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維根碼頭之路 - 第2章

喬治·奧威爾



第三章

當礦工從礦井裡上來時,他的臉是如此蒼白,即便臉上布滿煤粉也十分明顯。這是因為他呼吸了污濁的空氣,過一會兒臉上才會恢復血色。對一個剛來礦區的南方人來說,幾百個礦工從礦井裡面蜂擁出來的場面會讓人感到些許陌生與不安。那些疲憊的臉,所有凹進去的部分布滿煤粉,顯得野蠻剽悍。其他時候,當他們的臉乾乾淨淨時,就與其他人沒有太大的區別了。他們走起路來昂首挺胸,這是長時間在地下彎腰行動的副作用,不過他們絕大多數身材矮小,不合身的衣服遮住了他們健美的身材。他們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鼻子上的藍色疤痕。每個礦工的鼻子和額頭都有藍色的疤痕,一直到死都有。地下的空氣里瀰漫着煤粉,煤粉鑽進傷口,等新皮膚長出來後就會形成一種好似文身的藍色印記。有些老礦工的前額紋路因此看起來像洛克福奶酪[1]。

礦工一上到地面就會用少量水把嗓子眼和鼻孔里的灰塵洗掉,然後才回家;至於洗不洗澡就要看他們個人的習慣了。以我所見,大部分礦工都喜歡先吃東西後洗漱,如果處在同樣的環境裡,我也會這樣做的。看見一個滿臉烏黑的礦工坐着喝茶是件很正常的事,那張塗黑的吟遊詩人[2]一般的臉上只有紅色的嘴唇因為吃東西的緣故才是乾淨的。吃完東西後他會裝一大盆水有條不紊地清洗,先是手,然後前胸、脖子、腋下、前臂、臉和頭(頭上的灰是最多的),然後他的妻子用毛巾給他擦洗後背。他只能洗上半截身子,肚臍眼裡很可能還留有很多煤粉,可即便這樣,想用一盆水勉強洗個澡也是需要技巧的。我下完煤礦以後起碼需要滿滿兩浴缸的水才能把自己洗乾淨,光是把眼皮洗乾淨就得花上10分鐘。

在某些設施比較好的大型煤礦里配備有礦井澡堂[3],這是個巨大的進步,不僅能讓礦工每天舒服而奢侈地洗個澡,而且在澡堂裡面他還有兩個儲物櫃,可以把工作服和日常衣服分開,於是只需20分鐘他就可以不再像一個黑人,而是穿着體面地騎着車去看足球比賽了。不過有澡堂的煤礦相對比較少,因為一個煤礦不可能永遠開採下去,所以沒有必要每挖一個煤井就建一座澡堂。我無法給出確切的數據,看起來大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礦工可以使用礦井澡堂。絕大部分的礦工很可能一周里至少有6天時間腰部以下全都是黑的。他們想在自己家裡徹底洗乾淨幾乎是不可能的。每一滴水都需要被加熱,而且在一間狹小的客廳裡面包括了廚房、家具、妻子和幾個小孩,很可能還有一條狗,哪還有空間再放上一個浴缸。就算用盆子也會把水濺到家具上。中產階級的人都喜歡說這些礦工就算可以也不會願意洗澡,可這是毫無道理的,因為事實上只要有礦區澡堂,幾乎所有礦工都會洗澡。只有那些年紀很大的人除外——他們堅信清洗腿部會「導致腰痛」。而且現有的礦區澡堂全部或部分由礦工自己負擔費用,出自礦工福利基金。有時是煤礦公司定期捐款,有時基金負擔所有開銷。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即便是現在,布萊頓旅館[4]里的老婦人還是會說:「如果你給那些礦工提供浴缸,他們只會用來裝煤。」

讓我們非常吃驚的是,礦工們經常會洗澡,因為他們工作與睡眠之間的時間如此之短。那種認為一個礦工每天的工作時間只是7個半小時的想法是非常錯誤的:7個半小時只是實際工作時間,但就像我前面說的,還要加上「旅途」的時間,而這個時間很少少於1個小時,經常要3個小時。另外大部分礦工在來去礦區的路上還要花去一些時間。工業區的住房緊缺,只有在那些小礦區,房子才繞着礦井,礦工才可以住在礦井邊。在我待過的那些大礦區,幾乎每個人都是坐巴士上班的;一個星期半克朗[5]的車費是很正常的。有個和我住一起的礦工是上早班的,從早上6點到下午1點半。他不得不凌晨3點45分就起床,然後下午3點多回來。我寄宿過的另一家有一個上晚班的15歲小男孩。他晚上9點動身上班,早上8點回來,吃完早餐以後馬上上床睡到晚上6點;所以每天他的空閒時間大約是4個小時——如果你除掉洗澡、吃飯和穿衣的時間,真正空閒的時間還要少得多。

當礦工從一個班次換到另一個班次時,他的家庭也不得不隨之調整,這必然相當麻煩。如果他上晚班,那麼就是在吃早飯的時候回家,上早班就是在下午回家,而上下午班時到家的時間就是在半夜;當然,無論上什麼班次,他一到家就想立刻吃上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我注意到威廉·拉爾夫·英奇牧師[6]在他的作品《英格蘭》里批評礦工暴飲暴食。不過就我的觀察,他們吃得特別少。大部分和我打過交道的礦工吃得都比我少。他們中不少人說如果開工之前吃得太多就沒法工作,他們的便當只是一份快餐,通常是油脂抹麵包[7]和涼茶。他們把食物裝在一個他們稱之為扣罐[8]的扁鐵盒子裡,掛在皮帶上。當礦工深夜回來的時候他的妻子會等着他,不過若是上早班,他就得遵照慣例自己做早餐了。顯然,那種認為在早上上班之前看見女人是個壞兆頭的迷信依舊存在。據說以前一個礦工要是一大早碰見一個女人,通常他就會轉身回家不去上班了。

在來礦區前,我和很多人一樣有種錯覺,即礦工們的收入相對還不錯。據說一個礦工上一個班次的收入是10~11先令,我們做個簡單的乘法可以算出每個礦工的周薪大約是2英鎊,一年大約是150英鎊。可是認為一個礦工上一個班次收入就有10~11先令是很有誤導性的。首先,只有真正的「採煤工」收入才能達到這個水平;而其他工種,比方說負責處理坑道頂的「計日工」收入則要低些,通常一個班次8~9先令。當「採煤工」要按量計酬,即按照1噸煤合算多少錢的時候——很多煤礦都這樣算——那麼他的收入就要依賴於煤的質量。每出現一次機器故障或者一個斷層——即一條岩石帶貫穿煤層——都可能令他失去一兩天的薪水。但無論如何人們都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一個礦工每周要工作6天,一年工作52周。幾乎可以肯定,有些時候他是「停工」的。1934年英國所有礦工的平均工資——包括所有年齡段和性別——是每班次9先令1.75便士(數據來源於1935年的《煤礦年鑑》和《煤炭行業名錄》)。如果所有人每天都上班,那麼礦工的年收入是142英鎊多一點,或者說每周將近2英鎊15先令。但他的實際收入遠遠低於這個數字,因為9先令1.75便士只是實際上班的平均收入,而沒有把停工天數考慮在內。

我面前放着一個約克郡礦工1936年初5個星期(非連續的)的工資條,平均周薪大約是2英鎊15先令2便士;平均一個班接近9先令2.5便士。但這是冬季的工資條,幾乎所有煤礦都是全天不停地開工。當臨近春季,煤炭貿易開始停滯的時候,很多人就「暫時停工了」,而其他工作的人每周也會有一兩天是停工的。所以一個礦工年收入150英鎊甚至142英鎊都是明顯高估了。事實上,1934年全英國所有礦工的平均年收入只有115英鎊11先令6便士。各地區差異也很大,在蘇格蘭最高可以有133英鎊2先令8便士,而在杜倫[9]還不到105英鎊,周薪僅僅是2英鎊多一點。這些數據摘自刊登在《冷窗》上的約克郡巴恩斯利市市長約瑟夫·瓊斯先生的文章。約瑟夫·瓊斯先生說:

這些數據涵蓋了所有的年輕人、成年人,收入比較低的、比較高的,那些特別高的也包含在內,比如某些高級職員以及那些因為加班多而收入較高的人。

這些數據,因為是平均的,沒有辦法體現出成千上萬實際收入在平均線以下的工人的狀態,他們的周薪只有三四十先令,甚至更少。

瓊斯先生的話用的是斜體字。但請注意,就算這一點可憐的收入還只是總收入。所有各種各樣的其他費用都要在礦工的周薪裡面扣除。下面是一份蘭開夏郡[10]很有代表性的每周其他費用列表:

           先令 便士

保險(失業和醫療)  1   5

租用礦燈          

6

打磨工具          

6

監秤員[11]         9

醫務室           

2

醫院            

1

慈善基金          

6

工會會費          

6

總計         4   5

這中間有一些費用,比如慈善基金和工會會費,可以說是礦工應該給付的,而其他的則是煤礦公司強行徵收的。每個地區略有不同。比方說,讓礦工付錢租用礦燈這樣可惡的事情(每周6便士,一年的租金可以買好幾盞礦燈了)不是每個地方都有,不過費用的總數都差不多。那個約克郡礦工的5張工資單上顯示,平均每周的總收入是2英鎊15先令2便士;扣掉其他費用以後的平均淨收入只有2英鎊11先令4便士——每周少了3先令10便士。而且很自然,工資單只會顯示出那些由煤礦公司強行扣除的費用;還需要加上工會會費,這樣一來扣除費用的總數就差不多要超過4先令了。可以說每個成年礦工的周薪裡面要減掉約4先令的其他費用。因此,1934年全英國礦工平均年收入名義上是115英鎊11先令6便士,實際則應為近105英鎊。與之相對的是,大多數礦工有一些實物補償——可以以折扣價買自用的煤炭,通常是八九先令一噸。不過根據瓊斯先生所說,「全國的平均補貼只折合每日4便士」。而這4便士還常常被往返煤礦的路費抵銷掉了。所以從這個產業整體來看,礦工實際可以拿到手的錢約略少於2英鎊一周。

那麼與此同時,礦工平均每人開採了多少煤呢?

每個礦工的年開採量增幅雖緩慢,卻始終穩步上升。1914年每個礦工平均開採253噸;1934年是280噸(數據來源於《煤斗》,《煤礦年鑑》和《煤炭行業名錄》給出的數據則略高)。當然這是包括所有工種的礦工在內的平均數;那些實際在煤面工作的礦工開採量比平均數大得多——很多時候每個人的開採量可能會超過1000噸。可就拿280噸這個數字來看,你也會發現這是個多麼巨大的成就。把礦工和其他人比較一下就會很清楚。如果我活到60歲應該可以出版30種小說,剛好能填滿兩層中等大小的書架。而每個礦工在同樣的時間裡平均可以開採8400噸煤,足夠在特拉法爾加廣場[12]鋪上兩英尺厚,或者可以給7個大家庭提供超過100年的燃料。

在我前面提到的5張工資單里,至少3張上面有「死亡扣費」字樣的橡皮圖章印。通常當一個礦工在工作中遇難後,其他礦工會為他的遺孀做一次捐款,一般是每人一先令,由煤礦公司負責收取並且自動從他們的工資裡面扣除,而值得注意的細節是橡皮圖章印。相比其他行業,採煤行業的事故率如此之高,其傷亡率堪比一場小型戰鬥。每年900個礦工裡面就有一個礦工遇難,6個礦工裡面就有1個受傷;當然大部分的受傷都比較輕微,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是完全致殘的。這意味着如果1個礦工的工作年限是40年,那麼他受傷的概率幾乎達到1/7,而死亡率也將近1/20。沒有哪個行業有如此大的危險;其次危險的職業是航海業,一個水手每年遇難的幾率略高於1/1300。當然我的這個數字是用全體礦工來計算的,因為那些實際在地下工作的礦工受傷幾率更加高。與我交談過的每個從事這一行已有些年頭的礦工都或親身經歷過嚴重事故,或目睹過工友遇難,每一個礦工家庭都會跟你講他們的父親、兄弟或者叔叔在工作中遇難的故事(諸如「他掉到了700英尺下面,除了一件新的防水衣什麼都沒有找到」,等等)。其中有一些故事極其駭人聽聞,例如,有個礦工和我說他的同伴,一個「計日工」是怎樣被落石埋掉的。他們衝過去想辦法把他的頭和肩先露出來讓他可以呼吸,他當時還活着並同大家說話,不久大家發現坑道頂部即將再次坍塌便不得不趕緊跑開以便保護自己;這位「計日工」第二次被埋了。大家趕緊又一次衝過去讓他的頭和肩露出來,他依舊活着,又開始和大家說話。沒多久坑道頂部第三次坍塌了,這次大家花了好幾個小時也沒能把他再救出來,而最後,當然,他死了。但和我說這個故事的礦工不覺得這有多恐怖(他自己被埋過一次,不過比較幸運的是他的頭卡在兩腿之間,所以還有一小塊空間給他呼吸)。他所要強調的是,這個「計日工」十分清楚自己工作的地方是不安全的,每天下去的時候都預感會發生事故。「這個感覺一直在他腦海盤旋,所以上班之前他都會吻一下妻子。她後來告訴我,他這樣親吻她已經二十多年了。」

事故最容易理解的原因是瓦斯爆炸,礦井的空氣里或多或少都有些瓦斯。有種很特別的燈可以用來檢測空氣中的瓦斯,當瓦斯比例過高的時候就可以通過礦燈的藍色火焰檢測出來。如果把燈芯撥到最大而火焰還是藍色,那麼就表示瓦斯的比例已經高得危險了;儘管如此,還是很難檢測到瓦斯,因為它在空氣中的分布很不均勻,經常聚集在岩石裂隙里。礦工在開始工作之前常常會拿着礦燈在所有的角落檢測一下瓦斯。爆破作業時的一個火花,鑿石頭時的火花,一盞壞的燈,或者是「採空區火災」[13]——聚集在煤粉下面發生的自燃難以撲滅——都會引發爆炸。那些不時發生的數百人遇難的重大礦難常常都是由瓦斯爆炸導致的,所以人們會覺得瓦斯爆炸是採礦時最主要的危險。實際上絕大多數的事故都來自礦井裡日常的危險,特別是塌方。還有「坑洞」——一塊大得足以砸死人的石頭以槍彈般的速度從圓孔中射出來。在我的記憶中,我所遇到的所有礦工除了一人之外,都認為新式機器和「加快生產速度」常常使工作變得更危險。這其中部分原因或許是因為保守,不過他們可以給出許多理由。首先,現有的開採速度意味着挖進去的那截坑道頂部在幾個小時以內是沒有支撐的。其次,機器的振動會把所有東西都震得松松垮垮,而巨大的噪音讓人很難察覺到危險信號。你得知道,井下礦工的安全很大程度是依靠他們自己的謹慎與技術。一個有經驗的礦工聲稱對不安全的坑道頂有一種直覺,他解釋說自己「可以感覺到壓在身上的重量」。比方說他能聽到支撐物微弱的嘎吱聲。木製支撐物仍然比鐵製支撐物受歡迎的原因就在於快要坍塌的時候木製支撐物會發出嘎吱聲作為警報,相反鐵製支撐物會突然倒下。機器發出的巨大聲響讓人不可能聽到任何其他的聲音,因而增加了危險。

