年7月，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Ezra
F.Vogel）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日本，世界第一》，這本書讓全世界在整個80年代繼續談論日本。在國際市場上，日本產品——從家電、手錶、照相機、汽車到半導體——幾乎是風靡一時，舉世無敵。而日本公司的管理經驗成為全球企業家和政治家爭相學習的榜樣，後來創辦了著名的甲骨文公司的美國人拉里·埃里森常常提起他在1979年聆聽日本企業家演講時所聽到的一句話，那位日本人說：「在日本，我們認為低於100%的市場份額是不夠的。我們相信只有我成功還不行，其他人必須失敗。我們必須擊敗我們的競爭者。」18在新加坡，高傲的李光耀總理要求政府、企業和學校都要學習日式管理，引入日本企業管理制度。譬如由政府舉辦日本式管理研討會，延聘日本知名企業高階主管到新加坡現身說法，大學管理教授們都要參加，做筆記，並作為教材的一部分。
在剛剛甦醒的中國，鄧小平也把日本當作第一個學習的對象。時任外交部亞洲司日本處副處長的王效賢回憶說：「小平這次到日本除了互換條約的批准書以外，他最重要的任務是要向日本去學習。我記得他在松下電器公司對松下幸之助老先生說，要搞四個現代化，沒有電子工業不行，所以我要看你的工廠，而且希望你能夠把日本的電子工業動員起來共同到中國去投資建廠，我們要向你們學習。」
幾個月後的6月29日，松下幸之助19應鄧小平的邀請訪問中國，鄧小平在接見他時又多次請教加強企業管理和電子工業發展方面的問題。他在交談中表示，中國需要真正地引進一些先進技術來帶動提高，需要更多地向日本請教，中國的現代化只跟在別人後面走是不行的。
▲6月29日，鄧小平接見訪華的松下幸之助
鄧小平的這種謙遜姿態，無疑直接誘發了日本公司投資中國的熱情。在中國的第一輪引資開放中，日本公司表現的擴張心最強，它們紛紛捷足先登，這也使得日本商品在中國風靡了整個80年代。在1979年，各種關於日本公司的合作、合資新聞層出不窮：上海金星電視機廠從日立公司引進彩色電視機生產線；長虹從松下公司引進了黑白電視機生產線；天津市計算機中心從富士通引進第一台電子計算機富士通F160；三洋公司在北京設立「三洋電機貿易株式會社北京辦事處」。索尼公司創始人之一盛田昭夫還訪問了中國20，在接受《讀賣新聞》採訪時他認為，任何面向中國的產品都應該要「簡單、實用、便宜」。這是日本企業家第一次對他們的中國市場策略提出意見。
與日本人相比，美國公司的動作就要慢一點。除了可口可樂，運通公司、伊士曼公司也在北京設立了代表處，IBM決定回到這個它已經離開了70多年的東方國家。這年秋天，一輛裝載着「龐然大物」的重型卡車緩緩駛入瀋陽鼓風機廠，車上令工人們異常好奇的「大傢伙」，正是來自IBM的System/360高端服務器。除了上述公司，諸如摩托羅拉這樣的大企業要等到1987年才轉過臉來看到中國。而歐洲公司則在忙着抵擋日貨浪潮，根本無力顧及東方。面對日本的經濟挑戰，美國總統卡特在1979年提出「要採取獨自的政策提高國家的競爭力，振奮企業精神」，並第一次將知識產權戰略提升到國家戰略的層面。從此，利用長期積累的科技成果，鞏固和加強知識產權優勢，成為美國保持經濟霸主地位的國家戰略，其成效將在10年後開始全面呈現出來。
1979年，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一年，中國最著名的企業家是一個名叫喬光朴的虛構人物。
天津作家蔣子龍的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發表於1979年7月號的《人民文學》。這是一個平白無奇，卻暗含玄意的小說名，它似乎預兆着某一種開始，某一股新力量的出現，某一個新時代的赫然登場。在後來的很多年裡，人們都習慣用「喬廠長」來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
喬廠長的故事好像來自生活本身。有一家重型電機廠已經有兩年半沒有完成生產任務了，一個叫喬光朴的人打破沉寂毛遂自薦，他還當眾立下了軍令狀，「不完成國家計劃請求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個軍令狀現在聽起來很有點莫名其妙，可是在當時卻是對一個人最嚴重的懲罰。
