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世 - 第2章
二月河
八月十五拜月記
鬧話十月朔
臘八粥
「快樂圍棋」鬧磕牙
雍正與術士
說偏心眼兒
對盜版的回答
讀書要緣分
小說妝扮
金庸被蟲咬？
兒子與位子
古今賣友記
「貳臣」文人洪承疇
再談腐敗症與糖尿病
搶注「二月河」
第六輯 《紅樓夢》里人
寶蟾因何斥香菱
佛性文筆
賈府小小變色龍
賈雲送禮
深諳世故的薛姨媽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果敢強烈的一「試」
何不休了她
錢怎麼用才對
情節的效應
關於我的父親二月河
人間世
第一輯 光陰的故事
我的母親是一位性情剛烈的女性，和一般形容出來的「慈母」、「三春暉」，再文雅點的說「萱堂」、「令慈」這樣的尊仰不怎麼聯繫得上。她有時也「手中線」為我補帽子，縫衣褲上掛破了的三角破綻，「繚」被腳趾頂透了的鞋，然而這印象不深，每逢憶及，她常常沒有握針，而是擦槍——一堆的槍機零件擺在桌子上，各種顏色油污了的破布條、棉紗，還有「雞（機）油」，擦拭了一件一件再嘁里喀喳組合着「對」起來，魔術般地又復原了：一杆閃着暗幽幽烤藍的「雙筆簫」手槍又握在手中——她是與新中國共同誕生的第一代警察，1948年是縣公安局的偵查股長。1949年已成為陝縣的公安局副局長了。除了打槍，她還騎馬，過黃河進伏牛山，都是騎馬走的。能打槍、騎馬，母親在我心目中不是依門盼子燈下走針的女人，而是英雄。
六八年在大同
我出生在山西，當兵又回到山西。不過，當年的昔陽窮山惡水，我都了無印象，我太小了，兩歲吧？三歲？母親便把我帶到河南，繞圈子轉——這有個詞，叫「弋」——就以河南為中心弋。卻只有一次弋出河南的，居然又回到了山西！在總後勤部下頭一個工程團當了兵，這一身軍裝一穿就十年多，然後又弋回了南陽，合手起筆寫字了。
1968年8月，我們接到命令，部隊執行毛主席「五七指示」，讓我們連派人去大同「學工」，這個意思許多戰士不明白，但我知道，就是「穿着軍裝做工人」，到大同能有什麼事？那裡有的是煤，肯定是挖煤就是了。我的估計一點兒沒錯，不但是挖煤，而且是煤礦的先鋒——掘進工。說實在的儘管這工作不如意，然而比起上山下鄉，那還是好了去了。
我有兩宗毛病，都與大同有關。一是氣管炎，是在大同得的。
作者當兵時，當時已是「大齡青年」
大同冷，怎麼個冷法？你在河南南陽，怎樣和你說都無法感受。我們是8月中旬去的，先蓋營房，我們自己住的油氈房子，已經生起火來，到國慶節前夕因為要放假，收拾現場，突然下起雪來，飄飄搖搖的雪片在旗峰山的崗巒間旋舞着翱翔，粗一看，它們似乎老在那裡盤旋，似乎調皮着不肯落地那樣，其實過了一會，山頭也白了，山腳也白了。帽子上身上都是雪。洛陽南陽上學時，也過十一，那一天肯定要集會的，學校要求所有學生，一律紅領巾白襯衣藍褲子，沒聽有人叫過「冷」的。這裡下雪，要穿棉衣，戴棉軍帽，只是年輕人火力旺，沒穿棉鞋，我們指導員弱些，我看他連大頭鞋都武裝上了。胡家灣的老工人告訴我，冷時節從公用自來水挑水回家水桶晃悠着濺着，到家桶面上就結了冰——你沖火車皮「呸」唾一口唾液，緊接着用手去摳，就能把變成冰片了的唾液取下來。冷到負三十攝氏度、四十攝氏度是常事。
但井下不冷，無論冬夏，都是恆溫十六攝氏度。我們都着工作棉衣下井，爆破工頭一班已經把煤炸下來，散攤在撐着木柱的掌子面上，我們的任務，是把煤用鐵鍬鏟起裝進一米五高的鏟車裡。然後引「放」到大巷裡，再用牽引車拉到四百米上去的地面——工序是這樣，我是新兵，除了裝車什麼事也不用想、不用管，只管裝車。我們班十二個人，有個老兵管掛信號燈，拿下十一個，四個推礦車的，還有七個，每天的任務是六十車，六十車就是六十噸，裝完就回，大家都知道這回事，偷懶等於整自己，只有一個字，干！