礦工受傷的時候是不可能得到及時救助的。他們在地底一些可怕的裂縫之下,被數百噸重的石頭壓住,就算被救出來,也還要在直不起腰的坑道里被拖上1英里甚至更長的距離。通過與曾受傷的礦工交談,你會發現等到他被送回地面,那已是好幾個小時以後的事情了。當然有時還有升降機[14]的事故。升降機以特快列車般的速度上下幾百碼距離,而操作員待在地面,看不見實際情況。有很精確的指示器可以告訴他升降機的位置,但依舊有可能犯錯,所以有時升降機會以最大速度撞擊井底。這對我來說是種很恐怖的死法。因為當這個很小的鐵盒子在黑暗中呼嘯墜落時,裡面的10個人總有那麼一刻意識到了不對勁;而那被摔得粉碎的前一刻令人不忍想象。有個礦工和我說有次升降機出事時他剛好在裡面。升降機在應該減速的時候沒有減速,他們覺得一定是纜繩斷了。幸運的是他們最後安全到達了井底,不過爬出來以後他發現自己裂了一顆牙齒——在預感到那可怕撞擊要到來之時,他緊緊地咬住了牙關。

除了事故之外,礦工總體而言似乎還算健康,考慮到他們需要強健的肌肉力量,因此很顯然也必須擁有一個健康的體魄。他們容易得風濕病,肺部功能不健全的人在那種充滿灰塵的環境中也熬不了多久,但最特殊的職業病是眼球震顫[15]。這是一種眼部疾病,眼球在接近光線時會以一種奇怪的方式不停顫動。這大概是在昏暗環境下工作的結果,有時候會導致完全失明。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致殘的礦工可以得到煤礦公司的賠償,有時是一次性賠償,有時是分每周領取賠償金。賠償金的金額不會超過每周29先令;如果不到15先令,傷殘礦工還能從失業救濟金或者公共援助委員會那裡再領一點。如果我是傷殘礦工,那麼我寧可一次性付清,因為不管怎樣我都拿到了賠償金。傷殘賠償金是不受任何中央資金擔保的,所以一旦煤礦破產了,那麼這個傷殘礦工的賠償金也就沒了,雖然他也是債權人之一。

在維根,我曾經和一個患有眼震病的礦工一起住過一段時間。他可以看到房間對面,不過再遠一些就看不清了。過去9個月他每周領到了29先令的賠償,但現在煤礦公司要改為每周14先令的「部分賠償」。這完全取決於醫生認為他是否適合「地面上」的輕鬆活。可就算醫生覺得適合,顯然也沒什麼活兒是輕鬆的,但這樣一來他就能領取救濟金,因而煤礦公司每周可以省下15先令。看着他去煤礦公司領取賠償金的情景,我不禁感嘆,時至今日,身份差別依然能夠帶來如此巨大的差異。他因為從事一項最不可或缺的工作而近乎失明,無論如何,他也絕對有權領取一份賠償金。然而他無法提出這樣的要求——比方說他沒法在自己需要的時候以自己希望的方式領取。他不得不每個星期在煤礦公司指定的時間前去領取,到了煤礦公司以後還要在寒風中等上好幾個小時。據我所知,他還要向給他發錢的人脫帽致謝;至少他必須要花上一下午的時間還有6便士的車費。若身為中產階級,哪怕像我這般潦倒,情況也會截然不同。就算忍飢挨餓,我仍可以因自己中產階級的身份而得到不錯的對待。我掙的比礦工多不了多少,但至少薪水是以某種體面的方式支付到我的銀行賬戶里,並且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取出來。就算我的賬戶里已經沒錢了,銀行職員還是會對我較為禮貌。

繁瑣且備受羞辱,不停地等待,做什麼事情都不得不以別人方便為前提,這是工人階級的慣常生活。有太多的因素把工人不斷壓迫成一個很被動的角色。他沒法按自己的意願行事,而是被迫按照周圍的環境來行事。他感覺自己受制於某種神秘的權威,並且堅信「他們」絕不允許他去做這件事、那件事或者其他事。我在採摘啤酒花的時候曾經問過那些汗流浹背的採集者(他們時薪不到6便士)為什麼不組織一個工會。我馬上被告知說「他們」絕不允許這樣做。我問,「他們」是誰?沒人知道,但很明顯「他們」是無處不在的。

出身中產階級的人在生活中都會有些有限度的合理期望。因此,面對壓力,「受過教育的」人往往會挺身而出。他們在此方面並無天生稟賦,所受的「教育」也通常沒什麼用處,但他們習慣於受到尊重,且具備當指揮官所必要的小聰明。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他們都被認為理所當然地要上前線。在利沙加勒[16]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里有一個很有趣的段落,是描寫巴黎公社被鎮壓後進行槍決的情形。當權者開始槍決帶頭的人,可他們不知道誰是帶頭的人,他們挑選的原則是出身較好的那些人可能就是帶頭的。一個軍官經過一排囚犯,把看起來比較像的那些挑了出來。有個人被槍決是因為他帶了一塊手錶,還有一個是因為他「有張聰明的臉孔」。我應該不會因為有張聰明的臉而被處決,不過我承認,幾乎所有反抗運動中,其領袖往往是那些能夠正確地發H音的人。

[1]

洛克福奶酪,一種產自法國南部的綿羊奶藍紋奶酪。

[2]

吟遊詩人,原文Christy-minstrel,一個19世紀的美國黑人樂團的名字。

[3]

礦井澡堂,原文pithead

baths。

[4]

布萊頓旅館,原文Brighton

boarding-house,Brighton,位於英格蘭南部海濱;boarding-house,俗稱B&B,可以短租,也可以長租,提供膳食。

[5]

克朗,5先令舊幣,相當於60便士。

[6]

威廉·拉爾夫·英奇牧師,威廉·拉爾夫·英奇(1860—1954),英國高級教士和作家,被稱為「憂傷教長」。

[7]

油脂抹麵包,一種英國的傳統食物,把豬油或牛油蘸着麵包一起吃。

[8]

扣罐,一種帶扣的容器。

[9]

杜倫,英國北部城市。

[10]

蘭開夏郡,英格蘭西北部的一個郡。

[11]

監秤員,代表礦工核對煤礦驗重員測重是否準確。

[12]

特拉法爾加廣場,英國倫敦最著名的一個廣場,是19世紀初為了紀念著名的特拉法爾加海戰而修建的。

[13]

「採空區火災」,採空區是由人為挖掘或者天然地質運動在地表下面產生的「空洞」,煤礦開採過程中採空區存在大量遺留的浮煤,浮煤的存在為煤礦自燃提供了物資條件。

[14]

升降機,原文Cage,礦井裡的升降機。

[15]

眼球震顫,簡稱眼震,是一種不自主的、有節律性的、往返擺動的眼球運動。常由視覺系統、眼外肌、內耳迷路及中樞神經系統的疾病引起。

[16]