喬廠長到任後，他的副手是廠里原來的造反派頭頭，在「文革」時曾經批鬥過喬——將改革的對立面進行「政治符號化」這又是當時最流行的手法，於是他們的矛盾從一開始就出現了。這個工廠的情況當然非常的糟糕，工人沒有積極性，幹部之間矛盾重重，喬廠長不久就開始「放火」，他將全廠9000多名職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評議的比賽場，留下精兵強將，把考核不合格的，組成服務大隊替代農民工搞基建和運輸。喬廠長還親自出差去「搞外交」，去解決原材料、燃料和各關係戶的協作問題。他的這些舉措自然得罪了很多人，於是告狀的、造反的、抹黑的事情連連發生，喬廠長卻表現得十分勇敢，他大聲嚷道：「我不怕這一套，我當一天廠長，就得這麼幹！」
這顯然是一部不可能流傳太久的小說，它與時代扣得太緊，太有「改革樣板戲」的特徵。但是，它在當時卻真是轟動一時。人們從喬廠長身上看到了一個敢於對企業負責任、敢於挑擔子、敢於得罪人的企業領導者，看到了「假裝工作」、沉亂如泥的局面被一下子打破後可能出現的新景象。「一定要改了，不改真的不行了」，這是無數人讀完《喬廠長上任記》後的感慨，它曾經那麼直接地激發了一代人改變自己命運的激情。
在現實生活中，最像喬廠長的人是首都鋼鐵公司的周冠五。
我們甚至可以說，周冠五看上去比喬廠長更像一個改革小說中的人物。他軍人出身，由貴溪軍分區的一個副參謀長轉而籌建首鋼（一開始叫石景山鋼鐵廠），大半輩子都撲在這個工廠里，1979年，在年近60之際卻趕上一場宏大的變革。他儀表堂堂，聲音洪亮，愛梳一個光亮的大背頭，個性堅毅張揚，好做驚人事。有一年，首鋼廠慶要在廠大門口塑一隻鋼鷹——這是當年中國企業的一個共同愛好，在廠門口塑一隻展翅飛翔的鷹，這個愛好將一直持續到90年代中期。周冠五問：「北京市目前塑的鷹最大個的是多少？」答，「兩米。」又問，「全國呢？」答，「6米。」周說，「那好吧，我們來個12米的。」這個12米的超級大鷹一直蹲在首鋼的東大門。
在上一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央認為：「現在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正是基於這一共識，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始發站，在今後的將近20年時間裡，這一直是國有企業試圖掙扎着煥發活力的改革主線。
1979年5月，國務院宣布，首都鋼鐵公司、天津自行車廠、上海柴油機廠等八家大型國企率先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驗。7月，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實行利潤留成、開徵固定資產稅、提高折舊率和改進折舊費使用辦法、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等5個文件一併發布，首鋼等企業的改革舉措成為一個舉國關注的焦點。歷史讓周冠五在將近60歲之際一下子站到了時代的鎂光燈下。
周冠五是那種舞台越大越亢奮的人，成為「試點」後，他迅速地提出了一個讓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個百分百」：每個職工都必須百分之百地執行規章制度；出現違規違制，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記上報；不管是否造成損失，對違制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當月全部獎金。這個管理法在當時紀律渙散、動力全無的中國企業界確乎讓人眼睛一亮，也很有震撼力。21首鋼的生產秩序迅速恢復，工人的積極性被激發出來，於是產能年年上漲，改革似乎一夜成功。改革後的頭3年，首鋼利潤淨額年均增長45%，上繳國家利潤年均增長34%，而到1989年，首鋼實現利潤年均增長依然保持13.5%，是當時全球鋼鐵公司年均利潤增長率的2.4倍。首鋼的業績足以讓全國產生幻覺，以為國有企業的痼疾在於內部管理無序和自主權不足，只要解決好這兩個問題，它們是完全可以在產權不變革的前提下完成改造的，這種幻覺將一直持續到1997年。
回過來再說周冠五的改革。自主權的下放，意味着首鋼與上級管理部門的職權關係的調整，周冠五不再是一個管理20萬人，卻只有權力簽字改造一個廁所的廠長，他要掌控自己的命運。這裡便直接觸及國有企業管理者與資產所有者的權力調整，這是中國企業變革的重要命題之一。事實上，從改革的第一天起，這種權力調整便是在一種曖昧的、糾纏不清的情景下持續着的，博弈在既得利益集團內尖銳地進行着，在產權沒有清晰的前提下，它將纏綿永續，無始無終。首鋼無非是首例而已。