這樣的勞作我現在想起，還有點無法思議。我出身幹部家庭，上學出來的人，有時去兵里同學家去住，也裝模作樣幫人割割麥子，刨刨紅薯，和這個「活」比起來，那簡直可以算作遊興玩兒！我真的累呀！我覺得我鏟的煤只有戰友們一半多一點，怎的人家就能一氣不歇低着頭只管幹，我扔幾鏟就不行了呢？我怎的就這般無用呢？而且我出汗多，出汗快，弄幾下就擦汗還是把棉衣棉褲都濕透了，「臭汗臭汗」，真的是臭，不穿這樣的工作衣，不幹這樣的活，說給你聽你體會不到。煤礦排瓦斯有個風筒，外頭用鼓風機向里吹風，排除現場瓦斯，風筒直徑有八十厘米吧，通身大汗的我連頭帶褲子鑽進裡面取涼，簌簌的疾風把我全身衣縫都吹透了，衣服似乎也乾燥了一點，也就不熱了——然後回身再揮鍬鏟煤。到下班上井，井上都是寒的嚴酷，把濕透了的衣褲凍結起，只有關節是可以活動的，冰盔冰甲回到宿舍。上下溫差在四十五度左右。
幹活熱——吹風——出汗——濕衣——上井嚴寒。如今時興的說法，這是幾個關鍵詞，關鍵詞相連起來的意思就是氣管炎。
再一宗病。抽煙。抽煙也是在大同學的。
井下作業最怕的是兩條，一是「冒頂」，就是塌方了。二是瓦斯爆炸，冒頂雖時有發生，但你小心一點，只要不是大塌方，不會有大的恐怖，工作中間也有一次十分鐘的休息，半躺在煤堆上，還可以借礦燈看個小冊子什麼的。閉上眼，在寂靜中能聽到預留煤柱承受壓力發出碎裂的「咯嘣嘣」的聲音。但這也不要緊它只是嚇唬你，似乎從來也沒有煤柱崩塌的事發生過。但礦區有可怕的流傳：××年瓦斯爆炸，死了××號人……這類事不可能是假的。因為礦區工人中遇難家屬就和我們是鄰居。我們幾個戰友商量：咱們每個月有六塊錢的津貼怎麼用？
六元錢不是大數目，但是我的全部財產。我們想就這麼一點錢，如果遇上冒頂或瓦斯，跟着殉葬實在太沒價值，得想一個「與生命同步」的消耗辦法。這六元這樣分配，一元錢打牙祭，一元錢買牙膏，還有褲頭——當兵的不發褲頭。還有四元，買煙抽。彼時時興說法「戴東風牌手錶，抽萬里牌香煙」。手錶就甭想了，抽煙吧，我在大同學會抽煙，首用牌子：萬里。
我這樣說大同人會不是滋味，怎麼在大同沒學個好？其實我自己回憶起來，覺得很甜蜜，甚至很愜意那樣的悵惘與追索情懷就會來襲擾我，氣管炎不是好事，抽煙也不是好習慣，好好歹歹他們都成了我終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從一個無衣食之憂無事業之心的浪蕩少年，在大同洗禮了一下，有點涅槃升華了。我的意志與毅力，我的韌性與耐心，我決定燃燒自己的生命與氣數一搏死拼，這樣的決心也都是在大同形成的。當我在襤褸的工作衣上纏上電瓶，戴着礦燈帽，穿上長筒水鞋趟在混沌的井下煤水汪中時，就這樣想，我現在在人生的最低谷——當然很不堪。但是，在這裡，我只要努力地走，無論向哪個方向努力，我都是在向上。
三十年後，我又回了大同，這裡召開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我應邀來參與。審量那山，還是那樣的，只是樹，都長得很高大了。
我的父親（一）