利沙加勒(1838—1901),法國記者,1871年巴黎公社參加者。

第四章

穿過工業城鎮時,你會在迷宮中暈頭轉向。這個迷宮到處都是被煙熏得發黑的小磚房,包圍在毫無規劃的泥濘胡同和灰不溜秋的院子中,院子裡到處都是臭氣熏天的垃圾箱、成堆待洗的髒衣物,還有半廢棄的廁所。房子的內部結構大同小異,房間數目一般在兩間到五間。房子的客廳很相似,面積10~15平方英尺,帶一個開放式廚房;稍大的房子會有個洗滌間,小的那種則把水槽和龍頭安在客廳里。房屋後面是院子,或者幾個房子共用一個院子,大小剛夠容納垃圾桶和廁所。沒有一個房間是通有熱水的。儘管住在這裡的都是礦工,每天只要工作就會從頭到腳弄得黑乎乎,可我想,即便你順着這些街區走上幾英里也找不到一間可以洗澡的房子。在廚房裡裝一個熱水系統其實很容易,但是建造者為了能讓每套房屋節省大約10英鎊就沒有裝,而且建房的時候壓根就沒人想過礦工也是需要洗澡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的房子年代都已久遠,至少五六十年了,以正常標準來看大多數都不適合居住。它們繼續出租僅僅是因為沒有其他可以住的地方了。工業區住房的最根本問題不在於這些房子窄小、難看、不衛生、不舒適,抑或它們在噴着廢氣的工廠、臭氣熏天的運河和硫黃煙滾滾的礦渣堆圍繞着的髒得可怕的貧民窟里——儘管這些都是事實——而在於沒有足夠的房子。

「住房緊缺」雖是自大戰以來反覆出現的問題,但那些每周收入高於10英鎊,甚至只有5英鎊的人對此並沒有什麼切身體會。當租金很高的時候,找房子不難,但找租客比較難。溜達在倫敦富人區的任何一條街道,你都能看見半數房屋的窗戶上寫着「出租」的字樣。但在工業區,住房問題卻成了貧困帶來的最大麻煩之一。這意味着人們必須忍受一切——千瘡百孔的貧民窟、討厭的臭蟲、腐爛的地板和開裂的牆,還有吝嗇房東的勒索和中介的敲詐——只為了找到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地方。我曾經住過一些特別糟的房子,是花錢請我也住不了一個禮拜的那種,我發現裡面的房客已經住了二三十年了,而他們心心念念的就是希望自己運氣夠好,能在這兒一直住到死。這些狀況一般都被視為理所當然,雖然不總是如此。有些人似乎根本不知道世上存在像樣的房子,把臭蟲和漏水的屋頂當做上帝的旨意;另一些人則尖酸地謾罵他們的房東。但所有人都死死地守住自己的住處,以免更糟的情況發生。因此,只要房屋短缺問題還在持續,當地政府就無法採取行動改善現有房屋的居住條件。他們可以給某棟房子「判死刑」,但在房客們租到其他房子前都不可能強制將它推倒;於是,這些被判了死刑的房子仍舊立在那兒,且變得更糟,因為房東不會在一所遲早要被拆掉的房子上浪費太多精力。比方說,在維根這樣的小鎮上,很多年前就打算拆除的房子超過兩千幢,如果有可能建新的房子取而代之的話,那麼整個鎮上的房子將全部被推倒。那些像利茲和謝菲爾德的小鎮擁有成千上萬這種「背靠背」式的房子,它們屬於危房,但幾十年後仍會屹立不倒。

我看過許多不同礦區村鎮的房子,並記下了它們的主要問題。我想,隨機挑選一些筆記就可以充分描述這些房子究竟是什麼狀況。它們不過是隻言片語,後面我會再做詳細解釋。以下是一些關於維根地區房子的記錄。

1.位於沃爾蓋特區的房子。只有一側門窗,後牆封死。上面一間,下面一間。起居室大概12英尺長、10英尺寬,樓上的房間面積相同。樓梯下的空間大概5英尺長、5英尺寬,可用作儲藏室、洗滌間和煤倉。房間的窗戶可以打開。距離廁所50碼。租金4先令9便士,稅2先令6便士,總共花費7先令3便士。

2.附近的另一所房子。面積和上面提到的差不多,但樓梯下的可用空間,只是凹進去2英尺以便放置水槽——沒有空間做儲藏室等等。租金3先令2便士,稅2先令,總共花費5先令2便士。

3.位於斯科爾斯區的房子。危房。上面一間,下面一間。房間15英尺長、15英尺寬。水槽和龍頭安在起居室里,煤倉在樓梯下。地板下陷。窗戶不能打開。房間很乾爽。房東很好。租金3先令8便士,稅2先令6便士,總共花費6先令2便士。

4.另一間位於附近的房子。上下各兩間,有煤倉。牆壁完全脫落。樓上的房間滲水很嚴重。地面不平整。樓下窗戶開不了。房東不好。租金6先令,稅3先令6便士,總共花費9先令6便士。

5.位于格里諾街的房子。上面一間,下面兩間。起居室13英尺長、8英尺寬。牆壁開裂並且漏水。後面的窗戶開不了,前面的可以。住了10個人1戶的家庭,其中8個是年紀差不多大的小孩。因為人太多,市政當局努力想把他們趕走,但因為找不到其他地方安置而作罷。房東不好。租金4先令,稅2先令3便士,總共花費6先令3便士。

維根地區的記錄就這麼多。我還有很多頁類似情形的記錄。下面是關於謝菲爾德的一個數以萬計的「背靠背」式房屋的典型例子。

房子位於托馬斯街。背靠背,上面兩間,下面一間(亦即房屋有三層,每層一間)。下面有地下室。起居室長14英尺、寬10英尺,上面的房間大小相同。水槽在客廳。頂層沒有門,但是有開放式樓梯。客廳的牆壁有點發潮,頂樓的牆面開裂,每一面都在滲水。房間昏暗,必須整天開着燈。電費每天估計在6便士(可能有些誇大)。家裡住了6個人:父母和四個孩子。丈夫(受助於公共援助委員會)是個結核病人。一個小孩住院,其他孩子看起來都挺健康。在這裡住了7年。希望搬走,但沒有別的房子可以搬。租金6先令6便士,含稅。

以下是巴恩斯利的相關記錄。

1.位於沃特利街的房子。上面兩間,下面一間。起居室長12英尺、寬10英尺。水槽和龍頭安在起居室,煤倉在樓梯下。水槽幾乎被磨平,水常常溢出。牆壁不太堅固。一盞投幣瓦斯燈。房間非常暗,瓦斯燈每天估計要花上4便士。樓上的兩間房實際上是由一個大間分隔而成。牆壁很糟糕——後面那間的牆壁整個都裂開了。窗框基本朽爛,以致不得不用木頭塞住。很多地方都漏雨。下水道經過房子底下,夏天的時候非常臭,但是政府卻說他們「無能為力」。房間住了6個人:2個大人和4個小孩。最大的15歲,倒數第二小的去醫院做檢查,被懷疑患有結核病。租金5先令3便士,含稅。

2.位於皮爾街的房子。背靠背,上下各兩間,有一個很大的地窖。起居室帶龍頭和水槽。樓下的另一個房間也是同樣大小,本來是要做客廳的,但是被用作臥室。樓上的房間和下面的差不多大。起居室非常暗。瓦斯燈估計每天要花上4.5便士。距離廁所70碼。8個人睡4張床——兩位年老的父母,兩個已成年的女兒(大的27歲),1個小伙子和3個小孩。父母一張床,長子一張,剩下的5個人睡餘下的兩張床。臭蟲很多——「當它們爬出來時,你根本沒辦法弄死它們」。樓下的房間髒得難以形容,樓上的氣味讓人實在無法忍受。租金5先令7.5便士,含稅。

3.位於梅普威爾(靠近巴恩斯利的一個小礦村)的房子。上面兩間,下面一間。起居室長14英尺、寬13英尺。起居室帶水槽。牆上的灰泥已經開始脫落。烤箱沒有架子。瓦斯有點輕微泄漏。樓上的房間都是長10英尺、寬8英尺。4張床(6個人睡,都是成年人),但是「有一張不能用」,估計是因為床上用品不夠。靠近樓梯的房間沒有門,樓梯又沒有扶手,所以當你下床的時候,你的腳是懸空的,並有可能摔到10英尺下的石頭地板上。樓板嚴重乾裂,你都可以透過地板看到樓下的房間。有蟲子,但是「我拿羊用驅蟲水把它們殺死了」。房前的土路就像爛泥堆,據說冬天幾乎沒法走。院子盡頭的廁所已呈半廢棄狀。房客在這裡住了22年。拖欠了11英鎊的租金,為此每周需要額外給付1先令。房東現在拒絕這樣,多次要求他們搬走。租金是5先令,含稅。

