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簡史:從智人到智神 - 第2章

每隔幾年，總有人警告可能又將爆發重大疫情，比如2002——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2005年的禽流感、2009——2010年的豬流感，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然而憑藉有效的應對措施，受疫情影響的人數相對較少。以「非典型肺炎」為例，原本人心惶惶，擔心它成為新一波的黑死病，但最後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數不足1000人，疫情很快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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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暴發後，原本似乎逐漸失控，世界衛生組織也在2014年9月26日將此疫情稱為「近代所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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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疫情還是在2015年年初得到控制；到了2016年1月，世界衛生組織宣布疫情已然平息。埃博拉病毒共感染30000人（其中11000人喪命），整個西非遭受重大經濟損失，焦慮如同地震波傳遍世界各地；然而埃博拉疫情一直被控制在西非，死亡人數遠遠不及西班牙流感或墨西哥的天花疫情。

在過去幾十年間，對艾滋病的處置或許可以說是最大的一場醫療失靈，但就算是這場悲劇，現在看來仍可以說是進步的象徵。自從20世紀80年代初艾滋病疫情首次大爆發，已有超過3000萬人因此喪生，另外還有幾千萬人深受身心煎熬。艾滋病這種新型傳染病特別狡猾，讓人很難摸清頭緒、對症下藥。如果感染天花，病人幾天之內就會喪命，但HIV陽性的病人卻可能有長達數周甚至數月的潛伏期，表面看來健健康康，卻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繼續感染他人。此外，HIV病毒本身並不會置人於死地，而是會破壞免疫系統，進而使病人遭受許多其他疾病的威脅。真正殺死艾滋病患者的，其實是這些繼發疾病。因此，在艾滋病開始蔓延的時候，大家很難弄清楚究竟是怎麼回事。1981年，紐約一家醫院收治了兩名患者，一名顯然死於肺炎，另一名則死於癌症，當時完全看不出來這兩個人其實都是HIV病毒的感染者，感染的時間可能只有幾個月，也可能長達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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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面對種種困難，但在醫學界意識到這種神秘的新型傳染病之後，只花了短短兩年時間就找到了這種病毒，了解其傳播方式並提出了有效抑制疫情的方法。又過了10年，新推出的藥物就已經讓感染艾滋病病毒從必死無疑轉變成為一種慢性疾病（至少對那些足夠有錢、能夠承擔治療費用的人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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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如果艾滋病的暴發不是在1981年，而是在1581年，情況將會如何？當時很有可能完全找不出疫情的源頭，不知道它是如何傳染的，也不知道該如何抑制它（更不用說治癒了）。在這種情況下，艾滋病致死的人口比例很有可能遠高於現在，而與黑死病相當，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雖然艾滋病對人類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就連瘧疾這種由來已久的流行病也每年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但現在看來，流行病對人類健康的威脅已經遠遠小於之前幾千年。現在絕大多數人是死於非傳染性疾病，比如癌症、心臟疾病，或根本就是壽終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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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和心臟疾病當然不是什麼新的疾病，自古以來一直都存在，只是古人平均壽命較短，還來不及死於這兩種疾病罷了。）

很多人擔心這只是暫時的勝利，害怕黑死病一定有哪個近親正躲在黑暗的角落蠢蠢欲動。沒人能保證絕不會再有一場瘟疫席捲全球，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醫生與細菌的競賽中，醫生是跑在前面的一方。新的傳染病出現的主要原因是病原體基因組發生突變，使病原體能夠從動物身上轉移到人類身上，能夠打敗人體免疫系統，或是對抗生素之類的藥物產生抗藥性。現今由於人類對環境的影響，這種突變的發生和傳播可能比以往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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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與醫學較量的時候，病原體唯一的靠山只有盲目的運氣。