他的大名爾文，小名起的倒比大名「酷」，村里人都叫他「文明」。在我心目中，似乎他到老，到……我都沒有平視過他，一直敬之若神，見了面有慄慄畏懼之感。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一生都沒有打過人，好像只有一次是大妹妹不小心把菜刀落在地上差點砸在二妹妹的腳背上，他又急又火，抬起巴掌在大妹妹腦袋後輕輕拍了一下，那姿勢今天還牢印在我心中，似打又不似打，真正似是而非，但這事全家人都記牢了不忘。
他1953年授銜就是少校，一直到取消軍銜仍舊是個少校。似乎有個沒有公開的規矩：沒有當過紅軍的不能授少將（起義人員、高級知識分子除外罷）。所以我相信他沒有做過將軍夢：舅舅曾是他的警衛員，舅舅授銜時是中尉，他是少校；舅舅上尉，他仍少校；舅舅大尉，他依然少校；舅舅當了少校，他還是少校。然而母親告訴我：你爸爸是非常有能力的，他也沒犯過什麼錯誤，他不能提拔，是因為咱家是富農，咱們成分不好。
爸爸有能力不用媽說。因為取一張世界地圖來，你用小棍遠遠地指，隨便搗到的地方，他立刻能報出該地國名，該國土地面積人口，物產特產工業主項政治制度現任領袖……我們兄妹們多次試過，從來不爽的。他進河南一個縣，做敵工工作，剿匪，收編散匪補充大軍，進縣是帶了七個人，拉出一個團，還捉住了該縣匪首——舅舅就是為此提升軍官的，而他……說起來真叫人倒咽一口氣，只不過當了個團政治部的副主任：正營級。
正營！上帝呀，他在昔（陽）西一區當區委書記，那就是正營呀（還略高一點），1942年以後又當昔西縣武委會主任，已經是正團了。以後參軍，地方套軍隊，別人都是高套一二級，他呢？副教導員——副營。那授銜，我看也是很勉強地給了他個少校，他的歷史放在那裡可以給人看，實在也沒法再往尉官上放了。以後當洛陽軍分區政工科長，副團，1958年又到鄧縣（今鄧州市）當武裝部政委，總算又恢復了1942年的級別水準。
與女兒像親密無間的朋友
但爸爸從來沒有談過一句這方面的事，他仿佛立了禁口令，一直到老，一直到死，這都是他的大忌，家人一談這類事，他就禁止，他不許說「組織上」任何一個「不」字。但組織上待他如何，我始終以為他心中雪亮。因為他也從沒有說過組織上待他怎樣如何好。
「不好」是明擺着的，因為我們所見到，老幹部們對資歷成分是很敏感的，他資歷好，成分卻不好，是個中間人物，抬舉你時和你說笑玩談，心裡對你有什麼時，就會板起臉：「老凌同志的家庭出身對××事情會不會有什麼影響呀？」
我們的家庭到底怎樣了？直到我23歲參軍沒有聽父親講過一個字「負面」的問題。我知道的是外祖父是地下黨工作人員，媽媽和二姨夫、三姨夫婦、四姨夫、舅舅都是共產黨員，伯父是抗日烈士，姑父是比爸資格還老的共產黨員，這個家族是「紅」透了。直到入黨，組織調查找我談話，本來在一處極好的朋友，這時臉上也上了裝，眉頭皺起，下齶微揚異常的公事公辦：「你還有一個姑姑，志願書上為什麼不填？她是怎麼死的？」問的我一頭霧水，這才從父親那裡了解到，還有一個小姑姑，是教師，姑父是地主成分，做醫生，土改時被群眾打死。再一深入，我的伯母也是在土改中自盡，大約就是從這件事，使我深切地感受到成分的壓力，從此這片烏雲它籠罩在父親上空一輩子，現在又來到我的頭上。
它並不使我「受不了」，因為我畢竟沒有直觀的感受，沒有感同身受的體味，但入黨談話，我已經覺得了我與朋友友誼中的異味，他原本在我面前略有自卑的心理開始提升，注入了某種驕傲與自尊——我不是說這兩樣東西不好，我是感覺到，人與人之間就像天平，心裡都有一個價值砝碼，他是覺得他那頭又加了（或者我這頭又減了）一個重重的砝碼。也就是這樣的心理罷。