諸如此類的,我可以舉出大量例子——倘若有人想在工業區逐戶調查的話,會發現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另外,我要對我提到的說法做些解釋。「一上一下」指的是每層都有一間房子——即一棟兩居室的房子。「背靠背」式的房子是兩棟一體式房屋,房子的前後每一面都是1戶人家的正門,所以如果你走過一排房子,看上去似乎是12幢,但實際卻是24幢。前排的房子面向街道,後排的則朝向院子,每棟房子只有1個出口。這樣的建築特點所造成的不便是顯而易見的。廁所位於後面的院子裡,所以,如果你是住在朝街的這一面,去廁所或者倒垃圾你都得先出門走到街的盡頭再拐進來——距離大約有200碼左右;不過,如果你住在後面,觸目所及的風景只能是一排廁所。還有一些房子叫做「後牆封閉」型,那是些單房,但是建造者沒有造後門——顯然是故意的。窗戶打不開是老礦區房屋的特點。有些鎮被之前的開採嚴重破壞,地面不斷下陷,上面的房子開始傾斜。在維根,你會發現你經過的成片的房子都以令人吃驚的角度傾斜着,它們的窗戶都偏離水平線10~20度。有時前面的牆體向外凸出就好像懷孕了7個月一般。表面是可以整修的,但是翻新以後牆體很快又凸了起來。一旦房子突然下沉,窗戶就會被卡住,門也得重修。當地人對此已習以為常。有個好笑的故事,說一個礦工下班回到家,發現他只有用斧頭把門砸開才能進去。有些時候我會註明「房東比較好」和「房東不太好」,因為這些貧民區住戶口中描述的房東差異很大。我發現——有人或許已經料到了——小房東通常是最糟糕的。這麼說或許不招人待見,不過你能夠明白其中緣由。按照人們的想象,貧民區最差的房東理應是肥胖的邪惡男人,很有可能是個主教,靠着昂貴的租金斂得巨額收入。實際上,最差的房東往往只是個貧窮的老婦人,用畢生的積蓄買了三套貧民區的房子,自己住一套,依靠另外兩套的租金勉強生存——因此,根本沒有什麼錢去維修保養。

這樣簡單的記錄只是用來提醒我自己的。再讀到它們的時候,會讓我想起曾經看到過的場景,而它們本身無法充分說明北方那些可怕的貧民區裡的條件如何。文字是如此無力,什麼叫「屋頂漏水」或者「8個人睡4張床」?你的眼睛掃過這些詞以後,不會留下什麼印象。但這些詞裡包含着多大的痛苦啊!例如人滿為患吧,你經常會遇到8個甚至10個人住在1套3居室的房子裡。其中的1間是客廳,可能有12平方英尺,裡面包括廚房、水池、1張桌子、幾把椅子和1個餐櫃,再沒什麼空間容得下1張床。所以這8到10個人就要睡在兩間小房間裡,至多4張床。如果其中有需要工作的成年人,情況就更加糟糕。我記得在1間房子裡,3個成年的女孩共用1張床,在不同的時段上班,其中1個起身或者下班回來都會打擾到其他兩個;在另一間房子裡一個年輕的礦工上晚班,白天在小床上休息,而另一個家庭成員則是晚上休息。若有成年的孩子的話就更加困難了,你不可以讓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睡在同一張床上。我拜訪過的一個家庭中有父母親、1個兒子和1個17歲大的女兒,總共只有兩張床。父親和兒子睡1張床,母親和女兒睡1張床,要避免亂倫危險的話只能這麼安排。房頂漏水和牆壁開裂也是問題,在冬天,這使得有些房間幾乎無法居住。此外還有蟲子。只要蟲子進了屋,就會一直待到房屋倒塌,沒什麼辦法能將它們徹底消滅。還有就是窗戶不能打開。我不需要解釋,夏季在一個小小的密不透風的房間裡,因為做飯而或多或少要燒火究竟意味着什麼。另外背靠背的房子還有一個特別的問題:去廁所或垃圾箱要走50碼,這着實不利於保持清潔。住在前排房子裡的——只要是市政疏於管理的小街小巷——女人們養成了把垃圾扔到門外的習慣,於是排水溝里總是布滿了茶葉和麵包屑。此外,不妨設想一下那些在後排房子裡長大的孩子們的情形,他們目力所及的只有一大排廁所和一堵牆壁。

在這種地方,女人只是做着無窮無盡工作的可憐苦力。她們或許可以打起精神,但沒有辦法保持乾淨和整潔。總有事情要做,做什麼事都不方便,連轉身的空間都沒有。你剛給一個小孩洗完臉沒多久,另一個又髒了;這一頓飯的碗還沒洗好,下一頓又來了。我拜訪過的家庭之間差別很大。在那種環境下,有些房子還是能夠保持得體的,另一些則惡劣不堪,以致我壓根就不想對其詳盡描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難以形容的氣味,又髒又亂!這裡滿滿一桶髒水,那裡滿滿一盆沒洗的碗,還有一些碗堆在角落裡,到處都散落着碎報紙,屋子中央總是放着一張邋遢的桌子,蓋着一層黏糊糊的油布,桌上凌亂地堆着炊具、熨斗、織補了一半的長襪、幾片陳麵包和幾塊用油乎乎的報紙包着的奶酪!房間很擁擠,從房間這頭走到那頭成了一段穿行於家具間的艱難旅程,掛着的濕衣物每次都會打在你臉上,而小孩子們就像腳下瘋長的蘑菇一樣!這些場景從我的記憶中鮮活地浮現出來。小礦村里一間小屋的起居室,家徒四壁,全家失業,每個人看起來都營養不良;家裡成年的子女們無所事事,每個人都長得異常相似,都有一頭紅髮,骨骼分明,臉因為營養不良、百無聊賴而顯得蒼白乾瘦;那個高個的兒子無精打采地坐在壁爐邊,甚至沒有注意到陌生人的到來,慢慢地從沒穿鞋的腳上脫下一隻髒襪子來。在維根一間糟糕的房子裡,家具看起來就像是用貨箱和木桶板子做成的,好似要散架了一般;一個脖子烏黑、頭髮散亂的老婦人操着蘭開夏郡的愛爾蘭口音罵着她的房東;她的母親,已經90多歲了,坐在充當馬桶的木桶上,仰着一張發黃、呆滯的臉,目光空洞地望着我們。類似的場景我可以足足寫上好幾頁紙。

當然,這些人的房子邋遢不堪有時得歸咎於他們自身的原因。即便你住在這種背靠背式的房子裡,有4個小孩,每周的收入只有從公共援助委員會領到的32先令6便士,也並不意味着無需清倒客廳的尿盆。不過話說回來,這樣的環境是無法喚起他們的自尊心的。小孩的數量是決定因素,我見過室內環境比較好的通常是沒有小孩的家庭或者只有一到兩個小孩的家庭;換句話說,一棟只有6個房間的房子如果有6個小孩,想保持房間的得體是不可能的。值得注意的是,樓下從來都不是最髒的地方。你或許看過不少房子,甚至是失業者中最窮困的家庭的房子,並由此產生了某種錯覺。你或許會覺得,倘若這些人仍有不少家具和餐具,那麼家境一定不至於太潦倒。然而,樓上的房間才真正暴露了這些家庭的貧困狀況。這些人是出於自尊心才盡力保留起居室的家具,又或者因為床上用品更容易典當,我不知道,但我看到過的不少臥室的確非常糟糕。對於那些常年失業的人來說,擁有一整套的床上用品是難以想象的事情。他們的家裡通常沒有可以稱之為床上用品的東西——不過是鏽跡斑斑的鐵架床上放着一堆舊大衣和破布罷了。這種情況下,家裡的人多,會更加麻煩。我知道的一家,有4口人,父親、母親和兩個小孩,有兩張床,但只睡其中的一張,因為他們沒有足夠的床上用品鋪設另一張床。