在自主權落實後，周冠五一直在做的事情便是設法理清企業與國家的關係。首先，他提出了承包制，「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包全留，欠收自負」，這16個字堂堂正正，擲地有聲，日後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標準闡述。在1979年前後，它的先進性毋庸置疑，但是它所無法解決的難題卻也是那麼明顯，那就在最後四個字——「欠收自負」，當企業真正出現「欠收」的時候，它的體制和功能是否真的能夠「自負」？這個問題在商品短缺的年代不會出現，它如同一處險惡的伏筆埋在國企改革的前路上，不動聲色卻無比致命。
在1979年之後的若干年，周冠五式的改革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不斷地與國家討價還價。在一個商品極端短缺的年代，在一個壟斷性的重工行業，在需求日漸旺盛而企業內部機制漸漸改變的情況下，首鋼的效益快速增長几乎是一種必然。於是，首鋼越來越有錢，周冠五的聲音越來越大，而有關部門對它的利潤索取便也越來越大，首鋼的上繳利潤承包基數一開始為5%，後來上升到6.2%，再又上升到7%。雙方矛盾在1986年終於激化，這年12月，北京市財政局下達通知，要求首鋼補繳1.0899億元的利潤。周冠五拒不執行，財政局於是通過銀行強行扣掉首鋼賬上的2500萬元資金。此時已是全國改革人物的周冠五當即給國務院和鄧小平寫信，信內稱，「如果讓我們繳出一億元，正在施工的技術改造工程、住宅和福利設施工程只能立即停下來，職工按原包幹和掛鈎辦法已拿到的工資獎金一部分要退回來，而且12月份職工的工資也無法支付。」其行文至此，已頗有要挾之意。一個月後，鄧小平的批示下來了：首鋼的承包辦法一切不變。
這一段公案，在很多報告文學中被描述成周冠五與反對承包制的舊勢力之間的較量，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卻是國有資本集團內部兩個不同利益群體的一次拉鋸和爭鬥。這樣的爭鬥在幾乎所有的國有企業中都將出現。22
首鋼與主管部門的矛盾是一個日漸擴大化的普遍現象。當企業自主權落實，本來被壓抑着的生產積極性在短時間內就會被激發出來，產量便很快增長，但在這時，計劃體制與企業內在衝動的矛盾就開始尖銳。比首鋼改革更早的四川省第一批列入試點的重慶鋼鐵廠廠長王宇光也有同樣的經歷：1979年前後，產量很快上去，新生產出來的鋼材沒兩個月就堆滿了工廠的倉庫，可是國家物資儲備部門下給重鋼的收購指標卻已經用光了，而另一方面，想要鋼材但沒有計劃指標的單位卻在重鋼門口排成了長隊。一個廠門內外，裡面因為脹死要停產，外面大聲要貨卻不能給，廠長王宇光一咬牙，開門出貨，重鋼的鋼材頓時一泄而出。計劃部門很快察覺到重鋼的「違規行為」，1980年，國家計委、國家經委聯合下文，認定「鋼材自銷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必須被堅決制止」。重鋼的快活日子只過了幾個月就戛然而止，王宇光嚇出一身冷汗，「好在我們是試點企業，否則我就倒霉了。」
以首鋼等八家試點企業為首，以「放權」為主題的國有企業改革在1979年正式拉開序幕。23
到1979年年底，全國的試點企業達到4200家。我們即將看到，在未來的30年裡，中國龐大的國有企業集團是如何被鬆綁、被打散、被扶持、被偏袒以及被肢解的，它們因規模的不同、行業的不同，以及際遇的不同而有着迥異的命運軌跡，而貫穿始終的則是，作為這一部分資產的擁有者——中央及各級政府——如何竭盡全力地試圖保全它們、壯大它們。從改革開始的第一天起，利益的博弈就開始了。先是被下放了權力的國有企業與管制了它們多年的政府之間的博弈，然後是這些企業背靠政府的政策支撐與「意外」興起的民營公司的博弈，再到後來，跨國公司也進來「攪局」、「搶食」，於是，利益的格局變得越來越錯綜複雜。30年的中國的企業變革，看上去千頭萬緒，雜亂無章，國家政策貌似東搖西擺，效率低下，但是嚴格來說，其改革的利益訴求、戰略目標則是非常的清晰，而且從第一天起就沒有搖擺過。
國有企業改革的核心命題是什麼？30年後，幾乎所有學過經濟學的人聽到這個問題，都會很順口地背誦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在1959年寫過的那句斬釘截鐵的話：「清楚界定的產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因而，國企改革的核心是產權制度改革。可是，從1978年開始的中國國有企業變革在很久以後才意識到這條規律，或者說才逐漸將改革的主軸扳轉到這個方向上。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從決策者、學術界、企業界到普通的公眾，大家都認為，國有企業的效率低下是可以靠「內部改造」來解決的。