醫生則不然，他們靠的絕不只是運氣。雖然科學也有許多運氣成分，但醫生可不是隨隨便便把不同的化學物質扔進試管，希望哪天湊巧製造出新藥來。他們每年都在累積更多、更好的知識，並用來研製更有效的藥物，找到更有針對性的治療方法。因此，雖然我們可以預見到2050年必然會有更多具有抗藥性的細菌出現，但那時候的醫學也很有可能比今天更能解決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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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醫生宣布發現一種全新的抗生素「Teixobactin」，目前細菌對它尚無抗藥性。一些學者相信，在與強抗藥性細菌的這場戰役中，Teixobactin很有可能扮演着扭轉乾坤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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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們也正在研究革命性的、與過去的藥物完全不同的新療法，有些實驗室已經開始研發納米機器人，希望有朝一日能讓它們在人體的血液中巡航、找出疾病、殺死病原體和癌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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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細菌這種微生物在對抗有機體方面可能已經積累了40億年的經驗，但說到要應對生化敵人可就完全是新手上路，因此要形成有效的防禦機制會倍加困難。

因此，雖然我們不敢保證絕不會爆發新一波埃博拉或未知流感病毒疫情，橫掃全球造成數百萬人死亡，但至少我們不會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災害。相反，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人為疏忽，要求有人為此負起責任。例如2014年夏末，有幾個星期情況看起來相當不妙，似乎埃博拉病毒已經在與全球衛生機構的抗衡中占了上風，當時倉促成立了調查委員會。初步報告於2014年10月18日公布，批評世界衛生組織對疫情暴發的反應不及時，並認為這次疫情的主要責任在於世界衛生組織非洲辦事處貪污腐敗、效率低下。報告同時進一步批評整個國際社會反應太慢、對抗疫情的力度不夠。這種批評背後的假設，正是認為人類的知識和工具已經足以防治傳染病，所以如果疫情仍然失控，原因就在於人類的無能，而不是什麼神的憤怒。艾滋病也是類似的例子，雖然醫生早在多年前便已了解艾滋病的致病機制，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艾滋病仍持續感染並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現在我們也會把它看成是人為的疏失，而不是什麼命運太過殘酷。

所以，在這場與自然災難（例如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的鬥爭中，看來人類是占了上風。但如果是人性自己帶來的危險呢？生物科技讓我們能夠打敗細菌和病毒，但同時也讓人類自己陷入前所未有的威脅。同樣的工具，在醫生手上能夠快速找出及治療新疾病，但在軍隊和恐怖分子的手上，就可能變成更可怕的疾病、足以毀滅世界的病原體。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流行病在未來要危及人類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人類自己為了某些殘忍的意識形態，刻意製造出流行病。人類面對流行病束手無策的時代很可能已經成為過去，但我們可能反而會有點兒懷念它。

打破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第三個好消息是戰爭也正在消失。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大多數人都以為有戰爭是必然的，而和平只是一個暫時的、不確定的狀態。國際關係也遵循「叢林法則」，就算兩個政體看似和平共處，戰爭也始終會是一個選項。舉例來說，雖然德國和法國在1913年處於和平狀態，但大家都知道它們可能在1914年掀起戰火。每當政客、將領、商人和普通百姓計劃未來的時候，總會想到戰爭這個因素。從石器時代到蒸汽時代、從北極到撒哈拉沙漠，地球上的每個人都知道，鄰國隨時可能來侵犯領土、擊垮軍隊、屠殺人民、占領土地。

直到20世紀下半葉，這個「叢林法則」終被打破，或被取消。在大多數地區，戰爭已經比以往更為罕見。在遠古農業社會，人類暴力導致的死亡人數占死亡總數的15%；而在20世紀，這一比例降至5%；到了21世紀初，更是只占全球死亡總數的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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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球約有5600萬人死亡，其中62萬人死於人類暴力（戰爭致死12萬，犯罪致死50萬）。相較之下，自殺的人數有80萬，死於糖尿病的更是有1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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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糖可比火藥更致命。

更重要的是，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覺得不可能發生戰爭。當政府、企業和個人規劃不遠的將來時，多半不會考慮戰爭的可能性，這是史無前例的。核武器發明之後，超級大國之間如果還想挑起戰事，無異於集體自殺的瘋狂舉動，於是逼着全球最強大的幾個國家找出和平的替代方案來解決衝突。同時，全球經濟導向也已經從物質經濟轉變為知識經濟。過去主要的財富來源是物質資產，比如金礦、麥田、油井，現在的主要財富來源則是知識。發動戰爭雖然能搶下油田，卻無法霸占知識。因此，隨着知識成為最重要的經濟資源，戰爭能帶來的獲利已下降；可能發生戰爭的地方越來越局限在世界的特定區域（比如中東和中非），這些地方仍然維持着老式的物質經濟。