如果有誰想領教住房短缺的最糟情況,不妨去看看北方小鎮那些數量龐大的大篷車。自從開戰以來,在完全沒有辦法找到房子的情況下,有一部分的人口湧入了由固定式大篷車組成的臨時住所里。例如,人口8.5萬的維根,周邊大約有200輛大篷車,每輛車裡有一家人——合計約1000人。很難準確地計算出整個工業區究竟有多少這樣的大篷車居住地。當地政府對此隻字不提,就連193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似乎也對此忽略不提。不過,到目前為止,通過調查我還是發現,在蘭開夏郡和約克郡的一些較大的城鎮都能看到類似的情況,更遠的北方或許也一樣。可能整個英格蘭北部有數千個,或許數萬個家庭(不是個人),除了一輛固定大篷車外無處居住。

但是「大篷車」這個詞很容易讓人誤解。它會使人想起一幅溫馨的吉卜賽營地的畫面(當然,是在天氣宜人時),燃燒的火堆發出噼啪聲,小孩撿拾着黑莓,掛着一排排五顏六色的衣物。那些在維根和謝菲爾德的大篷車居住地可不是這個樣子。我看過一些,我非常認真地觀察過維根的居住地,除了在遠東,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那麼髒的地方。的確,我一看見大篷車就立刻想起了緬甸的印度苦力們住的骯髒的狗窩。但是事實上,東方的一切遠沒有這裡這麼糟,因為那裡沒有我們這裡的刺骨、潮濕和陰冷,陽光是很好的消毒劑。

維根骯髒的運河沿岸是一片片的廢棄荒地,駐紮於其上的大篷車好似從垃圾桶里拋撒出的垃圾。它們中的一些的確是吉卜賽大篷車,年久失修。大部分都是老式的單層巴士(10年前那種很小的巴士),取掉輪子而用木頭支撐着。有些只是車皮,頂上是半弧形的薄板,再蒙上帆布,於是裡面的人和外面的空氣之間只有帆布相隔。篷車內部通常有5英尺寬、6英尺高(我在任何一輛車裡都沒法完全站直),6到15英尺長不等。有些我覺得只能住一個人,但是我從未見過裡面少於兩個人的,有的還住着1個大家庭。比方說,有一輛車14英尺長,住了7個人——7個人住在450立方英尺的空間裡;也就是說,每個人的全部居住空間比一個公共廁所的隔間還要小。除非親眼看見,特別是親自聞到那個氣味,否則你着實難以想象這些地方的骯髒與擁擠。每輛車子裡都包括一個很小的簡易廚房,並且塞滿了家具——有時是兩張床,更多的時候是一張,全家人儘可能地擠在一起睡。睡在地上幾乎是不現實的,因為下面非常潮濕。有人給我看過一張床墊,到早上11點還是濕得可以擰出水。冬天車裡非常冷,廚房裡不得不白天黑夜都生着火,不用說,窗戶根本開不了。居住地的水一般是取自消防栓,有些大篷車住戶不得不走上150或200碼去打一桶水。這兒根本沒有什麼衛生設施。大多數人是在大篷車外的一小塊地上弄了一個簡易的小棚當做廁所,每個星期挖一個深坑來埋掉這些排泄物。我在這些地方見到的所有人,特別是小孩,都髒得難以形容,我毫不懷疑他們的體質也很差,沒有別的可能。當我在大篷車間進進出出的時候,總有個念頭困擾着我,如果在這麼狹小的空間裡有人死了會怎麼樣?當然,這樣的問題你是不太好問的。

有些人在大篷車裡住了很多年。理論上政府正着手廢除這些大篷車聚集地,讓這些人搬進房子裡住,但是房子並沒有建好,所以大篷車仍然存在。大部分和我交談過的人都放棄了能住上一所像樣的房子的想法。他們都沒有工作,一份工作和一所房子對他們來說都是渺無希望的事情。有些人幾乎不太關心,而有些人則十分清楚自己的情況是多麼糟糕。有一張女人的面孔總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憔悴而瘦削,顯得非常痛苦和落魄。當時我在那個豬窩般可怕的篷車裡,她正努力讓她的一大群孩子保持乾淨,她當時的感覺一定就如同讓我渾身沾滿糞便時的感受那樣。有一點必須記得,這些人並不是吉普賽人;除了在這出生的小孩,他們全都是體面的英國人,曾經有他們自己的房子;另外,他們的大篷車比那些吉普賽人的差很多,而且無法移動。毫無疑問,尚有些中產階級的人認為他們底層社會的人不會在意這些事情,如果他們坐火車經過這些大篷車居住地,會不假思索地認為這些人是自己選擇住在這裡的,我現在從不和這種人爭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住在大篷車裡的人並不能因此而省下錢,因為他們付的租金和住房子的是差不多的。我從沒聽說租金低過每周5先令的(200立方英尺的地方需要5先令),甚至有的租金高達10先令。有人一定從這些大篷車中獲得了很多好處。不過,導致大篷車依舊存在的直接原因是房屋短缺而非貧困。

我曾經和一個礦工聊天,問他居住的地方房屋短缺的情況是何時變得嚴重的,他說「就在他們告訴我們的時候」,這意味着如今人們的要求是如此之低,以致不管多麼擁擠他們都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他還說當他還是個孩子時,他家11個人睡在一間房子裡,他也沒覺得有什麼,再後來,在他長大以後,他和他的妻子住在一個老式的背靠背式房子裡,去上廁所不僅要走上幾百碼的路,而且到了以後還得排隊,這個廁所是36個人共用的。他的妻子生病了,病得都快沒命了,她依然需要走200碼的路才能到達廁所。這就是他說的人們可以忍受的那類事情——「直到有人告訴他們」。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現在沒有人再認為11個人睡一間房是可以忍受的,甚至那些收入豐厚的人也會隱約被「貧民窟」的問題所困擾。因此,戰後我們會不時聽到談論「重新安置」和「拆除貧民窟」的聲音。主教們、政治家們、慈善家們和其他這類人喜歡做秀式地談論「拆除貧民窟」的問題,因為這樣他們便可以將大家的注意力從更嚴重的問題上轉移開去,就好像拆除貧民窟你就能消滅貧困一樣。但是所有的討論帶來的成果都微乎其微。目前看來,擁擠的情況比十幾年前好不了多少,可能更糟。不同城鎮在解決住房問題的速度上很不一樣。有些城鎮的房屋建設幾乎停滯,而另一些城鎮的建設速度非常快,私人業主正逐漸失去生意。比如利物浦就已經大規模重建了,主要是政府在做。謝菲爾德也同樣開始大規模拆除,並以極快的速度重建——儘管考慮到其貧民窟亂七八糟的狀況,重建速度或許還不夠快。1936年開始,謝菲爾德重建過程中的政府房數量為1398間。據說,要想完全取代貧民區,謝菲爾德需要至少1萬間房。