當北方的周冠五們為了企業自主權在抗爭的時候，在南方，另一群人則試圖無中生有，創造一個新的經濟王國。在鄧小平的直接干預下，在高層被討論了一段時間的「經濟特區」悄然走向現實。一個叫袁庚的人走到了前台。
在中國百年企業史中，天字第一號大企業名叫「招商局」，它是清末重臣李鴻章於1872年奏請清廷創辦的，李親任招商局的第一任董事長，它跟江南製造局、紡織新局是清政府當年最大的三家國有企業，在晚清的洋務運動中，招商局的地位一時無二，李鴻章曾在《復劉仲良方伯》一信中得意地對人言：「招商局實為開辦洋務四十年來，最得手文字。」24民國及新中國後，招商局雖然職能多重變幻，已不復當日顯赫，但是這個招牌卻不可思議地保存了下來。到1979年，招商局的第二十九任董事長叫作袁庚。
招商局當時在編制上隸屬交通部，擔任了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長的袁庚兼管着這個歷史名聲很大、現實權力很小的機構。袁庚身材魁梧、方臉大眼，一派軍人氣質。他早年隨軍南下，曾當過東江縱隊的情報科長，在1944年盟軍登陸中國東南沿海時提供過重要情報，後來參加了解放珠江三角洲的戰役。1949年，當上了炮兵團長的袁庚率部解放了深圳，50年代初他隨陳賡入越擔任胡志明的抗法軍事顧問，1955年出任中國駐雅加達總領事，「文化大革命」期間以「國際間諜罪」被關入北京秦城監獄達七年之久。「四人幫」被打倒後，袁庚重回人間。他到招商局不久，即提交了一份大膽的報告。
這份題為《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是1978年10月9日以交通部的名義上報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第一次提出了「適應國際市場的特點，走出門去搞調查，做買賣」的對外開放建議。數日後，袁庚正式提出了在深圳蛇口籌建蛇口工業開發區的構想，他提出：「選定在臨近香港的寶安蛇口公社境內建立工業區。這樣既能利用國內的較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又便於利用國際的資金、先進技術和原料，把兩者現有的有利條件充分利用並結合起來。」12月18日，也就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正式開幕的同時，交通部和廣東省同意了袁庚的構想。25天後，1979年1月31日，上午10時，袁庚飛赴北京，在中南海當面向中央領導匯報。袁庚提出要給招商局一塊工業用地，「當時我把所有的地圖都帶去了，說了招商局成立106年到現在幾乎什麼都沒有，現在我希望國家能給我一塊地方。」中央領導用筆在地圖上一畫，就把包括現在的寶安區到華僑城的七八十平方公里的地方都劃了進去，說：「袁庚，這個都給你。」袁庚嚇了一跳，說：「我怎麼敢要這麼多。」於是，中央領導用紅鉛筆在地圖上輕輕一勾，笑着對袁庚說：「那就給你這個半島吧。」
這個半島，便是日後的蛇口工業區。所謂「蛇口」，顧名思義便是半島的一個延伸處。袁庚回憶說：「辦工業區之前，這裡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經常有外逃人員被淹死後的浮屍漂上沙灘，這些荒野陳屍大多數是農村的年輕勞動力。」蛇口工業區的出現，從空想到行動，前後僅三個月，這一決策過程之簡捷和快速，在當時的官僚體系內實屬罕見。袁庚以一個副局級中層幹部的身份直接推進中國第一個開發區的建立，也算得上是際遇奇妙。
蛇口工業區僅方圓2.14平方公里，袁庚卻在這個螺螄殼裡做出了一個大道場。工業區一經批覆，他的第一項工程就是移山填海興建碼頭，招商局花了近一年時間建成600米的碼頭泊位，可停靠5000噸以下的貨船。這樣，蛇口頓時具備起港運的功能，工業區與香港互通航班客輪，解決了貨運交通的瓶頸。
袁庚辦工業區，一沒有被納入國家計劃，二沒有財政撥款，但他卻爭得了兩個權力：一是可以自主審批500萬美元以下的工業項目，二是被允許向外資銀行舉債。於是，他遍走香港，向港商和銀行借貸資金，前後兩年，招商局借進15億元，這筆錢被用來平整土地、建設工業基礎設施和生活設施，袁庚同時大大簡化招商程序，外商到蛇口辦公司，從土地、協議到招工，往往個把月便全部搞定。蛇口很快成為中國最開放的「工業區」，企業和人才紛涌而入，兩年多時間，蛇口的企業已超過百家，一片海塗沙灘頓時熱鬧非常。在1979年的中國，蛇口和袁庚的出現，讓鐵幕般的計劃經濟被捅開了一個再也補不回去的大洞。在蛇口開發區籌建半年後，深圳特區開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