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凜冬 - 第3章
肯·福萊特
房間裡的另外一張照片是母親和社民黨領袖弗雷德里希·埃伯特的合照。埃伯特是戰後德國的第一任總統。這張照片是大約十年前拍攝的，照片上母親留着短髮，穿着無袖低腰裙。卡拉會心地笑了：那在十年前一定很時尚。
書架上放着機構名錄、電話簿、好幾種語言的字典和地圖冊，但沒有卡拉可看的書。她打開抽屜，裡面放着一些鉛筆、幾副包裝完好的新手套、一包月經墊，以及一本記着名字和電話號碼的筆記本。
卡拉把桌子上的日曆調整到了這天：1933年2月27日，星期一。然後把一張紙放進打字機。她在紙上打下了自己的名字：海克·卡拉·馮·烏爾里希。五歲時她對家人說自己不喜歡海克這個名字，讓大家都叫她卡拉。讓她有些驚訝的是，家裡人都照辦了。
打字機鍵盤上的每個鍵都連接着一根能帶動墨帶的金屬棒，文章和信都是通過墨帶的起起伏伏打出來的。卡拉不小心同時按下了兩個鍵，使兩根金屬棒攪在了一起。她試圖把它們撥開，但沒有成功。按別的鍵也沒有用——攪和在一起的金屬棒反倒多了一根。她抱怨了一聲：這回又惹上麻煩了。
大街上傳來的喧鬧聲打斷了卡拉。她走到窗前，十幾個衝鋒隊員列隊站在馬路中央高喊：「殺死所有猶太人，猶太人進地獄去吧！」卡拉不知道他們為什麼這麼恨猶太人，猶太人看上去和別的民族沒有什麼不一樣啊！她吃驚地發現，站在隊列前方的正是剛才遇見的施瓦布中士。施瓦布被解僱時卡拉覺得很難受，她知道他很難再找到工作了。德國有好幾百萬人都在找工作；父親說現在是經濟蕭條期。但母親堅持要解僱施瓦布：「怎麼能放小偷在家裡呢？」
衝鋒隊的口號變了：「搗毀猶太人的報紙！」隊員們異口同聲地呼喊着。有人開始扔東西，一棵爛菜在一家全國性報紙的門口濺了一地。讓卡拉害怕的是，他們很快把矛頭轉向了《社會民主黨人》雜誌所在的大樓。她連忙後退，透過窗角偷偷朝外張望，希望衝鋒隊員們沒看見她。他們在大樓外面停住腳步，嘴裡仍然喊着口號。有個人朝樓上扔了塊石頭，砸中了母親辦公室的窗玻璃，幸好玻璃沒碎，但卡拉還是害怕地輕輕叫了一聲。過了一會兒，有個戴着紅色軟帽的打字員進來了。「怎麼啦？」她問卡拉，然後朝外看了一眼，「哦，天哪！」
衝鋒隊員們走進大樓，樓梯上響起他們的腳步聲。卡拉害怕極了：他們會幹些什麼啊！
施瓦布中士走進母親的辦公室。他猶豫了一會兒，看見辦公室里只有卡拉和打字員以後，放鬆了下來，拿起打字機就往窗外扔，打字機破窗而出，摔到樓下，玻璃碎了一地。卡拉和打字員情不自禁地尖叫起來。
更多的衝鋒隊員喊着口號進來了。
施瓦布抓住打字員的胳膊問：「親愛的，辦公室的保險箱在哪兒？」
打字員驚恐地回答說：「在檔案室里。」
「帶我過去。」
「好，都聽你的。」
施瓦布拽着她出去了。
卡拉哭了一會兒，然後自己停了下來。
她想躲在桌子下面，但很快打消了這個念頭。她不想在這些人面前露怯。內心的某種東西讓她想進行反擊。
但她該怎麼辦呢？她決定去提醒母親。
她走到門口，看了看走廊。衝鋒隊員們在幾個辦公室之間進進出出，但還沒有走到盡頭的那幾間。卡拉不知道會議室里的人有沒有聽到動靜。她拼盡全力沿着走廊跑，但一陣尖叫讓她站住了。她向聲音傳來的辦公室里看了一眼，發現施瓦布正用力搖晃着戴軟帽的打字員：「快告訴我鑰匙在哪裡？」
「我不知道，我發誓說的是實話。」打字員哭着說。
卡拉氣極了，施瓦布沒權這樣對待一個女人。她大聲喊：「施瓦布，你這個小偷，不准碰她。」
施瓦布恨意滿滿地看着她，卡拉心一涼，滿心都是恐懼。接着施瓦布把目光投向卡拉身後的一個人：「把這孩子給我拎出去。」
卡拉被人從後面提了起來。「你是小猶太人嗎？」這男人問，「你滿頭都是黑髮，一看就是個小猶太崽子。」