我不知道為什麼重新安置工作總體進展得如此緩慢,為什麼有些城鎮申請建設貸款會比其他城鎮更輕而易舉?這些問題需要那些比我更了解地方政府事務的人來回答。一間政府房的成本通常為300~400英鎊,而直接生產成本比按合同建造的低很多。這些房子的租金平均是20多英鎊一年,不含稅。所以有人會覺得,即便算上管理費用和貸款利息,政府也能收回足夠的資金以便按需蓋房。當然,在多數情況下,這些房子會租給拿公共救濟金的人,所以政府人員要做的僅僅是左口袋出右口袋進的事情——例如,以救濟金的形式把錢發出去,用租金的形式把錢又拿回來。因為無論如何他們都得發放救濟金,而現在他們付的一部分還被私人業主給吞了。導致房屋建設速度緩慢的原因,一是資金短缺,二是選址困難——因為市政住房不是單獨一棟就可解決問題的,而是要成片建設,有時一次要建數百棟。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一點是,很多北方城鎮在急需住房的同時卻怡然自得地建起了巨大奢華的公共建築。比方說巴恩斯利鎮,最近花了將近15萬英鎊建了一座新的市政大廳,儘管他們需要至少兩千套新的工人階級住房,更不用說公共浴室了。(巴恩斯利的公共浴室有19個男式浴缸——這個鎮有7萬居民,大部分是礦工,他們的家裡都沒有浴室!)政府本可以用15萬英鎊建造350間政府安置房,還剩下1萬英鎊去建造一座市政廳。然而,正如我所說,我不理解當地政府的想法。我只是將房子緊缺而建造速度卻慢如蝸牛的事實記錄下來。

當然,住房還是在繼續建造,政府建的住宅小區是一排排紅色的小房子,鱗次櫛比,像極了兩排豌豆(這種形容方式是從哪兒來的?豌豆可比這些房子有個性多了),這是工業城鎮郊區的典型特徵。這些房子究竟怎麼樣,與貧民區的房子相比如何,通過我日記里的兩段記錄就可以一目了然。房客對於房子的看法截然不同,所以我挑選了一個喜歡的和一個不喜歡的記錄。這些都發生在維根,都是最便宜的「無客廳型」的房子。

1.在比奇山住宅區的房子。樓下:大起居室,帶壁爐、櫥櫃、固定梳妝檯,組合地板。小過道,比較寬敞的廚房。從政府處租用的最新式的電炊具,和燃氣炊具同樣的價格。樓上:兩間稍大的臥室,一間小的——只適合做儲物間或臨時臥室。帶浴室、廁所,有冷、熱水。小花園:住宅區裡的每一個花園都不一樣,不過大多數都比一塊小菜地還要小。家裡有4個人:父母親和兩個小孩。丈夫的工作不錯。房子建築質量很好,看起來很舒適。限制頗多。禁止飼養家禽或鴿子、收留房客、轉租或者在搬離市政房之前經商(收留房客這一條很容易控制,其他條款則不然)。住戶對房子非常滿意並引以為豪。這個小區的房子都保持得很好。市政當局維修得不錯,但是要求住戶保持房子的整潔,等等。租金11先令3便士,含稅。到鎮上的車費是2便士。

2.在威利住宅區的房子。樓下:起居室長14英尺、寬10英尺,廚房非常小,樓梯下的儲藏室也很小,浴室雖小但相當不錯。配有燃氣炊具、電燈和戶外廁所。樓上:一個長12英尺、寬10英尺的臥室,帶一個很小的壁爐,另一間同樣大小,但沒有壁爐,還有一間長7英尺、寬6英尺。最好的臥室帶有一個入牆式的小衣櫃。花園大概有20碼長、10碼寬。家裡有6口人,父母和4個小孩,最大的兒子19歲,最大的女兒22歲,除了最大的兒子,其他人都沒有工作,住戶非常不滿。他們抱怨房子很冷,竄風而且潮濕。起居室的壁爐供暖不足,還會把房子弄得很髒——原因是安裝得太低。最好的那個臥室里的壁爐太小,起不了什麼作用。樓上的牆壁開裂。由於最小的臥室毫無用處,5個人睡在一個臥室里,一個(最大的兒子)睡在另一間。在這個住宅區,花園全都廢棄了。租金10先令3便士,全包。距離鎮上1英里多一點——這裡沒有巴士。

我還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但這兩個已足夠,因為各地由市政當局建造的房子相差不大。但有兩點是很明顯的。第一,最差的政府房也比貧民區的房子要好很多。單單是擁有浴室和小花園這一點就足以彌補其他任何不足。第二,房租貴得多。一個原本每周付六七個先令住在危房裡的人如今搬進政府住宅,每周支付10個先令的情況十分常見。這只會影響那些有工作的或者最近要有工作的人,因為如果一個人受助於公共援助委員會,他的租金就設定為他的救濟金的四分之一,如果超過了這個數,他還可以獲得一份額外的補貼;不過,某些級別的政府房是不允許領取救濟金的人住的。但不管你有工作與否,還是有其他因素使得住在政府房裡需要巨大的生活花費。首先,由於房租高,這裡的商店不僅少而且物品售價更貴。其次,遠離骯髒擁擠的貧民區的獨立大房子,房間會冷很多,不得不燒更多的燃料。再次,對於一個工作的人來說,還需要支付往來鎮上的開銷。上述問題中的最後一點也是拆遷安置最顯著的麻煩之一。貧民區拆遷意味着人口的遷移,當你進行大規模重建時,結果就是空出城鎮中心,把人口重新分散到郊區。這固然是個不錯的辦法,你讓人們從惡臭的小胡同搬到了可以呼吸的地方;但是從這些人自身的角度來看,你所做的就是把他們扔到離上班地點5英里以外的地方。最簡單的解決辦法就是建公寓。如果人們住在大的城鎮裡,他們必須學會如何在彼此的樓上生活。但是北方的工人不大接受公寓;他們甚至輕蔑地稱這些公寓為「廉租房」。幾乎每個人都會和你說他「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顯然,對他們來說,一幢綿延100碼的連體房屋中的一間比半空中的公寓更像「他們自己的房子」。

回到我剛剛提及的兩套政府房中的第二套。住戶抱怨房間又冷又濕。也許房子真的粗製濫造,但也有可能是他誇大其詞。他從我之前看到過的位於維根城中的一間破爛小屋裡搬到這裡;儘管他非常努力才申請到一所政府房,但住了沒多久又想回到貧民區。從表面上看起來這像是在吹毛求疵,但背後包含着相當真實的不滿。很多時候,也許是多半時候,我發現住在政府房裡的人們並不喜歡這些房子。他們很高興可以離開臭氣熏天的貧民區,也知道小孩子有地方可以玩耍會比較好,但他們沒有家的感覺。例外的是那些工作比較好的人,還有那些「上等」人,他們可以多花一點錢在燃料、家具和旅途上。其他那些典型的貧民區居民,很懷念亂七八糟卻溫暖的貧民區,他們抱怨「在偏遠的郊區」,即在城鎮的邊緣,他們在「挨餓」(受凍)。當然大部分的政府房在冬天都非常陰冷。我去過的有些房子,坐落在沒有樹的黏土坡上,頂着凜冽的寒風,對居住者而言,是個非常可怕的地方,並非像大腹便便的中產階級所臆想的那樣,貧民區的居民們自己想這麼髒、這麼擁擠。(比方說看看高爾斯華綏的《天鵝之歌》里關於貧民區拆遷的對話,小說借一個慈善的猶太人之口說出了食利階層的觀念,即貧民區居民造就了貧民區,而不是相反。)給人提供一所體面的房子,他們很快就會學會保持這種體面。而且,住在一所好看的房子裡可以增加他們的自尊心和潔淨度,他們的小孩也能有更好的機會開始生活。不過,住在政府房裡會有一種不安的、被監禁的感覺,住在那裡的人們最清楚不過了。