盧旺達在1998年入侵鄰國剛果（金），搶占該國豐富的鈳鉭鐵礦（Coltan），這種礦產是生產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而剛果（金）鈳鉭鐵礦的蘊藏量足足占了全球的80%。盧旺達靠着掠奪來的鈳鉭鐵礦，每年能賺2.4億美元，對於貧困的盧旺達來說這可是一大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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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如果中國入侵美國加州奪下硅谷，卻是毫無道理，因為就算中國獲勝，硅谷也沒有硅礦可動。中國能夠賺到幾十億美元的方式之一，是和蘋果及微軟等高科技公司合作，購買軟件、製造產品。盧旺達辛辛苦苦從剛果（金）搶奪鈳鉭鐵礦的全年所得，還不如中國平平安安靠貿易在一天之內賺得多。

於是，目前「和平」這個詞已經有了新的意義。過去想到和平，只是「暫時沒有戰爭」；而現在想到和平，是指「難以想象會有戰爭」。1913年的人說法德兩國和平，意思是法德兩國此刻並無戰事，但明年誰知道會怎樣；但我們現在說法德兩國和平，意思是在任何可預見的情況下這兩國都不可能爆發戰爭。這種意義上的和平，現在不僅存在於法德兩國之間，而且存在於全球大多數（但不是全部）國家之間。不管是德國和波蘭、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還是巴西和烏拉圭之間，都沒有可能在明年爆發全面戰爭。

這種「新和平」並不只是一個嬉皮士的一廂情願。就算是渴求權力的政體、貪婪無度的企業，也希望新和平能持續下去。奔馳汽車公司制定東歐的銷售策略時，絕不會考慮德國攻占波蘭的可能性。企業想從菲律賓引進廉價勞動力時，也不會擔心印度尼西亞明年可能揮師菲律賓。巴西政府討論明年的預算時，巴西國防部長不會忽然站起來，拍桌大喊：「等等！如果我們要打烏拉圭呢？大家怎麼都沒想到這件事？我們應該留50億美元的戰爭預算。」當然，還是有幾個尚未實現新和平的地區，這些地方的國防部長還是會講出這樣的話，這種事情我知道得太清楚了，因為我就住在一個這樣的地方（以色列）。但這些只是例外罷了。

當然，我們並無法保證新和平無限延續。正如最初是核武器促成新和平，未來的科技發展也可能掀起新的戰爭。特別是網絡戰的出現，讓小國或非政府主體也可能有能力痛擊超級大國，這就有可能讓世界陷入動盪。美國在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巴格達和摩蘇爾慘遭戰火蹂躪，卻沒有任何一枚炸彈落到洛杉磯或芝加哥。但在未來，朝鮮或伊朗等國家就有可能用邏輯炸彈（logic

bomb）讓加州大斷電、得州煉油廠爆炸、密歇根州火車相撞。（「邏輯炸彈」就是惡意代碼，能夠在和平時期就植入，遠程操控。不管是美國還是其他許多國家，控制重要基礎設施的網絡很有可能都已經遭到許多此類程序代碼的入侵。）

然而，我們不該把動機與能力混為一談。網絡戰確實帶來了新的毀滅手段，但並不代表增加了使用它的新動機。過去70年間，人類打破的不只是「叢林法則」，還有「契訶夫法則」（Chekhov

Law）。契訶夫有一句名言：在第一幕中出現的槍，在第三幕中必然會發射。縱觀歷史，如果國王和皇帝手上有了新武器，遲早會禁不住誘惑。但自1945年以來，人類已經學會抵抗這種誘惑。比如冷戰的第一幕中出現了槍（暗指核武器），卻從來沒有發射。現在，我們已經習慣這個世界有許多炸彈被束之高閣，許多導彈無用武之地，都成了打破「叢林法則」和「契訶夫法則」的專家。就算哪天這些法則重現，也會是人類自己的錯，而不是什麼無法逃避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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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閱兵時的核導彈：永遠拿來展示但實際從未發射過的武器