卡拉嚇壞了。「我不是什麼猶太人。」她尖叫着。
衝鋒隊員把她抱過走廊，送進了母親的辦公室。卡拉蹣跚幾步，跌倒在地。「給我老實待着。」說完他就走了。
卡拉站起身，她沒有受傷。走廊里都是衝鋒隊員，卡拉沒法找到母親，但必須找人幫忙。
卡拉朝打碎了的窗戶外面看去。街道上聚集了一小群人。兩個警察正站在旁觀的人群中閒聊。卡拉朝那兩個警察大喊：「警察先生，快救命啊！」
他們看着卡拉，笑了。
笑聲激怒了她，怒氣使她膽大了許多。她往辦公室門外張望，偶然間看見了牆上的火災警報器。她走到警報器前，抓住把手。
卡拉猶豫了，沒有火災絕不能拉響警報器。牆上貼着的告示上說，亂拉警報將受到可怕的處罰！
但她還是拉下了把手。
一開始風平浪靜，什麼聲音都沒有。警報器可能壞了吧，卡拉心想。
很快，此起彼伏的電喇叭聲便響徹了整棟大樓。
記者們立刻從走廊那頭的會議室跑出來，約克曼是第一個。「發生什麼事了？」他扯着嗓門怒氣沖沖地問。
一個衝鋒隊員說：「你們這些猶太共黨分子辦的破雜誌侮辱我們的領袖，我們要關閉這裡。」
「從我的辦公室里出去。」
衝鋒隊員不顧他的阻撓，闖進了側面的一間辦公室。沒一會兒，辦公室里傳來女人的尖叫聲和像是金屬台面被推翻的聲音。
約克曼轉身對一位下屬說：「施奈德，趕快把警察叫來。」
卡拉知道叫警察沒用，警察已經在樓下了，卻什麼都沒有做。
母親推開人群，跌跌撞撞地沿着走廊往前沖。「你沒事吧？」她一把摟住了卡拉。
卡拉不希望母親在眾人面前把她當個孩子。她推開母親，說：「別擔心，我很好。」
母親四處看了看：「我的打字機呢？」
「他們把你的打字機扔到窗戶外面去了。」卡拉馬上想到，媽媽再也不會因為打字機按鍵的操縱棒攪合在一起而遷怒於她了。
「我們必須馬上離開這兒！」母親抓起桌子上的相框，拉着卡拉的手，匆忙地離開了自己的辦公室。
衝下樓梯時，她們並沒受到衝鋒隊員的阻攔。在她們的前方，一個可能是記者的健壯男子抓住一個衝鋒隊員的衣領，拉着他出了大樓。母女倆跟着這兩人走出來。另一個衝鋒隊員緊跟在她們身後。
男記者把衝鋒隊員拖到兩個警察面前。「請以搶劫的名義逮捕他，」記者說，「他搶的一罐咖啡還在衣袋裡呢！」
「放開他。」較年長的警察說。
記者很不情願地放開了衝鋒隊員的衣領。
跟在卡拉和母親身後的衝鋒隊員站到了同夥身邊。
「先生，你叫什麼名字？」警察問剛鬆開手的記者。
「我叫魯道夫·施密特，是《社會民主黨人》雜誌派駐在議會的首席記者。」
「魯道夫·施密特，我以襲警的罪名逮捕你。」
「太荒唐了，我抓住了正在偷竊的小偷。」
年長的警察對兩個衝鋒隊員說：「把他帶到派出所去。」
兩個衝鋒隊員架住了施密特的胳膊。施密特起先想反抗，但馬上改變了主意。「這件事的所有細節都將出現在下一期《社會民主黨人》雜誌上！」他說。
「不會有下一期雜誌了，」警察說，「把他帶走。」
消防車到了，十幾個消防隊員從車上跳了下來。消防隊長飛快地對警察說：「我們要對這幢大樓進行清場。」
「回你們的消防隊去，這裡沒什麼火情，」年長的警察說，「只是衝鋒隊在關閉一家共產黨的雜誌社而已。」
「這和我無關，」消防隊長說，「警報器響了，我們就得把所有人都撤出來，就算是衝鋒隊員也得從樓里出來。不需要你們幫忙，我們能對付！」說完他帶着部下進了大樓。
卡拉聽見母親在喊：「哦，不。」她轉過身，看見母親正瞪着人行道上散了架的打字機。打字機的金屬面板脫落下來，露出連接按鍵和金屬杆的連接帶。鍵盤已經被摔得不成形了，滾筒的一端脫落了，換行時會響的小鈴孤苦伶仃地躺在地上。打字機不是什麼稀奇的玩意，但母親看起來像是要哭了。
衝鋒隊員和雜誌社員工在消防隊員的簇擁下走出大樓。施瓦布中士強辯道：「根本沒有什麼火災！」消防隊員卻只是一個勁地把他往外推。