現在要說到關於住房問題最主要的困難了。當你走過曼徹斯特煙霧瀰漫的貧民區時,你會覺得除了把這些難看的房子拆掉,原地重建一些好看的房子外沒什麼要做的了。但問題是拆掉貧民區的房子的同時,你也破壞了其他的一些東西。房屋緊缺但建得不快,目前正在進行重新安置,不過卻是以一種——也許這是不可避免的——極其不人性的方式進行,這並非只是說房子很新卻很醜陋。所有的房子在一段時間裡都是新的,事實上政府正在興建的房子看起來根本不醜。在利物浦的郊區,鎮上的房子全都是政府興建的住宅,它們看起來就很不錯。鎮中心的工人公寓街區非常漂亮,我覺得是仿造維也納的工人公寓而建。但是整個看起來有點冷冰冰的,毫無生氣。舉個例子來說,你住在一所政府的房子裡會受到各種限制,他們不允許你把房子和花園弄成你想要的樣子——有些住宅區甚至規定所有花園的籬笆必須是一樣的,不允許你飼養家禽或者鴿子。約克郡的礦工很喜歡養家鴿,他們在後院飼養,星期天帶出來較量一下。但是鴿子很髒,政府理所當然要控制它們。對商店的限制就更加嚴格。在政府住宅區裡的商店的數量有硬性規定,據說偏向於合作商店和連鎖商店;這不一定很準確,但住宅區內常見的確實是這一類商店。這對普通民眾已經夠糟了,對獨立經營的店鋪老闆來說更是像一場災難。很多小店主被一些忽視他們存在的安置計劃徹底毀掉了。整個鎮區被全部廢棄,現有的房子被推倒後,居民被轉移到數英里以外的住宅區。這樣一來,這裡所有小店主的主顧被一次性帶走了,而他們卻沒有獲得哪怕1便士的賠償。他們不能把生意轉到住宅區去,因為就算他們可以承擔搬遷的費用和更高的租金,也可能拿不到執照。至於小酒館則幾乎完全被逐出住宅區,剩下幾間是由大型酒廠開的那種沉悶的、假都鐸式的酒館,非常昂貴。這對中產階級的人來說是個麻煩——這可能意味着喝杯啤酒需要走上1英里;對於把酒館當做俱樂部的工人階級來說,這是對他們的社區生活的嚴重打擊。讓貧民區居民住上像樣的房子是一個巨大的成就,但不幸的是,由於我們處在這個特殊的時代,人們認為剝奪他們最後僅存的一點自由也是必要的。這些居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也正是這種感覺讓他們有理由抱怨新房子——作為房子是比他們之前住的那些好多了,但冰冷、令人不安、沒有「歸宿感」。

有時我在想,付出一些自由的代價不會像永遠骯髒不堪一般總是如影隨形。有些政府住宅區的新房客得先系統地清除虱子,才被允許住進房子。他們所有的東西,除了隨身穿戴的,全部都要熏蒸以後再送進新房子。這個程序的確是有必要的,因為把虱子帶進新居將會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情(只要有半點機會虱子就會順着你的行李跟進來),但是這種事會讓你想把「衛生」這個詞從字典里去掉。虱子固然不好,但人們居然讓他人把自己當成羊一般清洗則更糟糕。然而,但凡涉及貧民區拆遷,或許就免不了種種限制和非人性化的手段。畢竟,最重要的是人們將住在像樣的房子裡而非豬圈。我見過許多貧民區住戶,因為這個陷入了切斯特頓式的欣喜中。在這裡,兒童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婦女從繁重的家務中稍得解脫,男人有一塊小花園可以蒔花弄草,比在利茲和謝菲爾德臭氣熏天的小巷要好很多。總的來說,政府房比貧民區的要好一些,但也好不了多少。

在研究住房問題的時候,我對不同礦區的村莊和城鎮的大量房子進行拜訪和調查,總共大約有一兩百間。在結束這一章前,我不能不提到我在每個地方獲得的禮遇和善意。我不是孤身前往——總有一些當地的失業者朋友帶着到處走——但就算如此,敲開陌生人的門然後要求看看臥室牆上的裂縫始終是失禮的。然而每個人都相當有耐心,看起來幾乎不需要解釋什麼就明白為何我要詢問他們以及我想要看什麼。如果一個人未經允許跑進我家,開始問我屋頂有沒有漏水、我有沒有因為虱子而頭疼、我怎麼看待我的房東,我也許會對他說見鬼去吧。我只遇見過一次意外,有個婦女有點輕微的耳聾,把我當成了貧困狀況調查員,但過了一會她的態度緩和了,提供了我需要的信息。

有人告訴我,作者引述他自己的評論是一種很不好的方式,但是在這裡我要回應一位《曼徹斯特衛報》評論家對我的書做出的中肯評價:

奧威爾先生住在維根或白教堂區後,仍然用一種準確無誤的方式對所有善行視而不見,為的是全力醜化人性。

你錯了。奧威爾先生在維根已經「住」了很長時間,但並未喚起他醜化人性的欲望。他非常喜歡維根——喜歡的是那裡的人,而非風景。真的,他所見到的只有一處不如意,那就是他渴望看到著名的維根碼頭。唉!維根碼頭已經被拆掉了,甚至連它曾經存在的地點都不能確定了。

第五章

當看到失業者的人數是200萬的時候,人們會以為只是兩百萬人沒有工作,餘下的人則相對而言衣食無憂。我承認直到最近我都習慣於這麼想。我過去認為,如果你將已經登記失業的約200萬人歸入貧困行列,再加上那些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沒有登記的人,在英格蘭食不果腹者的數量(所有領取救濟金的人或者差不多狀況的人都屬此類)至多為500萬。

這一數據大大低估了真實人數,原因在於:第一,能夠出現在失業數據里的是那些實際領取救濟金的人——亦即他們通常是家裡的戶主。失業者的家屬不會在名單上顯示,除非他們也能單獨領取一份補貼。一名勞工介紹所的工作人員告訴我,要想獲得依靠(不是領取)救濟金生活的人的真實數據,你得在官方數據的基礎上大約乘以3。僅僅這樣就使得失業人數達到約600萬。此外,很多人雖然有工作,不過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可能和失業也差不了多少,因為他們領到的工資連基本生活都滿足不了。(例如,一份蘭開夏郡紡織廠最近的調查顯示,超過4萬名全職工人每人每周的工資低於30先令。在普雷斯頓,僅以其中一個鎮為例,這個鎮裡周薪超過30先令的人數是640人,而低於30先令的有3113人。)考慮到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再加上之前提到的領取養老金的年老者、窮人以及其他無法歸類的人,得到的食不果腹的人數遠遠超過1000萬。約翰·歐爾爵士[1]認為應該有2000萬。

作為工業礦區的典型,維根的參保工人數在3.6萬上下(2.6萬男性和1萬女性)。其中,1936年初失業人數大約為1萬人。不過這是冬季的數據,此時礦工們都是全天候工作的,夏季的失業人口則可能達到1.2萬人。將以上數字乘以3,可以得到3萬人或者3.6萬人。維根的總人口數略低於8.7萬人,因此,無論何時都有超過總人數三分之一的人——不僅僅是登記在冊的工人——是領取或者依靠救濟金生活的。這1萬或1.2萬失業人口包括由4萬~5萬礦工組成的穩定的核心人群,他們在過去的7年時間裡不斷失業。作為一個工業城鎮,維根之前的狀況並不是特別差。就連前兩年因戰爭和戰爭傳言而表現強勁的謝菲爾德,失業人數的比例也是一樣的——註冊工人中有三分之一失業。

男性首次失業後,只有當他的保險印花用光了,他才能領取「全額補貼」,額度如下:

           每周

男性         17先令

妻子         9先令

每個14歲以下的小孩  3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