那麼，恐怖主義又該怎麼說？就算各個中央政府和強權都學會了克制，恐怖分子對於使用新的毀滅性武器可不見得會思考再三。這當然是個令人擔憂的可能。然而，恐怖主義只是得不到真正權力的人採取的軟弱策略。至少在過去，恐怖主義的手段是散播恐懼，而不是造成嚴重的實質損害。恐怖分子通常無力擊敗軍隊、占領國家或破壞整座城市。肥胖及相關疾病在2010年造成約300萬人死亡，而相較之下，恐怖分子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數是7697人，多數在發展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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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般美國人或歐洲人來說，可口可樂對生命造成的威脅，可能遠比基地組織要大。

這樣說來，恐怖分子究竟是怎麼占據新聞頭條、改變整個世界政治局勢的呢？答案就是讓敵人反應過度。就本質而言，恐怖主義就是一種表演。恐怖分子安排一場令人驚恐的暴力演出，抓住我們的想象，讓我們以為自己即將再次陷入中世紀時期的那種混亂當中。於是，各國常常覺得需要對這場恐怖演出做出回應，便刻意上演一場安全的大戲，比如迫害某地區全體人民，或是入侵其他國家，以顯示其國力強大。在大多數時候，這種對恐怖主義的過度反應，反而比恐怖主義本身造成的安全威脅更大。

恐怖分子就像一隻想要大鬧瓷器店的蒼蠅。蒼蠅如此弱小，憑一己之力連一隻茶杯也挪動不了，於是便找來一頭牛，鑽到它的耳朵里嗡嗡叫，讓牛因為恐懼和憤怒而發狂，從而破壞整個瓷器店。這正是過去10年間在中東發生的事情。如果只靠自己，伊斯蘭激進組織絕不可能推翻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侯賽因。於是他們發動「9·11」恐怖襲擊激怒了美國，讓美國破壞了中東這家「瓷器店」。現在，伊斯蘭激進組織在一片廢墟中蓬勃發展。恐怖分子如果僅靠自己，根本沒有能力把我們拖回中世紀、重現「叢林法則」。他們只能試着激怒我們，而最後的結果就要看我們如何回應。如果「叢林法則」真的再現，我們其實必須負起責任。

*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可能饑荒、瘟疫和戰爭仍然會奪走數百萬人的生命，但這已經不再是無可避免的悲劇，人類對此也不再像以前那樣感到無法理解、無法控制。這一切已經成為有可能克服的挑戰。我並不是要無視全球仍有的苦難：目前仍有數億人民陷於貧困；每年瘧疾、艾滋病和肺結核仍會帶走數百萬人的生命；敘利亞、剛果（金）和阿富汗的暴力衝突也仍在惡性循環。在此我並不是要聲稱世界上已經沒有饑荒、瘟疫和戰爭，人類再也不用擔心這些問題了。其實我的態度正好相反。縱觀歷史，人類總認為這些問題無法解決，於是根本不去試着解決，只是向神祈求奇蹟，自己卻從未認真努力消滅饑荒、瘟疫和戰爭。有人說2016年的世界跟1916年時的一樣，仍然有飢餓、疾病和暴力，這等於是延續着一個古老的失敗主義觀點，認為人類在20世紀投入的巨大心力一無所獲，種種醫學研究、經濟改革與和平倡議也全然徒勞。但若真是如此，又何必再投入時間和資源來進行更多的醫學研究、新的經濟改革並提出新的和平倡議呢？

認可人類過去的努力，其實傳達出了希望和責任的信息，鼓勵我們在未來更加努力。鑑於人類在20世紀的成就，如果以後人類仍然遭受饑荒、瘟疫和戰爭之苦，就不能再怪在自然或上帝的頭上了。我們已有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並減少未來受苦的概率。

然而，人類的成就還帶來另一條信息：歷史不會允許真空。如果饑荒、瘟疫和戰爭的發生概率不斷減小，必然要有些其他事情成為新的人類議題。我們對此必須慎重考慮，否則很可能在舊戰場上全面獲勝，卻在新戰線上措手不及。那麼，21世紀會有哪些議題取代饑荒、瘟疫和戰爭呢？