約克曼走到母親面前說：「他們沒來得及造成很大的傷害——消防隊阻止了他們。按下報警器的人立了大功！」
卡拉原本擔心會因為假報火警而受到責怪。這時她意識到自己做了件正確的事情。
她拉起母親的手。這個細微的動作似乎能暫時使母親從悲痛中擺脫出來。母親用袖子擦了擦眼睛，反常的行為說明她確實受到了很大的震動：要是卡拉哭，母親一定會讓她用手絹擦的。「我們該怎麼辦啊？」母親從來沒說過這種話——她總是知道下一步該怎麼做。
卡拉注意到近處站着兩個人。她抬起頭，看見一個和媽媽年齡相仿、很有氣勢的漂亮女人。卡拉見過她，但已經完全認不出她來了。站在旁邊的男孩，從年紀上看，像是她的兒子。男孩不是很高，瘦瘦的，但長得像個電影明星。他的面容很清秀，只是鼻子塌了，有點破相。面對此情此景，兩位來客都很驚奇，男孩更是被氣壞了。
女人開了腔，她用的是英語。「茉黛，你好，」卡拉覺得她的聲音有些許耳熟，「你沒認出我來嗎？」她說，「我是艾瑟爾·萊克維茲，這是我的兒子勞埃德。」
勞埃德·威廉姆斯在柏林找了家不用花多少錢就能練一小時拳擊的俱樂部。俱樂部位於工人階級聚集的城北維丁區。他練了會兒實心球，跳了會兒繩，打了會兒沙袋，然後戴上頭盔，在繩圈裡打了五個回合。俱樂部教練為他找了個年齡和體形都差不多的對手——勞埃德是個次重量級拳手。德國拳手經常能出其不意地出拳，沒幾個回合，勞埃德就挨了好幾下。躲閃一番以後，勞埃德突然打了記左勾拳，把對手打翻在地。
勞埃德生長在倫敦東部一個民風兇悍的街區里。十二歲時他在學校受到欺負。「我小時候也被欺負過，」繼父伯尼·萊克維茲對他說，「學校里最聰明的孩子肯定會被班裡的刺頭挑出來欺負。」被勞埃德喚作「爸爸」的伯尼是猶太人——他的母親只會說意第緒語。伯尼把勞埃德帶到了阿爾德蓋特拳擊俱樂部。艾瑟爾反對這麼做，但伯尼沒有聽她的，這在兩人的婚姻生活中並不多見。
勞埃德學會了迅速移動、狠狠出拳，很快就沒人敢欺負他了。他的鼻子經常被打碎，以至於不再像以前那麼英俊了。然而勞埃德發現自己具有拳擊方面的天賦。他反應很快，衝勁十足，經常在繩圈裡把對手打倒。勞埃德沒有選擇轉入職業拳壇，而是打算進劍橋大學深造，這讓俱樂部教練非常失望。
勞埃德沖了個澡，穿上衣服，走進一間工人們經常聚會的酒吧，買了杯生啤酒，坐在吧檯前，給同母異父的妹妹米莉寫信，把自己和衝鋒隊員之間發生的衝突告訴她。米莉對母親帶勞埃德去柏林很妒忌，勞埃德答應寫信告訴她旅途中的所見所聞。
勞埃德被這天早上的衝突嚇得不輕。政治是他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母親艾瑟爾是英國議會的議員，父親伯尼是倫敦市的市議員，他本人是倫敦勞動青年聯盟的主席。但至今為止，他眼中的政治只是辯論和選舉。他從沒見過穿着制服的惡棍在警察的微笑縱容下胡作非為。這種撕下和善偽裝的政治，把他嚇壞了。
「米莉，倫敦會發生這種事嗎？」他在信中問。直覺告訴他這種事完全不可能。但希特勒在英國的實業家和報業寡頭中很有人氣。幾個月前，一身匪氣的下院議員奧斯瓦爾德·莫斯利創立了英國法西斯同盟。和德國的納粹黨人一樣，他們喜歡穿着軍裝上躥下跳。接下來還會發生些什麼呢？
寫完信，勞埃德把信折起來，乘地鐵回到了市中心。他和母親將和沃爾特·烏爾里希夫婦共進晚餐。勞埃德經常聽母親說起茉黛的事情。母親和茉黛是地位懸殊的朋友：艾瑟爾在茉黛家的大宅子裡當過女傭。之後她們卻一起參政，為婦女的選舉權而鬥爭。鬥爭期間她們創立了一份名為《軍人之妻》的女性報紙。後來她們在政治策略問題上發生分歧，漸漸疏遠了。
勞埃德清楚地記得1925年去烏爾里希家的倫敦之行。那時，五歲的埃里克和三歲的卡拉都學會了德語和英語，而他卻只會一門英語，這讓他頗為尷尬。也正是在那次倫敦之行中，艾瑟爾和茉黛和解了。