再問一句：我們這個家庭到底怎麼了？從我伯父的遺孤哥哥那裡才曉得的備細，這真是個天大的怪圈：老爺子把兩個兒子送去抗戰，去革命，這「革命」因他「人少地多」把他劃成富農定為階級敵人，一個兒子犧牲於革命，另一個兒子，「革命」因他的家庭「不革命」、「反革命」而冷落他！且不論犧牲了的革命遺孀為了這口氣咽不下而自盡——這是想都想不通，想也想不出來的奇事、慘事。父親把它埋藏在心中，只在我入黨時不得已閃爍透漏一下，直到死再不聲言。他名也不爭，利也不爭，都知道他老實。老天爺，我想起「文革」中那句話：「只許你老老實實，不許你亂說亂動！」一個人要是這樣一個老實法，像父親這樣，他得吞咽多少黃連，而且還要臉上泰然自若，這是什麼樣的定力？
只有一次，「文革」之後大家隨便說話，我們談及某個領導不能令人滿意，他在旁說「不要亂講」，我們都笑說「您老還心有餘悸呀」，他怔了怔說「我不是『餘悸』，我渾身上下全是悸」，聽見這話，我當時就打了個冷戰。他的舒張也偶有的。鄧小平「取消成分」他舉杯高飲說「千古偉人」，再就是我的《雍正》書出，他又飲酒，說「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我聽着頗有得意之音。
兄長這份資料是極客觀的。我早就聽過了，心中的震驚也是「革命性的」，父親把我瞞到長大成人成熟，真有他獨到的思維，如果從小就知道，從小就會唬得筋軟骨酥，哪有今天二月河「拿起筆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沒有這心態，寫什麼書？知道了事情的複雜性，了解了人生艱難步履，知道世情的險，就會在待人處事上小心一點，公道一點，原恕別人一點，這就是「放下筆夾起尾巴做人」，或者「放下筆老子天下第末」，我是不欺侮任何人的，包括我恨的人。這同樣也是父親的賜予。
我的父親（二）
父親在部隊，母親在地方工作。他們兩個人長期吃「供給制」——每人每月，父親是六元，母親是四元吧？這個數，今天看是有點天方夜譚，但其實在共產黨革命隊伍中長時間全面執行過這個制度。我是後來「有了學問」才曉得，供給制還有一個名字，叫「戰時共產主義」——貧困的平衡按需分配。其實很舒服的，有點像初入伍時的義務兵——我們現在去當兵，也大致還是這個待遇，吃、穿、住、用的都是公家管，穿的，除了褲衩，連襪子都是「發的」，父親那時連牙膏肥皂都是「供給」。好處是什麼都不用操心，到時候就會有人給你發；不好處是沒有積蓄，攢不住錢。就那幾個零用票，想打打牙祭，改善改善伙食都有點窘困。我們兄妹——部隊子弟都一個樣——不享受「供給」，但每人每月是另有二十元的生活津貼。
所以當時在部隊有口諺，一個孩子是貧農，兩個孩子是中農，三個孩子是富農，四個孩子？則是地主。父親出身成分是富農，很不體面，但在部隊，他又是堂堂正正的「地主」——他有四個孩子，每月全家可以拿到八九十元。這個數字，在建國初期，可以說是筆巨款了。
曾經有一段時間，地方上已經實行工資制，但部隊仍在供給。母親的收入一下子漲到八十多元，而父親還只是供「六元」。這樣，父親就必須吃我們兄妹的津貼，吃母親的工資。但是很快的，在軍隊的父親實行了工資制。他還另有軍齡補貼。每個月工資袋裡能拿到二百一十六元，加上母親的錢每個月就是三百元了。
老子講「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直到人類消滅，爝火熄盡，這句話也是真理。當時一個縣委書記工資不過八九十元，一個地委書記一百三四十元，那是「普遍現象」，即使軍分區的司令老紅軍，工資也就三百元吧——而我們家處洛陽，應該說是個不小的名城。父親「進步」雖慢，然而資歷較老，收入不菲，加上母親的，在洛陽這樣的城市裡，也是很扎眼的。