其中一項中心議題是要保護人類和地球不被人類自己的力量所害。我們之所以能成功地控制住饑荒、瘟疫和戰爭，很大的原因在於驚人的經濟增長帶來了豐富的食物、藥品、能源和原材料。然而，同樣也是因為經濟增長，已經讓地球的生態在許多方面失去平衡，而我們現在才剛剛意識到。人類對於這個危機承認得很晚，而且至今努力不足。雖然總有人談着污染、全球變暖、氣候變化，但多數國家至今仍未做出任何認真的經濟或政治犧牲來改善這些狀況。每當要在經濟增長和生態穩定中二選一時，政客、企業領導者和選民幾乎總是選擇增長。如果我們真想遠離災禍，就得在21世紀做出更好的選擇。

人類還想追求什麼？我們會不會覺得只要能避免饑荒、瘟疫和戰爭，又能維持生態平衡，就心滿意足了？這可能確實是最明智的選擇，但人類不太可能就這麼照辦。畢竟，人類很少真正知足。每次實現某個成就，人類大腦最常見的反應並非滿足，而是想要得到更多。人類總是追求更好、更大、更美味，而等到人類擁有巨大的新能力，饑荒、瘟疫和戰爭的威脅也終於解除，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到時候，科學家、投資人、銀行家和國家首腦整天要幹什麼？難道是寫寫詩？

成功孕育着野心，而我們最新的成就也推動人類設下更大膽的目標。我們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繁榮、健康與和諧，而由人類過去的記錄與現有價值觀來看，接下來的目標很可能是長生不死、幸福快樂，以及化身為神。在減少了饑荒、疾病和戰爭之後，我們現在希望能夠克服年老甚至戰勝死亡。在拯救人民脫離各種不幸之後，我們現在希望他們能夠幸福快樂。而在提升人性超越掙扎求生的動物性之後，我們現在希望把人類升級為神，讓智人化身為神人。

死亡的末日

在21世紀，人類很有可能真要轉向長生不死的目標。在對抗了饑荒和疾病之後，對抗衰老與死亡不過是這場戰役的延續，更體現了當代文化最看重的價值：人類的生命。不斷有人提醒我們，人的生命是宇宙中最珍貴的東西。不論是學校里的老師、國會裡的政客、法庭上的律師，還是舞台上的演員，都是如此異口同聲。聯合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這或許是我們最接近全球憲法的一部文件，裡面就明確指出「有權享有生命」是人類最基本的價值。死亡明顯違反了這項權利，因此便成了危害人類的罪行，而我們應對它全面開戰。

縱觀歷史，宗教和意識形態所神化的並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某些超脫於世俗的對象，因此對死亡的態度十分開放。事實上，甚至還有些宗教和意識形態是歡迎死亡的。在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看來，因為存在的意義要由死後的命運而定，由此認為死亡是世界上重要而積極的一部分。人類之所以會死，是因為神的旨意，而且死亡的那一刻是一個神聖、形而上的體驗，充滿各種意義。人要吐出最後一口氣時，就該趕快找來牧師、拉比或薩滿教僧，把生命的賬戶結清，擁抱一個人在宇宙中的真正角色。想象一下，如果沒了死亡，世界就會變得沒有天堂、沒有地獄，也沒有輪迴，那麼基督教、伊斯蘭教或印度教該如何自處？

對於生命和死亡，現代科學和文化的觀點與宗教的完全不同，並不認為死亡是某種形而上的神秘謎團，也不認為死亡是生命意義的來源。相反，對現代人來說，死亡是一個我們能夠也應該解決的技術問題。

究竟人是怎麼死的？在中世紀的童話故事裡，死神披着黑色連帽斗篷，手上還握着一把大鐮刀。一個人活得好好的，腦子裡還在擔心這擔心那、四處奔波，這時死神突然出現在他面前，瘦骨嶙峋的手指敲敲他的肩膀，告訴他：「來吧。」這個人懇求：「不！拜託！再給我一年、一個月，不然一天也好！」但披着連帽斗篷的死神聲音嘶啞地說道：「沒這回事兒！就是現在！」這似乎就是我們死亡的方式。