勞埃德走進羅伯特酒館，裡面擺放着長方形的桌椅和裝飾着彩色玻璃的鐵製燈座，內部裝潢非常精緻。可最讓他傾心的還是盤子旁邊直立着的漿白色餐巾紙。
母親和烏爾里希夫婦已經先到了。走到桌前，勞埃德才意識到兩位女士打扮得非常動人：兩人都姿態優雅，衣着華貴，美麗而自信。引得餐廳里的其他客人都在看她們。勞埃德很想知道母親對時尚的把握有多少是從這位貴族朋友那兒學來的。
點完了菜，艾瑟爾解釋了她的來意。「1931年我落選了議員，」她說，「我想在下次競選中贏回來，但我還要養家。幸運的是，茉黛，你教會我怎麼做一名記者。」
「我沒教你什麼，」茉黛說，「你本身就有當記者的才能。」
「我正在為《新聞紀事報》撰寫有關納粹的系列報道，我還和出版人維克托·格蘭茨簽了合同，要為他寫本書。我讓勞埃德來這兒當我的翻譯——他正在學法語和德語。」
勞埃德發現母親笑得很自豪，覺得自己配不上這樣的誇讚。「我的翻譯技能沒經過多少實踐檢驗，」他說，「至今為止，我們見的大多是像你們這樣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人。」
勞埃德點了在英國沒吃過的裹着麵包粉的炸小牛肉。他覺得這道菜非常美味。吃飯時，沃爾特問他：「你可以不去上學嗎？」
「媽媽覺得這樣學德語能更快些，學校也同意讓我來。」
「到議會為我工作一段時間，怎麼樣？你能整天都說德語，只是我不能付給你工資。」
勞埃德激動起來：「太好了。真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啊！」
「還需要艾瑟爾同意。」沃爾特補充道。
艾瑟爾笑了。「等我真需要他的時候，你可得給他放假哦！」
「這是自然。」
艾瑟爾把手伸過桌面，碰了碰沃爾特的手。這是種相當親密的姿態，勞埃德意識到三個大人間的關係非常好。「沃爾特，你真是太好了。」艾瑟爾說。
「對熱衷於政治的年輕人我是來者不拒的。」
艾瑟爾說：「我對政治有點看不懂了，德國到底在發生些什麼啊？」
茉黛說：「20年代中期這裡一切都還好，德國有一個民主政府，經濟發展得也非常快。但1929年的華爾街股災把一切全毀了。現在我們正深陷於經濟危機之中。」她的聲音似乎因為悲憤而顫抖着，「上百人排隊競爭一個工作機會。我觀察着他們的臉，都很絕望。他們不知道該如何養活家裡的孩子。這時納粹給了人們希望，而那些人會問自己：我還有什麼可失去的呢？」
沃爾特似乎覺得她誇大了事實。他故作輕鬆地說：「好在希特勒沒有贏得議會的多數。上次選舉時，納粹只獲得了三分之一的選票。儘管他們的票數最多，但領導的是個少數派當權的政府。」
「這就是希特勒要再進行一次選舉的原因，」茉黛插話說，「他希望在議會中獲得多數，把德國變成他想要的野蠻的極權國家。」
「他能達到目的嗎？」艾瑟爾問。
「當然不能。」沃爾特回答。
「是的，他不能。」茉黛附和道。
沃爾特說：「我不相信德國人會為獨裁投贊成票。」
「但這不會是一次公正的選舉，」茉黛怒氣沖沖地說，「看看今天在雜誌社發生的事吧。批評納粹的人都處在了危險之中。與此同時，擁護納粹的標語卻鋪天蓋地。」
勞埃德說：「似乎沒見人反抗過！」他心想，如果上午早幾分鐘去雜誌社就好了，那樣他就可以給衝鋒隊員來上幾拳。他意識到自己不經意間捏起了拳頭，連忙把拳頭鬆開。但他的怒火沒有消散。「左翼分子為何不去洗劫納粹雜誌的辦公室？讓他們嘗嘗這種滋味就好了。」
「我們不能以暴制暴，」茉黛動情地說，「希特勒正在尋找鎮壓反對派的機會——他想藉機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取消所有的公民權利，把反對者投入監獄。」她懇求地對勞埃德說，「不管形勢如何嚴峻，我們都不能給他這個機會。」