已故作家喬典運的生花妙筆寫過，人要想活得平安，就得活得不如人，你不如人，可憐而無害，一般來說，如楊白勞那樣，只要不欠黃世仁的債，黃世仁不大會主動拾掇他。楊白勞也有強項，他的女兒太好看——這一條比人強，所以招來無妄之災。
父親母親都很安分，都不是惹是生非的人。他們入伍早，進步慢，在革命隊伍里，本來是個弱者：處處不如人。在供給制下，大家區別不很大，一下子跳進工資制，人們一個早晨就明白過來，這個吃中灶的老凌，原來比首長還有錢！軍銜定得低，該晉升軍銜時送他到不能晉升軍銜的幹校去「學習」，母親在陝縣如魚得水，到了「工資制」，在洛陽就受排斥。我看有兩條原因，一成分高，好比軟柿子，好捏；二「工資」冒尖，收入豐厚。可憐的父母，我認為他們第一條原因記牢了，第二條原因是忽略了——他們認為是洛陽風氣不好，換一換地方就成。到了縣城，他們才知道這裡的日子更難過。因為好人壞人、正常人偏執人，只要是社會人，都有點正常劣性，妒忌——很平常的一個思維方式：「他們收入三百，憑什麼？」——人們這時不大會想我的父母都是「老抗日」，父親打游擊在古墓中住過多少年。「他媽的！」人們如此想，二月河也這般想。
唉……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頭？我的感覺，父親母親一輩子都在矮檐下，我就沒見他們抬過頭，也不曾聽到過他們真正歡快的笑聲。真的，一次也沒有聽到過！他們的憂鬱沉悶伴隨了他們的生命進程。父親有一次嘆息：做一個共產黨員真難，母親更正說，做一個人就真難！還有一次，是反右鬥爭之後，父親問母親：「假如我劃成右派，你會和我離婚嗎？」母親連想都沒想，說：「必須離——解放他們一輩子重要！」這個話是父親快要走到盡頭時，垂老風燭中傳告給二月河的。他還告訴我，儘管知道母親的話理智，儘管他也知道她愛他，儘管事情並沒有發生……
這是多麼淒冷的情韻！
我們家收入高，不講究穿，但吃的絕對是軍區頭一份，每天我和妹妹到分區食堂打菜，紅燒肉、木須肉、紅燒魚、燒肚片……用塑膠大盤——直徑有一尺，打得冒高——河南話說叫「崗尖」一大盤，招招搖搖穿過大院端回家，所有的人都看見了，走過去都嗅見了，我認為是嗅到了心裡頭——這種「味道」也是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的。
但即使是這樣吃，以那年頭的物價水準，他們的錢也是遠遠花不盡的。然而母親逝後，父親有一天向我們兄妹交代「賬目」：我家僅餘一千餘元。他把情況詳細介紹說：「我就要給你們續娶母親，有句俗話說——有了後娘就會有後爹。但現在我還不是後爹。把經濟情況告訴你們，把余錢也大家分了……」他生恐自己「變心」，在「變心」之前把不變的原則交代清楚。
這樣我才知道邯鄲大姑家的祖母，大舅舅家的聚財大表哥，現在寫着《二月河源》的大哥，是他的常年資助戶。另有二姨家表姐吳愛明，大姑家大表哥是他臨時困難資助戶。這幾個受資助的親人，在1957年前我除了表姐吳愛明之外，都是影影綽綽的印象。知道有這個人，沒有見過面。見過大哥（凌振祥）一面，但已沒有了形容記憶。「愛明姐」的印象比較深，因為1953年我回昔陽，大人們忙他們的，多半時間是她帶我玩，到垴垴上去看場院，走路拉着我的手「看崴了腳」，告訴我「你是城裡人，不要欺負人家鄉下人」。愛和我一塊玩，這就行，印象深。對這位大哥，我的印象是他會拉胡琴，用玉茭稈做的「琴」也能彈出很好聽的「叮咚」聲，我當然沒想到他有音樂天賦，十二年後，湖北藝術學院在河南招生，僅錄取三名學生，他便忝居榜上，我更猜想不到他們日後會結為夫妻完全加入我的河南家庭，但我們從小就非常友善。