但在現實中，人類之所以死亡，可不是因為有一個披着黑色斗篷的人在敲他們的肩膀，不是因為上帝的旨意，也不是因為這是什麼宇宙計劃的重要部分。人類會死亡只有一個原因：人體運行出了點兒技術問題，比如心臟不跳、大動脈被脂肪堵住、癌細胞在肝臟里擴散、病菌在肺里繁殖。到底是什麼造成這些技術問題？答案是其他的技術問題。心臟不跳，是因為沒有足夠的氧氣到達心肌。癌細胞擴散，是因為突變的基因改寫了指令。病菌侵入我的肺里，是因為有人在地鐵里打了個噴嚏。這裡沒有什麼形而上的事，一切都只是技術問題。

圖5

中世紀藝術將死亡擬人化為死神

只要是技術問題，就會有技術上的解決方案。要克服死亡，並不需要等到耶穌再次降臨，只要實驗室里的幾個科技專家就夠了。如果說傳統上死亡屬於牧師和神學家的飯碗，那麼現在工程師正在接手這筆生意。藉助化療或納米機器人，我們就能殺死癌細胞；用抗生素，就能消滅肺部病菌；心臟不跳了，可以用藥物和電擊讓它重新開始跳動，如果還是不行，還能直接換個心臟。當然，現在並不是所有技術問題都已經找到解決方案。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會投入這麼多時間和金錢，研究癌症、細菌、基因和納米科技。

就連不屬於科學界的普通百姓，也已經習慣把死亡當成一個技術問題。如果有位婦女問醫生：「醫生，我是哪裡出了問題？」醫生有可能說「你得了流感」「你得了肺結核」「你得了癌症」，但沒有醫生會說「你得了死亡」。對我們來說，人會死，是因為得了流感、肺結核、癌症，而這些都算是技術問題，總有一天能找到技術性的解決方案。

現在就算有人死於颱風、車禍或戰爭，我們還是可以認為這是一種技術問題，可以預防，而且應該預防。如果政府有更好的應對天災的機制、市政機構運行良好、將領做出更好的軍事決策，就能避免死亡。現在只要一出現死亡，訴訟和調查幾乎就會自動隨之而來。「他們怎麼會死？一定是哪裡有人做錯了！」

絕大多數科學家、醫生和學者並不會說自己正在努力實現讓人長生不死的夢想，只會說自己正在努力解決這個或那個特定問題。但因為衰老和死亡不過是許多特定問題的總和，醫生和科學家可不會哪天忽然停手並宣布：「到此為止，不要再研究了。我們已經攻克了肺結核和癌症，但不打算攻克阿爾茨海默病。大家就繼續因為阿爾茨海默病而去世吧。」《世界人權宣言》可沒有說人類「有權享有生命，直到90歲為止」，而是說「人人有權享有生命」，沒有附帶條件，沒有任何到期日的限制。

雖然是少數，但已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和思想家公開表示，現代科學的代表任務就是要戰勝死亡、賦予人類永恆的青春。著名的人物包括老年病學家奧布里·德格雷（Aubrey

de

Grey），以及博學家、發明家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曾獲得1999年美國國家科技創新獎章）。2012年，庫茲韋爾被谷歌任命為工程總監，一年後谷歌成立子公司Calico，明確指定其使命就是要「挑戰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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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谷歌任命相信人能長生不死的比爾·馬里斯（Bill

Maris）擔任創投公司谷歌風投（Google

Ventures）的首席執行官。2015年1月接受採訪時，馬里斯說：「如果你今天問我，人是否有可能活到500歲，我的答案是肯定的。」馬里斯這番豪言壯語的背後，是巨額資金的支持。谷歌風投的總投資金額高達20億美元，其中36%將投入生命科技新創公司，包括幾項頗具雄心的壽命延長計劃。馬里斯用橄欖球打比方，解釋這場與死亡的對決：「我們不只是要前進幾碼，而是要贏下這場比賽。」為什麼？馬里斯說：「因為活着比死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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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硅谷巨擘都抱有這樣的夢想。貝寶公司（PayPal）共同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最近就承認，他希望永遠活下去。他解釋道：「我認為，處理（死亡）的方式大概有三種：接受死亡、拒絕死亡、對抗死亡。我覺得社會上大多數人不是拒絕就是接受，而我寧願和它對抗。」很多人可能對此嗤之以鼻，認為這就是一個不成熟的幻想。但蒂爾可不是什麼可以小看的人物，他是硅谷頂尖的成功創業者，其影響力驚人，僅私人財富估計就有22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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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山雨欲來：人類不再平等，不死就在眼前。