他們之間的邂逅也是頗有意思的。我的姑表大哥呂貴成是小學老師，振祥哥和愛明姐到他臥室玩，看到了牆上掛的父親的照片，愛明姐說「哈！那是俺姨夫」，振祥哥說「那是俺屋屋（叔叔）」！大表哥哈哈一笑說「那是俺舅舅」——這樣，他們才徹底「弄清關係」。
大表哥的父親呂倜在河北，領導着他那個「系統」紅色家族。振祥哥和愛明姐卻是屬於父親統率的「河南系列」。
姑表兄呂貴成是小學教師，舅表兄馬聚財務農，只是生活有點困難，父母對他們只是有些關照。吳愛明是孤女，但她有二姨夫照顧，繼父對她也頗憐惜愛護，父母對她的照拂比表兄們多一點。我的印象，他們最關心的還是我的大哥凌振祥。振祥哥說「叔叔對我的愛比對解放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他的感受，比較實際的情況是：父母的心公道，能設身處地為這些弱者想事情就是了。我常聽父母在燈下議論。
父親問：「振祥的錢寄了沒？」
「寄了。」
「這個不能短。」
「知道。也給聚財寄了點。」
「愛明還有貴成，要想着點，寫信問問。」
「信已經寄出了，還沒有回信。」
這種場合很多了，但我不知道它的意義，認為和我沒有關係，但事實上，這和我家的經濟情況有關。
我始終有個感覺，父親對伯父有一種負債的情結：沒有伯父就沒有凌爾文的今天。伯父是他的老師，引路人，親愛無間的長兄。把他帶進了人生新境界，而他自己卻離開了人間……留下的這兩個孩子，當然應該由自己全力照拂，按照當地政府，我大哥是烈士遺孤，上學、生活應是國家全供，但父親沒有讓哥哥接受這個待遇，而是完全由他自己負起了責任。
這是父親百密一疏，或者說，由於他本心的過於善良，造成了錯誤。孔子講「過猶不及」，人生本就如走鋼絲，從右邊掉下去和從左邊摔下去結果是一樣的。過於善良毛病就出在這個「過」字上，他忘記了社會學上一個重要的原則：形式有時比內容還重要——部隊是打仗的，勇敢、能廝殺就可以，為什麼還要走隊列，甩正步，無端地夜裡緊急集合？——非如此，任何一個部隊都會被帶垮！
倘使大哥享受烈士子弟生活費、學費以及諸類的政策，他就是全掛子標準的「烈士子弟」，連同政治待遇也是與之同步的。人們不記得他叔叔，就會更多的憶到他的父親「曾為革命拋頭顱灑熱血」。現在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家中還有一個富農老太婆（奶奶）和他同住，供養呢，又全由他遠在河南的一個叔叔！當然，哥哥受欺侮，還因他敢於直言，耿直率真等等原因。但我談的「理念」是事物的本質。大哥在學校受盡踐踏，最終還是給了他一碗飯，到深山區丁峪去初中教書，還是理念在起作用：一個本質的事實是他的父親是抗日烈士，是在河北武安縣被日本人包圍，機關槍打死了的。
大哥在學校糟透了，愛明姐卻很好，是學校團支部書記，她的政治梳理很自然也很和諧——烈士子弟，繼父姓翟，她姓吳，吳可糾的女兒，用賈誼一句話「陳利兵而誰何」。這個地方是老抗日根據地，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就沒有打進過，人們受的都是抗戰薰陶，烈士應享受的待遇也是很優厚的。父親的仁愛撫孤，反而讓人忽略了「抗日子弟」這個政治理念。「思想右傾」也好，「反動」也罷，都是沖「富農」這條而來的。
我在讀《鄒陽獄中上樑孝王書》裡頭有這樣的話：「明月之璧，夜光之珠，暗以投人，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我敢肯定，父親沒有讀到這篇文章：是明月之璧，是夜光之珠呀！那是多好的物件？你在夜裡投出去，接受的人非但不感激，還會按着寶劍向你瞪眼——為甚的呢？他不能知道你，他不知道你的意思！你憑什麼那麼大量，自己養活侄兒呀？
父親一生都念念不忘伯父的恩情。這種感覺：他愈是進入老年，愈是使人強烈認知。他的追念是很真摯的：「我哥哥說，小家庭好，他是勇敢吶，首先提出分家就分出去了。你爺爺問我：『孩呀！你是不是也要分家？』我實際上也想分，但我不敢說，我回答你爺『我不分家』……」「我哥哥說『大丈夫患立業之不就，不患家室之不立』……」「我哥哥說『要學樊噲、張飛能在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
「我哥哥說……」他不停地反覆地念叨，他希望他的大兒子凌解放能像「我哥哥」一樣善待弟弟。有時他沉吟，閉目躺在那裡誰也不知他想什麼，我認為他是在回憶他曾經有過的壯麗，問他，他卻說：「哪裡能用壯麗？不堪回首呀，有些事連想都不能的……」我勸他：「沒有人能夠再傷害你，不要心有餘悸，爸。」他悵然一聲嘆：「要是心有餘悸就好了，我渾身上下全是悸，連一點余不悸都沒有。」我也打心裡嘆息：「這是心病，母親如在，也許能醫，子侄輩不是過來人，沒這個能力……」
1962年三年困難緩解，但母親的病卻日漸沉重，當時，我獨自留鄧州，舉家已遷南陽。組織上找父親談：如果他願意，可以到洛陽軍分區干休所去休養，父親拒絕了，他告訴我：「已經在南陽何必到洛陽？那個干休所大，熟人也太多，恩怨也多，不如在南陽……」我知道，南陽軍分區的首長待他親和，他離休到分區大院住，為了不影響他休息，分區司令曾下令，停止早晚廣播吹號，改吹哨子行動。政委是他在欒川剿匪時的戰友，政治部主任也在長沙軍校同過學，有情誼，無恩怨，當然在南陽要心情暢適些。
就這樣決定了下來。為了照顧母親的病，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讓我輟學，他們知道我學沒上好「有個工作，有碗飯就行」，但母親不同意，說，解放不是個伺候人的人。他根本就不會，也下不來身子。不如讓他和愛明早點結婚，讓愛明過來……但愛明姐比我大兩歲，兩個人又商量，把振祥哥和愛明姐撮合起來，兩個人都調到南陽。
就這樣，這個南陽凌家有了一個新的整合，大哥和表姐都是烈士子弟，一個和我同祖父母，一個和我同外祖父母，他們之間沒有血緣關係，從小在一處，也從小都在我父母卵翼之下生活。他們之間素來感情很好，確實是天作之合的美滿，這樣就構成了現在這樣一個大格局。這件事做到了這樣的程度：即使是南陽幾十年舊交，也長期以為大哥和我是親兄弟，聽我叫嫂子為「姐」，很多人驚訝「你們家奇怪」。
1963年，母親工資因久不上班減少百分之二十，1966年部隊取消軍齡補貼，我不但沒看到父母沮喪，反而見到他們有點高興，「少一點好」「錢夠用就好」「早就該這樣做了」——他們作如是說。也許他們曾經過時間的沉澱，看到了「比人強」的危害性，或者是下意識地認為：可以讓別人稍微消消氣。
記母親入伍
母親是幾時嫁給父親的？這件事我沒有問過父親，母親也沒說過。現在兩位老人都已謝世，已經無從談起了。但我知道，是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候，伯父犧牲，父親在「無人區」晝伏夜出，在古墓中攢着與日寇周旋的時候，她來到這個家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