某些領域的進展飛快，例如基因工程、再生醫學和納米科技，也讓預言越來越趨向樂觀。有專家認為，人類到了2200年就能打敗死亡，也有人認為是2100年。庫茲韋爾和德格雷甚至更為樂觀，他們認為到了2050年，只要身體健康，鈔票也夠多，人類都可以大約每10年騙過死神一次，從而長生不死。他們想的方式是我們大約10年接受一次全面治療，除了醫治疾病，也讓衰老的組織再生，並讓手、眼、腦都得到升級。而在下次治療之前，醫生已經又發明出各種新藥、升級方式和小裝置了。如果庫茲韋爾和德格雷說得沒錯，很可能已經有一些這樣的不死人就走在你身邊的路上——至少是你剛好走在華爾街或第五大道的時候。

事實上，他們只是達到長生（a-mortal），而不是真正不死（immortal）。這些未來的超人並不是像神那樣絕對不死，他們仍然可能死於戰爭或意外，而且無法起死回生；他們也不像我們這些凡人終有一死，他們的生命並不會有一個到期日。只要沒有炸彈把他們炸個粉碎，沒有卡車把他們碾成肉醬，他們就能永生。這樣一來，他們可能會成為歷史上最焦慮的一群人。凡人知道生也有涯，因此願意冒險體驗人生，比如登上喜馬拉雅山或者怒海弄潮；還會做其他算得上危險的事，比如走過街道、去餐廳吃吃飯。但如果你相信自己可以永遠活下去，像這樣不斷冒險可能就太瘋狂了。

這麼說來，或許我們可以先把目標定得溫和點兒，別追求長生，先把壽命加倍如何？在20世紀，人類的預期壽命已經從40歲增加到70歲，幾乎翻了一倍，所以在21世紀，至少應該可以再翻倍到150歲。雖然這和「不死」還遠遠差了一大截，但仍然會讓人類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首先，家庭結構、婚姻和親子關係將大為改觀。現在人們對結婚的期許仍然是「白頭偕老」，而生命中有一大部分時間是用來養育後代。想象一下，如果人能活到150歲是什麼概念。就算40歲才結婚，後面仍然有110年可活。希望這段婚姻能持續110年，這個想法實際嗎？所以，像現在多次結婚的情形可能會日益普遍。如果一個人在40多歲前生了兩個孩子，等到她120歲時，養育孩子已經是遙遠的記憶，只算得上是漫漫人生中一個小小的插曲。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究竟會發展出怎樣的親子關係。

再來看職業生涯。今天，我們假設人會在一二十歲時學會某種專業，然後一生都奉獻在這個專業上。當然，人就算到了四五十歲還是會學到新知識，這裡我們只是把人生大致分成「學習階段」以及之後的「工作階段」。但如果人能活到150歲，這套系統就不管用了，特別是這個世界還不斷出現震撼世界的新科技。人類的職業生涯將會比現在長得多，甚至到了90歲仍然必須每天學習新知識。

與此同時，人類也不會在65歲就退休，給新一代實現他們創新的想法和期望讓路。物理學家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有句名言：科學在一次一次的葬禮中進步。他所說的是，必須等到一個世代離去，新的理論才有機會剷除舊的理論。此種現象絕非科學獨有。回想一下你現在的工作環境，不管你是學者、記者、廚師還是足球運動員，如果你的上司已經120歲了，他頭腦中的概念都是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建立的，而且他可能還要再當你的上司幾十年，這給人什麼感覺？

政治領域的情況可能更為險惡。如果普京繼續在位90年，你覺得如何？再想想，如果人本來就會活到150歲，那麼在2016年，掌控莫斯科的還會是斯大林，138歲，老當益壯；毛主席，123歲，年富力強；英國女王伊麗莎白還是公主，等着從121歲的喬治六世手中繼承王位，至於她的兒子查爾斯王子，可能得等到2076年才能繼位。

讓我們回到現實，現在還遠遠無法肯定庫茲韋爾和德格雷的預言究竟能否在2050年或2100年成真。在我看來，在21世紀想永葆青春還為時過早，現在就抱太大期望大概只會迎來很大的失望。知道自己終將一死並不好過，但如果一心想不死卻夢想破滅，可能更讓人難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